政治高压与伪满基督教文字事工

 

政治高压与伪满基督教文字事工

——兼及伪满官方基督教调研资料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  徐炳三

 

基督教文字事工是教会传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此已有精深的研究,然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基督教的文字事工却鲜有人关注。或有人认为基督教文字事工在日军思想钳制下萎缩,不足为论,但笔者查阅伪满期间东北教会相关文献,发现伪满十余年间基督教出版和文字布道活动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这种活力的背后渗透了诸多政治色彩,或者说政治力量的其动力之一。不同教派文字事工的消长盛衰,同样不乏政治元素的作用。故本文拟就伪满基督教文字事工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伪满政教关系与基督教文字事工

 

最早进入东北的基督教宗派是天主教,早在1693年罗马教皇就将东北划归北京教区管理,1838年成立满蒙教区后独立发展。新教于1867年传入东北,主力为英国长老会,20世纪初迅速发展。东正教在1665年俄国侵略黑龙江流域时传入东北,1917年后随着俄国流民的大量涌入实力增强。

东北沦陷后,日伪的宗教政策不断紧缩,因传教士的国籍背景,基督教所受的控制尤为严密。1938年伪民生部颁布《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①],并辅之以《布教者身份证明书发给规则》、《寺庙财产保管规则》等配套措施[②],强力掌控了各宗教的传教权、财产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实际打击方面,教会受到日伪特务的严密监控,基督徒被拘捕刑讯的事件时有发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敌国的传教士均遭逮捕,基督教遭遇严重挫折。

就出版而言,1932年日伪颁布了“出版法”,禁止发行某些出版物,并焚毁了大量现有书刊。1937年日伪又颁布《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法》,垄断了教科书的发行,并批量从日本进口图书。[③]在关东军报导班的策划下,伪满于1936年成立弘报协会,控制了伪满主要的新闻机构。至1940年,协会控制的报刊已达到伪满刊物发行量的90%,未加盟的新闻社亦被其严密掌控,舆论完全被官方控制。[④]

如此情形,似乎基督教出版事工无法存续,然悖论的是,此时的基督教文字事工却异常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伪满期间公开发行的基督教期刊有19种,各类著述及调查资料近二十种,另有若干种有关基督教的年鉴和报告。这些出版物除少量创刊较早外,绝大部分诞生于东北沦陷以后。其原因何在呢?分析一下当时出版机构的归属,并考察伪满的政教关系,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这些出版机构分别为西方天主教会、日本新教教会和伪满官方,隶属西方新教教会和东正教会的则寥寥无几,反映出掌握伪满基督教圈主流话语权的诸势力。

天主教会在东北基督教各派中地位略显特殊。虽然下层天主教徒屡遭迫害,但教会上层的政治地位较高,天主教在伪满并未伤及元气。这是因为教廷出于传教利益的考虑,于1934年与伪满建立了官方往来。[⑤]教廷在长春设立“驻满代表部”,大主教高德惠(A. Gaspais)被任命为梵蒂冈驻伪满的外交代表,双方互有使节往来。[⑥]这种违背道义的态度换取了日本对天主教的扶持,在比利时、加拿大等日本敌国神甫被捕的同时,德法籍传教士掌握了天主教的管理权,天主教势力一度膨胀。在此背景下,伪满天主教出版事工日渐发达,天主教期刊达13种,其中8种创刊于东北沦陷后。[⑦]

伪满新教的内部关系也比较复杂。西方教派在伪满中后期衰落式微,日本新教领袖逐渐掌握了东北新教的领导权。1933年9月,日本长老会牧师日匹信亮和山下永幸在东京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开始对东北华人传教,1938年下辖教会达15个。[⑧]其后山下等人将其改组为东亚传道会,将传教触角一直延伸到海南岛。[⑨]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山下等人于1936年12月联合东北各派教会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实现对原有基督教体系的控制和重组。联合会中满洲基督教会的信徒比例仅占3.04%,但因幕后有日伪的支持而成为整个联合会的领导者。[⑩]1941年,石川四郎接替了山下永幸的职位,加强了对教会的掌控力度,教会组织和附属事业均被牢牢控制,并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日本教会为了扩大传教成果和配合日本国策,开始大量发行基督教出版物。

伪满官方推出的基督教出版物,严格讲并不属于基督教出版事工的范畴,但是其文献包含相对系统的基督教历史与现状的介绍,且与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撇开它不谈。伪满基督教出版的官方机构主要有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伪民生部厚生司、文教部、官方通讯社、各类协会等等。满铁曾成立专门的调查机构,刺探中国情报为其侵略服务,留下大批统计资料;伪满民生部、文教部、通讯社等皆有文化管理、舆论宣传和思想控制的职能,亦多关注社会百态。这些机构留下的基督教文字有资料汇编、著作、调查报告等形式,除对基督教状况客观描述以外,还有控制手段和方式的建议,是伪政府重要的参考资料。伪满官方对基督教的调查研究,完全是出于宗教控制的需要。

可见,伪满时期基督教出版事工的勃兴,与日伪政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该时期特殊政教关系的反映。日伪政权对某些教派的扶持,是基督教出版物增多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受到冲击的西方新教教派和东正教在基督教出版领域作为有限。

 

二、伪满天主教出版物及其政治元素

 

近代东北天主教并无专门从事文字事工的修会,早期信徒所需的圣经和基督教读物,一般由所属修会从中国内地天主教出版机构购买。东北最早的天主教出版机构出现时间不详,但有一份名为《波兰天主教星期日报》的期刊在1922年就已经在哈尔滨发行,可知至少此时哈尔滨天主教会已建立了印刷所,或利用其它印刷所刊行天主教出版物。而1930年德国传教士在延吉开设的天主堂印刷所,则为一所性质明确的天主教印刷所。1935年该所曾推出月刊《天主教青年》,是为当时东北天主教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之一。[11]

