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视野下的清王朝

传教士视野下的清王朝

——《中国丛报》与中国政治研究

中山大学历史系  吴义雄

 

《中国丛报》月刊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创办,于1832-1851年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发行。《中国丛报》不是一份教会刊物,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差会并不支持其传教士耗费巨大精力来经营这份月刊,也不提供资助。但由传教士发行的《中国丛报》,仍然带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服务是这份刊物的首要目标。她逐月报道在华传教的各种消息,展现基督教在华事业早期阶段的具体形态。她就传教士共同关系的重要问题发起讨论,其中若干关键性的讨论一度形成颇具规模的论战。基督教新教在华早期事业的很多重要文献,曾公开发表于这份刊物。这些,都是今天研究中国基督教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中国丛报》发表的非宗教类文章数量更大,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几乎可以说全景式地展示了中西关系演变关键性年代的历史画卷,因而她也是研究近代史上众多问题的资料宝库。

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丛报》与中国基督教史之关系,因为以往学界就此问题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本文尝试就这份刊物发表的世俗性文章,来探讨一份由传教士发行的月刊与中西关系演变的大背景有怎样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又如何体现了在具体言论背后的精神世界。笔者曾分别就《中国丛报》与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研究等专题发表过初步的研究成果。本文则将就《中国丛报》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评论进行一些探讨。

《中国丛报》发行的时间长达20年,恰好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传教士和西方在华商人群体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清政府的对外体制,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法律制度。因为这是他们寻求中国向他们的事业“开放”的主要障碍。即使在战后五口通商时期,他们依然感到未能真正实现“自由交往”的目标,而横亘在他们与这一目标之间的仍然是清朝的政治体制。与清朝在面对“外夷”时茫然无措的情形不同,来华外国人认识到,要战胜顽固的清朝体制,首先需要了解它。他们希望了解:中国这个最庞大的帝国是如何治理的?管理这个拥有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怎样的?它的内部有什么矛盾与冲突?这个国家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它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有什么特点?当时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出版物,都就此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讨论。英美商人的报纸发表的文章以较短篇的评论居多,而《中国丛报》作为一种月刊,则在时评类的文字外,刊登了较多有深度的长篇文章,具有较强的学术色彩。概括发表的相关文章集中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  中国政制之性质

讨论中国政治,必然要界定其性质和特性。故不少论述过中国政治问题的作者,都将之作为自己的论题。在这些作品中,马儒翰的专题文章最具代表性。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马礼逊之子,他长期在中国生活,自1834年起,长期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的中文秘书,后来又在英国香港总督府任同样职务。他在中国语言的学习与研究方面具有相当造诣,这也使他在运用中文文献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长之处。他在1835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朝政治体制的文章,构成了一个主体鲜明的系列。这个系列的第一篇题为《中国政府及其性质》,主要讨论中国政府的性质及其基本原则,皇权的本质,人民的政治地位,社会分层与特权阶级,最后还介绍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九品官阶制度。

马儒翰在文中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体现在“一种由严格的监视和包罗万象的责任组成”的治理人民的体系;这一体系因那种带有在“世界上其他文明政府所没有的军事专制主义”之特征的“细致的层级划分和相互之间的隶属关系而得以施行”;在政府或明或暗的特务政治的监督下,人们无法逃避这种统治。他将中国的政治结构比拟为一个“庞大的军队”,细密的官员层级就相当于军队的内部结构。[①]据他说,中国政府监视人民的“警察手段”经常被外国人赞叹不置,但其行政和司法合一的体制,却构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压迫。不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另一个特征由司法体系体现出来的政治一致性与独立性的冲突。在这里,马儒翰所指的是下级对上级的隶属与服从关系,并不意味着身兼行政长官与法官之职的地方官员,在司法方面须服从上级,他的独立司法权来自君主,在审理过程中遵从“君主的直接命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下对上的服从为特征的行政体制与以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为特征的司法体制之间的“相互对立”。[②]也许他的这种评论是以相当表浅的观察为基础的,但这也反映了他希望能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的意图。