东北影响较大的天主教出版机构是创设于1934年的奉天小南关印书馆。天主教会从外国购买刷机器、铅字和其它必需品,向河间府耶稣会印书馆寻求技术支持。10月30日,耶稣会派遣韩修士(Fr. Haser)到奉天,招收并指导16名印刷学徒。同年11月21日印书馆正式开张。截止1935年11月底,该馆已经印刷《圣经》、《新要理问答》、《公教年鉴》、《满洲公教月刊》等资料,总量达数万册。[12]该馆还出版了《小八家子小史》一类的宗教著述。[13]

伪满时期天主教会出版物有两类,一类是《圣经》和其它教义小册子的翻印,另一类是期刊、年鉴、著述等新创的地方性文献,其中期刊的影响力最大。就目前所知,截止1938年,东北天主教期刊的发行情况见下表:

 

1:伪满天主教期刊一览表

刊名 发行地 创刊年 周期 份数 内容 语种
《奉天抚顺天主教堂》 抚顺 1927 双月刊 5000 差会新闻 英语
《波兰天主教星期日报》 哈尔滨 1922. 4 周刊 1300(430份国外) 信仰和社区新闻 波兰文
《基督教社会运动》 哈尔滨 1923. 7 月刊 1000 信仰和社会 波兰文
《哈尔滨年鉴》 哈尔滨 1923 年刊 —— 年鉴 波兰文
《远东》 哈尔滨 1925 不定期 不详 贸易、工业科学和文化 波兰文
“Bulletin Catholique”de I’Eparchie Russe du rite byz-slave en Manchurie 哈尔滨 1931 月刊 500(320份国外) 神学和信仰新闻 俄文
《公教进行月刊》 松树嘴子 1934 季刊 260 天主教活动 中文
《天主教青年》 延吉 1935 月刊 5000 儿童报纸、信仰 韩文
《龙沙公教月刊》 齐齐哈尔 1933. 7 月刊 1000 信仰 中文
《龙江天主教总堂小报》 齐齐哈尔 1934. 3 半月刊 500 信仰 中文
《小朋友》 齐齐哈尔 1934. 6 半月刊 1200 儿童报纸、信仰 中文
《铎声》 齐齐哈尔 1936. 7 半月刊 1000 儿童报纸、信仰 中文
《满洲公教月刊》 奉天 1935 月刊 1700 信仰和差会新闻 中文
《满洲帝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 奉天

 

1935 年刊 755 差会目录 法中双语

资料来源:Rudolf Lowenthal,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Peking: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 1940.(附表)

 

从上表可见,伪满时期的天主教期刊(含年鉴)共14种,其中9种创刊于东北沦陷时期,8种此前创刊者沦陷后仍在存续。期刊多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内容,也不乏教会历史、现状及社会信息。从发行地来看,哈尔滨有5种,齐齐哈尔有4种,奉天有2种,抚顺、松树嘴子和延吉各1种。从语种来看,中文6种、波兰文4种、英文韩文各1种、中法双语1种。黑龙江省天主教在办刊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而抚顺和延吉的两份刊物发行量最大。

奉天的天主教刊物虽然只有发行量有限的两种,但它们关照了东北天主教的全局,其重要性和代表性显而易见。1935年创刊的《满洲帝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系中、法文年刊,发行量755份,现可查阅到1935-1941年共5卷。该年鉴主要涉及东北各教区历史、现状、传教士名录及各类统计。每一教区大致包括如下子栏目:教区疆域及区内之居民、沿革历史、教会阶级、教区总务处及关系各机关、教区现状及成绩、备忘录等。主体部分多为人名地址录、组织构成、信徒数字、各种事业统计,历史沿革较为简略。其中照片插图百余幅。该年鉴较为客观地提供了伪满东北天主教的基本信息。

创刊于1935年的《满洲公教月刊》是东北天主教各修会领袖联合创立的中文月刊,发行量1700份,现可查阅到1935-1941年共7卷77期。该刊主要内容为教会历史、新闻和信仰教育。基本栏目包括:论坛、论著、圣教道理、历史、公教教育、国内教务新闻、国外教务新闻、译著、文艺、杂俎、杂记、插图等。探讨天主教教义和文艺性的文章占较大篇幅,但反映东北天主教历史与现状的记述也有相当的分量。其内容以伪满为主,也含有中国内地和国际天主教的新闻,另有数百帧珍贵的历史照片。该刊对伪满天主教会发展的诸多细节有精细的描述,是了解伪满天主教史不可或缺的文献。

天主教期刊能够在伪满存活,即便没有日伪政权的扶持,也必定要得到其默许,至少其政治观点不得与伪满精神相悖,故各刊物大都只谈宗教而缄口政治。但是,迫于政治压力,天主教出版物很难独善其身,其间或多或少夹杂了鼓吹日本侵略合理性的政治元素。以《满洲公教月刊》为例,在1935年发刊词中称:“今满洲九教区,教民约14万之众,急需相当刊物,以求团结全国教民精神,并期其互相联络,共尽本分。如是,对于教内,则可收获联络之益;对于教外,则可显示团结精神。”[14]此言论强调“教内”和“教外”两个办刊维度,“教外”二字意味深长。次年在创刊周年纪念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办刊宗旨:“本刊因为‘不论政事’,所以,迄未正式涉及‘日满亲善’、‘忠君爱国’等问题,但话里行间,却不无‘感激友邦’、爱敬君长之意味,这是差堪告慰的。”[15]其政治倾向渗透字里行间。当然,这种倾向未必为办刊人的真实意图,或许教会只是假意对伪满示好以保障自身生存。该刊曾受到被伪政府的严格审查,第一期特刊出版后,经过三个月审核才得以正式发行。[16]或许是考虑到与梵蒂冈交好对其外交的意义,日伪政权对该刊十分重视。曾任伪国务总理的郑孝胥、伪参议府参议沈瑞麟、伪立法院秘书长刘恩格等伪满要人均为该刊题词。[17] 《满洲公教月刊》体现政治意识的篇章大概有四类:

其一是明确天主教与伪政府的关系。《月刊》坚持“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的原则,要求信徒服从伪满政权。其中多篇引用保罗的话:“汝当通知,虽为教民,亦属于皇帝官长权下”,要求东北信徒“凡无碍教规者,均宜惟命是从。一切言行,凡有碍满洲国者,一律远避,除竭力爱国以作表率外,尚宜虔祈天主,恩赐皇帝福寿无疆,国泰民安。”[18]要求东北信徒在伪满建国纪念日悬挂伪国旗庆祝,“并于各教堂内,皆行公同祈祷,恭诵经文,虔求天主,赏赐皇帝,福祚绵长,国泰民安,以贯彻精神之庆祝。”《月刊》还专门编制东北天主教统一的建国祷文及官府祷文。[19]《月刊》一再强调天主教与政治并不矛盾,从天主教教义、慈善事业和与各国交换使节等方面论证教会对政治的价值。[20]《月刊》主编、奉天天主堂司铎阎书青还通过广播,演讲天主教对于伪满繁荣、“联日反共”、“忠君爱国”的贡献。[21]

其二是对日伪政权的溢美和称颂。此类论述多为教会学校学生的文论,大都放在每期最后“学生文坛”一栏中。具体内容无须赘述,从文章题目即可窥其一斑,如《我满洲国前途之希望》、《满洲乐土》、《日满提携为束亚和平之基础说》、《日本友邦对我满洲国援助之感想》、《友邦承认我国第四周年纪念感想》、《诏书奉戴式志感》、《慰问军警书》、《满洲国民无苦无忧》、《王道乐园里的儿童使命》、《吾满洲国民应注意事项》、《宜如何作满洲国民》等等。年轻的学生缺乏辨别能力,显然这些论题或者为教会的指定,或受教会政治态度的影响。与此类意识相左的稿件未必没有,但估计难以刊载。《月刊》有自己的审查制度:“惠赐之稿,必须为曾经本区主教府,或由本区主教特派与本刊编辑部通讯之负责司铎裁可而有相当证明者,寄‘新京天主堂满洲公教月刊编辑支部’,否则拒绝揭载。”[22]如是者保证了《月刊》政治观点的统一。

其三是教廷、伪满、日本之间的交往。凡涉及三方使节代表往来或信息交换者,《月刊》均毫无遗漏地报道,并称颂其功德。如1935年4月溥仪访问日本,《月刊》特别强调驻日罗马宗座代表对溥仪的恭候,以及伪满司铎对其归来的迎接。[23]1935年11月,教廷驻伪满代表高德惠从梵蒂冈回东北,伪外交部大臣张景惠为他设宴洗尘,伪民政部大臣、伪文教部大臣、伪外交部次长等要人作陪。[24]高德惠委托张景惠将教皇礼物转交溥仪,《月刊》称“此等纪念品,教皇只以献于各国元首,今以恭献于我满洲国大皇帝陛下,可使教皇廷于我国之亲善,益趋深厚云。”[25]12月2日,高德惠觐见溥仪,《月刊》对此也进行了详细报道。[26]另有1939年伪满访问教皇代表团的情形等等。[27]《月刊》的这些报道,或许有提高天主教政治地位的目的,但恰恰迎合了日本企图利用国际舆论宣传伪满合法性的需求,损害了中方利益。

其四是日伪政府对天主教事务的介入。一类是伪政府对天主教堂或个人嘉奖的报道。如长春天主教仁慈堂被伪满视为安定社会秩序的典型,多次授予政府奖章。[28]长春以北的天主教村小八家子,也被伪政府列为“日满合作”的经典,多次予以奖励,伪满要人及协和会官员时常到此参观。[29]另一类是《月刊》在介绍东北天主教新闻时,时常会出现日伪官员参加教会庆典的报道,他们的演讲词常常被全文刊载。如1935年巴彦分教区庆祝圣诞节,伪满军队代表、协和会代表、农务会代表纷纷作为嘉宾致词。[30]再如该年12月四平街天主堂英文初级中学毕业典礼上,梨树县视学、教育会会长与会训词。[31]类似情形比比皆是,反映出伪政府对教会事务的普遍介入。

《满洲公教月刊》在伪满天主教出版物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它刊物对政治问题的处理方式与之大同小异。其报道往往描绘出一幅“日满交欢”、“王道乐土”的场景,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好,足够多的史料可以证明日伪军警对中国信徒的监控和迫害,只是这些无法刊载于教会刊物。

 

三、伪满监控下新教文字事工的兴衰

 

东北基督新教的文字事工可以追溯到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 A. Gützlaff),他曾于19世纪30年代赴东北沿海游历售书,是为新教在东北最早的文字传教活动。[32]1866年又有苏格兰圣书公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到东北地区旅行售书,最远到达松花江上的三姓。[33]此后,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相继到来,其传教活动也伴随着圣经和教会出版物的发售。