马儒翰接着论述了中国的“绝对君权”。他描述了“天子”的独尊地位:在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皇帝是超越一切之上的,具有“最高的无限的立法和行政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是一切法律与正义之源,“他的裁决是不可上诉的,只有他才能赐予宽恕”;“别人的所有权利均不能与他的愿望相抗衡;在他面前不可坚持要求;如果他想要推翻已有的规则和习俗,则没有什么权益能保护人们免于他的愤怒(之惩罚)”;所有行政权力均在他的掌握之下,军权和财权也是他的;“他要求全体人民为他服务的权力也是不可争议的”;他是所有宗教的教首,只有他才有权向最高的主宰致敬;他全权挑选其继承人;“简言之,整个帝国都是他的财产”;此外,他作为上天的代理人统治万邦,“整个地球都受他的支配”,他是一切权力和荣誉的源泉——这种思想,正是清朝拒绝与“外夷”谈判的原因。马儒翰还认识到,皇帝对人民的监督是《五经》、《四书》等孔、孟等圣贤的教诲所认可的。中国皇权是与父权相结合的,他在整个帝国的权威犹如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人民则是家庭的成员,他们必须服从家长;在这种制度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是闻所未闻的,甚至迁徙的自主权(freedom)也是不完整的”;“权利和利益的不平等作为一种原则,充斥于法律和行政之中”,臣民与化外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主人与奴隶,长与幼,上层与下层,高贵者与卑下者,等等区别,在所有的公、私事务中均可遇见——当然,臣民的所有权威和高贵在皇权面前等若尘土。马儒翰表示,对于中国这种绝对专制政治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还所知甚少。[③]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讨论了财产和地权问题,并将之与印度的情形相比较。此外,他还就中国的各种特权,和中国的九品官阶制度作了一些介绍。

马儒翰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系统论述,在鸦片战争前的来华西方学者中具有代表性,在西方对华认识仍处转型状态的时期,这种讨论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外后世学者和评论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论述,很多与他的上述论点一致;而且,当时和后世学者阐述中国传统政治的语言,也与他的表述相似。虽然我们无法证明马儒翰的观点对他人有何影响,但以上所述至少可以表明,马儒翰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西方相关学术思想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

《中国丛报》在同一期还发表了英国商人英格利斯(Robert Inglis)阐述中国法律与政治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也认为,“中国政治理论无疑是家长式的。皇帝是整个帝国的父亲;他的官员们是负责各省、各百户邑、十户邑的长老”;这种制度由孔夫子加以系统化,由教育加以固定,并长期实行。[④]另一位作者约翰斯顿(A. R. Johnston)在《论中国政制》一文中说,“中国皇帝能做其他国家的君主无法做的事”。[⑤]

在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论述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马礼逊对叩头礼仪的评述。[⑥]马儒翰另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皇帝称号的短文,解释皇、帝、王、天子等名称的意义。他所根据的主要是清初史学家马骕的《绎史》一书。[⑦]

裨治文在介绍英国驻广州领事密迪乐(T. T. Meadows)的《中国杂记》一书时,转述了密氏关于“中华帝国之长期存在”的观点。密氏认为,中华帝国的这种长期延续性,完全是因为历代王朝在不同程度上坚持实行的一项原则,即:好的政制在于将具有才干和美德的人都提升到官方职位,予以品级和权力。他反驳所谓中国的稳定性在于以孝道治天下的观点,认为他所总结的原则可以产生三个方面的效果:其一,“这种原则的严格公平性”使缺乏才干者接受其结果,而且它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们提供了“稳固的开放性途径,故甚少出现蛊惑人心的人”;其二,“通过将聪明能干的人吸收到政府,一般来说,公共事务必定会得到有效实施”;其三,只有凭个人的素质才能获取财富和权力,这使得整个国家健康向上,从而国家繁盛。他认为这个原则是否得到实行,决定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裨治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所谓“具有美德和才干者”和“中华帝国的长期性”这两个说法均含义不明或不准。[⑧]

二  清朝行政体制

不少作者都对探讨清朝的行政体制深感兴趣,这固然因为来华西人长期面对中国政府的管理,须经常与之交涉,故有加以了解与研究之需要。

从第2篇开始,马儒翰的系列文章就集中评述清朝的行政体制。他的第2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政区。弄清政区划分的详情是了解中国国情的最基本要求,但据马儒翰说,由于对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缺乏,西方学术界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全面。他将中国疆域分为3个部分,其一是所谓“中国本土”,即通常所谓的十八行省。他根据方位分为北、东、中、西、南5个区域,对各省的名称作了一番解释,并以广东省为例,解释了省以下之道、府、州、县、厅等基层行政结构;其二是“满洲地区”,即东北,他在这部分说明了该地区以军事建制为基础的行政结构,介绍了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制;其三是所谓“中国殖民地”,包括蒙古、西北地区和西藏,并对各地区的基层行政区作了简述。[⑨]