早期东北教会所需的圣经和基督教出版物,主要依靠圣书公会从中国内地或其它地区购进。1886年,英国传教士德儒博(R. T. Turley)在营口建立圣书公会,作为上海总会的分会。1896年、1907年、1921年又设立圣书公会分支于沈阳、长春和哈尔滨。1920年、1929年牧师韩德生和罗培生(J. C. F. Robertson)相继主持圣书公会事务,东北沦陷前售经员已达四十余人。[34]圣书公会在东北早期传教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00年5月该会在华销售的《圣经》有三分之一流入东北。[35]季理斐(D. MacGillivray)也指出:“确实多年来(战争年头除外)在满洲售出的《圣经》和《新约》要超过中国所有其它省份,其它的基督教文字工作也不落后。”东北教会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即基督教文字材料源源不断地流向满洲各省,甚至从最早的日子已开始。”[36]

东北新教出版机构建立较早。1882年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罗约翰(John Ross)就已在沈阳建立教会印刷所,在马钦泰(John Macintyre)和几位朝鲜基督徒的协助下,翻译刊行了最早的朝鲜文圣经,对于韩国基督教发展影响至深。[37]沈阳基督教印刷所除了出版圣经外,也印制教会宣传品、刊物和著述,不仅受到基督徒的欢迎,而且引起许多开明官员的兴趣。[38]其它地区教会后来也开设了一些印刷所,保证了基督教出版物的供应。虽然东北教会在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来看比中国内地教会发展晚、实力弱,直到20世纪初我们尚难见到较为系统教会刊物。东北新教设有书报部,但绝大多数书籍、期刊和传单自于海外和内地,尤其以上海为大宗。

东北沦陷后,日伪政府对新教文字事工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日本占领东北之初,与英美等国尚未交恶,传教士尚有一些特权。日本人在大连出版的《英文满报》免费邮给英国传教士,满铁免费托运宗教书籍。[39]当时关内书刊一律禁止流入伪满,唯独基督教出版物例外。上海出版的教会刊物《时兆月报》成批地流入东北各地,甚至日伪官员也订了月报,并在订报册上签名以示支持。[40]随着日伪宗教政策的紧缩,基督教出版日益艰难,尤其是1938年《取缔规则》颁布以后,“公开的研究发表,或是刊物编辑,都在被禁止之例。”[41]拥有关内出版物很危险,基督徒不得不销毁了带有上海印记的书籍。文字工作被迫中断。圣书公会的罗培生只能将上海印刷的《圣经》单张运到沈阳装订,因为东北出版的书须印上作者的名字,以便于警察查考,罗培生不得不在《圣经》上署名以承担责任。[42]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内书报被限制出关,东北联合会撤销了书报部,全体书报员被迫转业。[43]

圣书公会在伪满前期尚且活跃,除个别年代因特殊原因略有波动外,各种文字圣经的销售量均逐年增加,具体情形见下表:

 

2:伪满前期东北圣经公会圣经销售情况

年度 新旧约全书 新约全书 福音分册 其他 总计
1935 13208 8300 570538 39 592085
1936 11120 10557 611799 20 633496
1937
1938 16636 15384 761412 —— 793432
1939 18153 17601 692476 —— 728230
1940 18942 16222 766917 —— 802081
1941 12846 6296 820282 —— 839424

数据来源:《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35-1941年。

 

这种增长,除了伪满前期东北教会快速发展的原因外,还与圣书公会经营策略的改进有关。公会扩展了售经员的招聘范围,中、日、鲜、俄等国籍的申请者均被接受,深入到以往鲜有基督徒涉足的地区售书。从1936年起,圣书公会将在北满各中心区派遣常驻人员,在销售圣经的同时,也从事进行布道工作。圣书公会加强了与东北各教派的合作。一般由圣书公会提供薪水和运费,将圣经运到各教会,教会负责聘请售经员。售经员工作之监督、账务之管理、旅行之计划等等,均由教会负责。圣书公会与其它教派商议,规定每年12月第一礼拜为纪念圣经礼拜。东北教会积极响应,1934年12月举行圣经礼拜的教会达二百余处。圣书公会经常举办各种语言的圣经展览,主要会场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新京基督教长老会、吉林基督教青年会、滨江基督教卫斯理堂、大连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五处,会期多则八日,少则两三日,参观者络绎不绝。会场有讲解员讲解,另请名牧演讲圣经历史和价值,扩大了圣经的影响。[44]圣书公会为售经员配备了自行车、船只等运输工具,并通过广告、广播等现代传媒宣传圣经。针对成人基督徒,圣书公会采取圣经宣讲、设置圣经奉献箱等方式吸引其关注;[45]针对儿童,圣书公会举办经题征答活动,以鼓励读经。[46] 上述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

另一方面,圣书公会为求生存,同样对伪满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随着伪政权控制力的加强,圣书公会的这种态度愈加明显。1940年该会报告书上有如此言论:“在这国运向上、东亚光明之秋,皇恩普沐,是故政治修明,交通便利,人们生活安定,因此售经布道员所到各地与主管机关联络后,无论街市农村,庙会戏场,或逐户售书布教,人多渴慕欢迎,接纳福音,致使结果美好,此足证明王道乐土人民道德之向上也。”[47]这段话表明了圣书公会对政权的顺从,也反映出售经员并非完全自由,每到一地必先到当地警察局报告备案,得其允许方可售书。圣书公会除了聘用日籍、朝鲜籍售经员外,与日本教会的联络也越来越多。如1936年11月1日,圣书公会举行新会址落成典礼,与会者除东北教会领袖外,还有日本和朝鲜教会代表,以及日本圣书协会和朝鲜圣书公会经理,并安排他们发言。[48]在圣经购买与销售过程中,也多得日、朝圣书公会协助。虽然表面上并未政治涉足,但考虑到当时日人逐步控制东北新教的史实,很难说这种合作与政治毫无干系。

1941年4月1日,东北圣书公会进行了改组,建立14人组成的理事会。理事会推选成国为理事长,刘怀义为副理事长,常务理事为胡成国、刘怀义、葛延芳、马庆选、慕天德五人。公推王凯为现任代表和总经理,刘文郛为干事,传教士罗培生辞职。圣书公会改组后的工作包括:直译圣经为各民族语言不加注释;仅发行圣经不兼售其它书籍;聘任圣经布教员在各地售经布教;联合基督教团体推动传教事业;联合基督教团体推动售经事业。[49]此次改组表面上只是圣书公会人事制度的变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圣书公会的这次改组,是割断与西方的联系、效忠政府的一种表示。领导机构方面,西方代表罗培生退任,东北教会人士接任。新上任的理事长胡成国,是满洲基督教会的核心人物,是日本认可的中方教会代表。资金来源方面,圣书公会改组后主动断绝总会的援助。圣经发行方面,中、日、鲜文圣经数量不断增加,英文圣经的数量直线下降。促使东北教会割断与中国内地教会及西方差会的联系,是日本控制伪满基督教会的既定方针。在日本教会的介入下,东北各主要教派先后“独立”,圣经公会的改组显然遵循了这一方针。圣经公会提出的改组申请,很快得到伪政府的批准。[50]伪政府对圣书公会政治态度深表嘉许:“本建国精神,广播圣经,宣传福音,达成基督之使命,以尽宣教报国之义务。”[51]圣书公会改组后收入锐减,中断出版圣经以外的出版物实在是无奈之举。随着日伪控制的加剧,1941年以后圣书公会举步维艰。

伪满时期新教各派独立刊行的出版物种类有限,除了宣教用的单张或小册子,只有一些内部发行的传教通讯或纪念刊,如哈尔滨基督教卫斯理堂的周报[52]、《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大连满洲基督教会开教纪念刊》[53]、《恩宠二十年》[54]等等。较有价值是1938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出版的《满洲基督教年鉴》,该年鉴将东北新教主要教派的历史沿革、组织机构、教会事业、人员名录等作了详实的介绍,并配有若干珍贵的插图。该年鉴也反映出当时日本教会介入东北基督教体系的某些史实,颇具参考价值。[55]

由于日本基督教势力在伪满的兴起,日文教会期刊呈兴盛态势,现将新教几种日文期刊及东正教几种俄文期刊列表如下,具体内容兹不详述。

3:伪满新教、东正教期刊一览表

杂志名

编辑主任

发行教会

周期

发行地

创刊时间

语种

《灵光》 白井废吉 日基大连教会 月刊 大连 1931. 9 日文
《满洲教报》 小林矩表 日本大连メソチスト教会 年、四 大连 1932. 6 日文
《新生》 机部敏朗 大连组合教会 月刊 大连 1925. 1 日文
《南满青年》 稻叶好延 大连青年会 月刊 大连 不详 日文
《满洲圣公报》 不详 新京圣公会青年会 月刊 长春 不详 俄文
ホレキーチベスメイ 希腊正教监督管理会行 —— 月刊 哈尔滨 不详 俄文
ボリストチコ 不详 哈尔滨ロシニハ主教会 月刊 哈尔滨 不详 俄文

资料来源:《宗教调查资料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伪满民生部厚生司1940年,第783页。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主日学校的教材。早期东北教会主日学教材来自上海主日学会,东北沦陷后逐渐断绝。时人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不但新的材料不能得到,即旧有的也都被禁止使用。一面因为是思想不宜于伪组织,一面因为是上海出版的——当时凡是由上海方面印刷的东西,都须经过详密检查,稍有不满意处便被禁止。”[56]1936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成立,该会聘请日本主日学协会干事西阪保治在哈尔滨、沈阳、长春开主日学展览会,向各教会推荐日本主日学教材。[57]联合会中的教材委员会建立后,决定同时使用上海主日学会和日本日曜日世界社的教材。然而在编辑第一学期教材时,日方材料迟迟无法得到,委员会遂以1932年编制的教材为蓝本,成人科略加修改,幼稚科暂不出刊,儿童初高级科分别由马淑贤和廉爱邻(Miss H. B. K. Maclean)编制,1937年12月编订完成。经教会领袖和警察厅许可后,发售往各教会。因编撰仓促,教材印制粗糙,舛误很多,销路很差。第二学期教材编订时,仍无法得到日本教材,或许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联合会最终放弃上海蓝本,由高光达牧师负责自行编订成人科教材。儿童科仍由前两位传教士编撰,但因时间仓促,仅提供了英文稿,最后由马庆选和李廷魁两位牧师翻译成中文。第二学期教材得到各教会的一致好评。因请求许可原因,第三、第四两学期教材联合编订,柏基根(T. M. Baker)、廉爱邻、康教士(Miss J. I. P. Campell)、雷夫人(Mrs. M. Leggate)等西方传教士负责编辑,李廷魁、马庆选、孔祥麟等负责翻译,1938年6月完成。教材出版前须要送交警察厅审核,出版后要定期寄送协和会等官方机构,完全处于伪满政权的监控之下。[58]

 

四、伪满基督教调研资料及其政治意图

 