马儒翰本系列的第3、4篇文章,以较长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清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各类职官,军事机构,及各自的职权,相当清晰,与实际情况基本上没有大的出入。他还专门就“北京地方政府机构”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介绍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太医院、宗人府、内务府等清廷机构。[⑩]这些介绍性的文字,也许没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亦无详加考察的必要,但在当时,基本上还是可以满足那些希望了解清朝政治体制的西方读者的需要。

英格利斯几乎同时发表了关于清朝政制的系列文章,作为对马儒翰的这些文字的补充。他的文章中,有两篇的标题分别是《现代中国札记:高级官员》和《现代中国札记:下级官员与差役》,就这两类官员的一些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前者主要介绍总督、巡抚等省级官员与清廷的关系,他们相互之间的职权划分,他们的薪金及其贪渎行径。[11]后者主要讨论府、县等级别较低的官员,以及各级衙门的差役、官员之书吏和家人等群体。这位长期在中国经商的英国商人的写作兴趣,在于努力发掘清朝政治的阴暗面,故他的文章的主要篇幅,在于揭露这些下级官员及差役人等之腐败。他基本素材,来自于当时《邸钞》的报道、官员的奏折,以及他在广州地区对当地情况的长期观察。他在文中翻译、征引了不少中文文献。[12]

在马儒翰和英格利斯之后介绍清朝行政体制的文章,还有郭士立根据《大清会典》所写的长文。[13]裨治文也发表了关于宗人府的专题文章,他所依据的也是《大清会典》。[14]此外,该刊还发表了一些零散的评述或介绍。如裨治文曾著文介绍英国驻广州领事密迪乐的《中国杂记》一书,对密氏关于中国官员之薪俸的观点作了介绍。[15]他还搜集、翻译了一些关于中国官场的民谣,如:“官字两个口”,“官情如纸薄”,“大鸡不食细米”,“有错捉无错放”,“一代做官,十代做乞儿”,“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身在帝皇边,犹如共虎眠”,“笑骂由他笑骂,好官任我为之”,“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你莫来”,“半世功名百世冤”,“送肉上砧”,“群羊付与豺狼牧”,等等。[16]这些歌谣,从民间的、感性的角度,生动地反映了清代的政治文化。

清朝官场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即捐纳制度,也引起了这些西方作者的兴趣。马礼逊根据1832年10月11日(道光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京报》所载的相关文件,就这一制度进行了评述。据他说,这次开捐纳的起因,是西北平定回疆叛乱和山民起事引起的多达“3千多万两白银”的财政亏空。此外,根据《邸钞》反映的情形,各地财政亦告匮乏,也存在开捐纳的需要。马礼逊将这种现象直称为“卖官”(sale of office)。他评论说,“这完全是一个坏制度,很多年老的买官者是闲散候补希望得到官职的人;而那些买得官职者将此仅仅当作从人民那里尽快得到回报的机会”。[17]关于捐纳制度,裨治文也发表了一篇专文。他将1848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户部的一份官员开捐纳筹饷的奏折翻译发表,并在译文之前加了一段按语,谈论他对此的看法。他说:“卖官——或者毋宁说是出卖一种凭证,使持有人此后有资格做官——是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中最坏的一种”,它表明政府的岁入体系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民族最好的部分”看来,这一可憎的制度“鼓励施行弊政”,它使那些受过教育的、应当得到这些职位的才俊之士被拒之门外,使得那些资质低下者成为官员。在裨治文看来,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尽管这一制度明显错误,声名狼藉,中国人一般也公开谴责此制度,但皇帝、大臣和各级官员却毫不犹豫地予以支持;一旦开此途径,“购买者”便蜂拥而至。其结果,就使那些无德无能之辈“用他们的金钱买到通往高位的通行证,在其掩护下不受惩罚地折磨人民,将公义当作商品,允许各种恶徒毫无顾忌地牟取私利”。[18]这种事实,足以向西方读者表明,曾经被天主教传教士鼓吹过的清朝政治文明,存在着多么龌龊肮脏的一面。

马礼逊注意到清代官场存在的满汉问题。他发表了一篇短文,就朝廷和各省官员中,满汉官员的比例进行了分析。据他的统计,在当时清朝内阁的16名成员中,有9人是满人或蒙古人,而且为首者为满人,六部36名堂官,满汉各半;各省的总督、巡抚、将军、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共102人,其中汉人73名,即满汉比例约为1:2。但马礼逊提醒说,“应当记住,汉族人口与蛮族人口之比,也许是二十比一或三十比一”。[19]