伪满成立后,并未得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承认,故日本对东北的西方传教士充满警惕,认为他们可能在从事搜集情报、煽动叛乱、颠覆伪满政权的活动。故日伪对东北西方基督教派的调查更为细致,调查报告中包含诸多关于宗教对策的建议。其调查主体分别为伪满政府和日本在满机构,公开和秘密的调查方式兼而有之。据不完全统计,伪满公开出版发行的比较集中的基督教调查资料大致如下:

 

表4:伪满时期出版的基督教相关调查资料

调查资料名称

调查机构

刊行年代

《南满洲ニ於クル宗教概观》 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 1931
《奉天全省宗教调查统计表》 奉天公署教育厅统计系 1932
《在奉天宗教团体调查》 伪满铁道总局资料课 1936
《在满朝鲜人学事及宗教统计》 伪满文教部总务司调查科 1936
《国铁沿线福祉设施设立风教调查表第四篇:教会寺庙篇(宗教团体)》 伪满铁道总局福祉课 1937
《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 伪满民生部社会司 1937年
《宗教调查资料第4辑:热河、锦州两省调查报告书》 伪满民生部厚生司 1937
《宗教调查资料第5辑:满洲宗教概要》 伪满民生部厚生司 1937
《満州及支那ニ於ケル欧米人ノ文化事業》 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 1938
《滿洲基督教苦鬪史》 滿鐵總裁室弘報課 1939
《宗教调查资料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 伪满民生部厚生司 1940
《满洲宗教志》 满铁社员会(芝田研三著) 1940
《奉天を中心とせる外人传教师の足迹》 奉天(具体不详,千田万三著) 1940
《满洲的宗教》 满洲情报所 1944

 

这些调查涉及东北基督教历史与现状的各个方面。比如《満州及支那ニ於ケル欧米人ノ文化事業》,将伪满13个地区的基督教教育、医疗、慈善等附属事业作了系统阐述。虽然比较简略,但覆盖面广、几无遗漏。《满洲宗教志》将东北各种宗教分门别类地作了介绍,线索明晰、内容翔实。除西方教派外,朝鲜和日本基督教在东北的发展情形亦有描述。《宗教调查资料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则为这些调查资料中最翔实、最丰富、最全面的一种。该报告分为东正教、天主教、新教西方教派、新教日本教派、新教朝鲜教派5个大类,分别考述每一类别下属小教派的流派渊源、章程教义、教会结构、附属设施、信徒数量等等,是研究东北基督教史的重要史料。宗教调查第2、4、5辑也包含基督教内容。除客观介绍外,这些调查资料中还包含了大量警示性观点和宗教控制的建议,在此以《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为例加以说明。

《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是伪满民生部社会司于1937年推出的调查报告,调查人是日本人大谷湖峰,调查时间为1936年7-9月。大谷湖峰出发前先到伪满文教部商谈调查事宜,联系关东军司令部及其它相关单位,确定调查地点为吉林、间岛和滨江一带,调查宗派既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回教、犹太教等既有宗教,也包括有道院、在理教、在家里、人道、长生之家、萨满教等所谓的“类似宗教”。调查方法首先是教育厅、警察局等机构从教育和治安角度提出问题,然后根据这些问题进行调研。一方面听取对宗教感兴趣的民众的意见,另一方面调查有代表性的寺庙和教会,考察其规模,听取传教者的意见。大谷湖峰于7月28日出发,9月4日回到长春,向民生部、关东军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汇报调查情况。[59]他在报告书中除介绍了基督教的概况外,还夹杂了很多关于政教关系的内容,涉及的方面大致如下:

其一是对东北基督教不稳言论的说明和看法。其中隐含着日伪对东北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两个群体的担心。中国基督徒方面,日本相信绝大多数仍心向中国政府,对伪满政权不忠。如九台天主教堂门口依然挂着国民政府青天白日徽章;[60]敦化政府在庆祝满洲国庆日之际发出特别通知书,但基督徒没有参加;[61]吉林青年会在溥仪来教会视察时拒绝临时检查;[62]基督教小册子上常有“国耻纪念日”、“不承认日满”、“我等中国人”等词句;[63]教会学校师生常有反日不敬的言行。[64]很少有基督徒愿意加入协和会,那些被强迫入会的只会利用协和会为其提供便利,对其宗旨毫无无共鸣,最终只得将他们遣散。[65]外国传教士方面,日本人感觉每个美国传教士都有间谍嫌疑。如1936年5月,哈尔滨基督教浸信会美国牧师栾马丁(Chas. A. Leonard)等3人携带照相机外出旅行,在在密山、绥芬河、小绥芬、东宁、牡丹江等地往来频繁。虽然栾马丁颇得日本官厅信任,外出时持有哈尔滨领事馆的介绍信,但当地警宪机构仍认为他有调查日满军备的嫌疑,建议以后不要轻易发放此类介绍信。[66]日本人确信栾马丁是美国领事馆谍报机关成员,栾马丁主持的哈尔滨浸信会是美国谍报机关的耳目。因此,与栾马丁有关联的中国信徒也受到格外的监控。比如哈尔滨浸信会主席孔悛轩,晚清时曾先后担任滨江道台警察局长和卫生局长,后开办同仁制革厂和当铺,破产后担任滨江救养院急救所所长。虽然他家道中落、年事已高,但仍有较强的社会关系,具有潜在的影响力,日本人认为对他应注意提防。[67]

日本人最担心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政治联合,那样传教士将鼓动基督徒反满反日,基督徒则为美国谍报工作服务。日本人似乎找到了证据:“浸信教在商人阶层中拥有许多信徒,据说在与教会有关系的人当中有些人是经济或军事间谍”;“长老会中有许多中产阶级的商人、官吏等,现在虽没有值得要提的问题,但据推测,其背后与英美有联系,因此要加以注意”;“满人没有国际观念,因此政府方面对于外国传教士,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68]日本人认为传教士之所以能够控制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教会的经济命脉。如哈尔滨浸信会的栾马丁利用美国资金唤起信徒对他的崇拜。[69]热河英、美、德、法等国传教士救济贫民,受助民众皈依基督教后,经济生活完全被牧师掌控。基督徒为教会加工羊毛获利谋生,热河部分地区的经济命脉完全被牧师掌握。[70]日本人的上述判断大都为主观臆断或过度解释,神经过敏大于客观事实。

其二是关于基督教与政治的矛盾冲突及应对建议。日伪当局要求现有宗教必须符合两个条件:“(1)要符合满洲国的建国精神;(2)从日满不可分的原则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联系的宗教。”[71]而基督教恰与两原则相抵触。基督教会一贯坚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分离原则,即上帝掌握精神,世俗政权掌握肉体,基督徒不与政府对抗。但日伪当局却认为“只把肉体奉献给政府,而把精神奉献给基督的思想,是轻视国家的观念,有导致否定国家的危险。万一把基督和满洲国元首对立起来时,那么怎么办呢?”[72]这一点还是其次,日本人最担心教会与所属国的联系。大谷湖峰认为传教士热爱自己的祖国,如果其祖国否认伪满的合法性,那么这个传教士的政治观点必然与之一致。“假使退一步说,宗教是超越国籍的,对整个人类是平等的,那么,或是自己祖国的政策改变之后再来到满洲,不然就脱离自己的国籍后加入满洲国籍。否则,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仅是理论而已。既然这个矛盾不能解决,那么对它的动向就需要密切的注意。”日本人认为白种人往往在传教的美名下扩展势力,历史上教会一面呼吁和平一面进行战争的例子并非罕见,在国家主义如此浓厚的近代更是如此,决不能掉以轻心。[73]

虽然大谷湖峰主张对基督教严加防范,但具体方针须根据具体情况,缓急适当。“对现存的一切宗教,只要它们没有直接危机治安,就要尽可能地避免采取镇压、排斥的态度,要很自然地使民心觉悟到所应依据的道路,必须这样进行指导。我以为这是真正的彻底的工作,要使传教者与被传教者同时都得到教育。”[74]对于伪政府将各宗派统一管理的倾向,大谷湖峰认为这样可能反而会增强基督教的势力,更加难以控制。这种方式可以在日本国内实现,但在日占区较难操作。[75]当然,上述建议反映的是1936年部分日本人的观点,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其观点也有所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镇压手段和教派联合均成为现实即是证明。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基督教的秘密调查报告,一般出自日本驻伪满使领馆、警务局和日本军方,直接调研者多为日本派往各地的特务人员。此类调查与情报刺探融为一体,大量关于基督教会活动的报告亦可归于此类,只是这些报告十分零散琐碎,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调查。这些秘密调查,除基督教本身的信息外,教会人士的危险行为是调查重点。日本人最关注的仍是传教士潜在的间谍行为,美国传教士仍是重点监视对象。大概情形与公开的调查资料大同小异,只是表达方式更加露骨。现仅将其中较有体系的调查摘出,列表如下:

 

表5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基督教的秘密调查资料(不完全)

调查文件名称

呈报者

呈报时间

文件号

《间岛(含珲春县)地方朝鲜人宗教调查表》 间岛总领事铃木要太郎 1927.8.1 机密第62号
《间岛(含珲春县)地方朝鲜人宗教调查表》 间岛总领事冈田兼一 1931.9.25 机密第262号
《间岛珲春县地方朝鲜人宗教调查件》 间岛代理总领事泷山靖次郎 1932.9.16 机密第102号

 

《在满美国系天主教活动状况》 关东厅警务局长 1933.1.24 关东高外第249号(极秘)
《间岛珲春县地方朝鲜人宗教调查表》 间岛代理总领事永井清 1933.7.31 机密第301号
《在满基督教状况》 关东军宪兵司令部 1933.6.27 警务特报第7号
《全满天主教近况报告》 新京总领事吉泽清次郎 1934.8.11 机密第401号
《间岛珲春县地方朝鲜人宗教调查件》 间岛代理总领事永井清 1935.9.6 机密第1128号
《间岛珲春县地方本邦人宗教调表》 间岛代理总领事永井清 1934.8.21 机密第895号
《宗教邪教其他慈善团体状况文件》 东宁副领事古屋克正 1940.4.15 机密第387号
《宗教团体救世军文件》 牡丹江领事泷山靖次郎 1941.3.24 机密第61号
《满洲国基督教的现状》 伪满大使梅津美治郎 1943.6.22 极秘第456号

 

五、简短结论

 

伪满时期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兴衰与政治密切相关,是政教关系的反映。天主教会依仗教廷与伪满政府的良好关系确保了文字出版的繁荣,新教西方教派则受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艰难乃至停顿,文字事工最终为日本教派所掌控。日伪允许这些出版物存在的条件,是它们的政治立场必须与日伪精神一致,即便不能为其统治服务,至少也不能对政权构成威胁。因此,那些得以存续的基督教出版物,虽然大都坚持刊载宗教本身而远离政治,但在伪满特殊政治环境的压力下,其中还是包含了大量的政治元素。当然,除了极少数教会人士真正为伪满服务外,大多数都是出于政治压迫下的无奈。日伪对东北基督教的公开或秘密的调查,都有明确的宗教控制意图,都高度警惕着西方政治势力潜在的影响,都对教会组织和成员有着高度的防范意识,总体上服务于政治。这些调查以及调查人的意见和建议,为伪满基督教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提供了依据。总之,超然的宗教在政治面前很难做到完全超然,只有将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与基督教联系起来,我们才能认清基督教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真相。

 

 

 

 

 

 

 

 

 

 



[①]《满洲国政府公报》第1341号,沈阳:沈阳书社1990年影印版,第505-507页。

[②] 《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第1456号、第2024号,转引杨家余:《内外控制的交合:日伪统制下的东北教育研究(1931~1945)》,第170页、171页。

[③] 谢学诗:《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④] 谢学诗:《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第277页。

[⑤]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⑥] 《满洲帝国特使团访问教皇廷之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第5卷第2期。

[⑦] Rudolf Lowenthal,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 Peking, 1940.附表.

[⑧]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奉天(沈阳):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第178-181页。

[⑨] 《宗教调查资料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伪)民生部厚生司1940年,第359页。

[⑩] 《大满洲帝国年鉴》,(伪)满洲国通讯社1944年,第551页。

[11] 《公教少年》,《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第6月第2卷第6期,第188页。

[12] 《感谢经手创办奉天公教印书馆之韩修士》,《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12月第1卷第4期,第11页。

[13] 高德惠:《小八家子小史》,奉天:小南关公教印书馆1937年版。

[14] 《告教民书》,《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6月第1卷特刊,第1页。

[15] 《本刊一周年的感言》,《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9月第2卷第9期,第257页。

[16] 《当作编辑室的闲谈》,《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8月第2卷第8期,页225。

[17] 《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6月第1卷特刊,扉页。

[18] 《录康德元年满洲国全体主教布告》,《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6月第1卷特刊,第1页。

[19] 《建国纪念日谨话》,《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第65页。

[20] 《公教是否为国家政治进展途径上之阻力》,《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5月第2卷第5期,第129-130页。

[21] 《天主教之於满洲国》,《满洲公教月刊》1938年7月第4卷第7期,第217-219页。

[22] 《征稿简章》,《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12月第1卷第4期,尾页。

[23] 《皇帝访日》,《满洲公教月刊》1935年6月第1卷特刊,第17页。

[24] 《高大主教归满应酬忙,张外交部大臣为设洗尘宴》,《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2月第2卷第1期,第17页。

[25] 《罗马圣父恭献皇帝陛下纪念品》,《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2月第2卷第1期,第18页。

[26] 《高大主教觐见皇帝陛下》,《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2月第2卷第1期,第19页。

[27] 《满洲帝国特使团访问教皇廷之一瞥》,《满洲公教月刊》1939年2月第5卷第2期,第66-67页。

[28] 《新京市政府表彰勋绩授予仁慈堂奖状及银盾》,《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第112页。

[29] 《吉林教区长春县小八家村小史并开教记略》,《满洲公教月刊》1937年6月第3卷第6期,第170页。

[30] 《巴彦分教区庆祝耶稣圣诞一九三五周年纪念大会盛况》,《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8月第2卷第8期,第179页。

[31] 《四平街天主堂私立英文初级中学第一级学生毕业典礼之盛况》,《满洲公教月刊》1936年2月第2卷第2期,第48页。

[32]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New York and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44, Vol. 6. p.300.

[33]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rin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San Francisco, 1979, p.206.

[34] 《圣书公会之沿革》,《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38年,序。

[35] J. Miller Graham, East of the Barrier or Side Lights on the Manchuria Mission, New York : Fleming H. Revell, 1902, p.157.

[36]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224.

[37] [韩]金得榥著、柳雪峰译:《韩国宗教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

[38] J. Miller Graham, East of the Barrier or Side Lights on the Manchuria Mission, p.157.

[39] 柳兆卿:《基督教传入辽阳》,《辽阳文史资料》第5辑,辽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138页。

[40] 孙邦、于海鹰、李少伯编:《伪满社会》,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9页。

[41] 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日和明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刊行1946年,第10页。

[42]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130.

[43] 孙邦、于海鹰、李少伯编:《伪满社会》,第596页。

[44] 《致教会的一封公开信》,《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35年,第1-2页。

[45] 《过去的一年》,《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39年,第4页。

[46] 《经题征答报名简章》,《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36年,第16页。

[47] 《报告书的旨趣》,《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40年,第1页。

[48] 杨之明:《新址落成献堂典礼略志》,《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36年,第4页。

[49] 《基督教圣书公会满洲总支理事会结成纪要》,满洲圣书公会1940年,第42-45页。

[50] 胡成国:《圣书公会改组始末》,《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41年,第1页。

[51] 《基督教圣书公会满洲总支理事会结成纪要》,满洲圣书公会1940年,第42页。

[52] 《纪念圣经礼拜各地举行之盛况》,《满洲圣书公会报告书》1938年,序。

[53] 《大连满洲基督教会开教纪念刊》,满洲基督教会刊行1935年版。

[54]《恩宠二十年》,大连基督教青年会编1930年版。

[55]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奉天(沈阳):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版。

[56] 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日和明日》,第12页。

[57]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第59页。

[58]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第67-69页。

[59]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伪)民生部社会司1937年版,《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88年,第1-2页。

[60]《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9页。

[61]《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50页。

[62]《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38页。

[63]《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40页。

[64]《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39页。

[65]《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50页。

[66]《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76页。

[67]《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14页。

[68]《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71页。

[69]《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15页。

[70]《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48页。

[71]《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71页。

[72]《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20页。

[73]《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69-171页。

[74]《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74页。

[75]《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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