三  清朝政治动向

来华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关注清朝的政治动向,原因不言自明。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北京的朝廷、广东地方当局、社会动乱及边疆问题几个方面。

北京的清朝皇室理所当然吸引了这些人的眼光。道光帝的即位、去世和他的政治活动,清廷颁布的谕旨和政策,皇室成员的动向,清政府官员的具体名单,皇帝与大臣之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所注意的对象。在这方面,《中国丛报》和其他英文报纸在报道有关消息的同时,往往还翻译一些谕令、圣训、奏折之类的文献,将其登载,以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例如,关于道光皇帝的去世与咸丰皇帝的即位,该刊即先后数次译载相关文献。[20]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就《大清皇帝圣训》,写了较长的评介文章,除对《圣训》的内容进行评论和介绍外,还对顺治、康熙和雍正皇帝的有关情况作了一些说明。[21]

朝廷的政治动向吸引了这些作者注意力。当时他们所能获取的相关资料中,《邸钞》无疑最有价值的。无论是《中国丛报》,还是其他英文报纸,都密切注意《邸钞》所反映的各种动向,并经常将上面重要的文件译为英文发表。根据《邸钞》和其他一些资料,这些作者往往能整理出相当系统的信息,涵盖清朝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那些与西方国家、人士相关的事件和人物。例如,鸦片战争和战后时期,参与战争和谈判的中方大员,就是他们注意的对象。林则徐、伊里布、琦善、耆英等的受命、调动、被惩处等消息,都得到及时的报道。包括《中国丛报》在内的广州英文报刊,在1830年代初期就开始注意林则徐、耆英等官员的动向,可见其对中国政坛关注的程度。[22]

在这些作者整理出的信息中,除了重要官员的变动情况这一类外,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关于清政府的组成情况的资料。《中国丛报》发表过1835年(道光十五年)、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清政府的完整的官员名单。其中前两份为马儒翰提供,最后一份则为麦华陀(Walter Medhurst, Jr.)提供。马儒翰的两份名单包括皇室成员、军机处、内阁、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顺天府、宗人府等宫廷机构、国子监等,各省官员,包括将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盐运使、督粮道,东北、西北地区的将军、都统,以及清朝在蒙古、西藏地区的官员,等等人员的名单。其中1843年的名单甚至还有藩属国王室的名单。麦华陀的名单与之大同小异,排列顺序略有不同。1843年和1845年的两份名单是中英文对照的。这就使西方人可以更方便地了解“中华帝国”的内政情形。

除鸦片战争期间的少数几年外,《中国丛报》一直在广州出版。广州作为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中国对外通商口岸和外国人聚居地,其民俗、政情、商业、地理等方面的情形,一直是当时外国人首要的关注对象。事实上,当时西方作者笔下的“中国”,在很多情况下指的是广州-澳门这个区域。也可以说,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在这个区域获得的地方经验。在政治上,广东地方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西方人士的密切关注之下,因为这很可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在《中国丛报》和其他英文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广东当局的各种消息,可谓不计其数,大量的中外交往的原始文献也刊登在这些报刊上面,这里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述及。[23]

清朝的财政与军事状况,也是来华西人所重视的方面。但他们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是与对清廷和广东地方政府的状况和动态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此不另论。

以上所述主要涉及清朝政权本身的形态。但这些来华传教士和商人还对清朝政治中的另一面深感兴趣。他们对清代中叶经常发生的社会动乱倾注了不少的注意力。

清代中叶开始十分活跃的、带有明显的反政府倾向的秘密会社问题,令他们深感兴趣。马礼逊和米怜等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很早就注意这些亚文化群体,也注意到清政府严加防范的政策,在他们的作品、通信中都曾予以叙述。马儒翰撰文认为,清政府不仅对大规模的政治性的秘密结社心怀恐惧,而且对那些“往往由才能微弱的人领导的宗教小团体”也感到惊恐,这明显地表明了其统治的脆弱。这种恐惧比清朝官员在镇压中表现出来的无能更说明问题,因为它表明这些官员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定性的过程中“所缺乏的不是手段,而是意志”。马儒翰说,通过《邸钞》的报道,可以知道像三合会或三点会这样的秘密会社的活动是经常发生的,而清朝用凌迟处死、立即问斩、终身流放等严刑对付这些活动,说明其对此类活动的高度戒备。[24]

三合会无疑是当时中国秘密结社中有代表性的团体,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有几位作者研究了这个组织本身。《中国丛报》发表了米怜关于三点会的长篇研究论文。这篇文章是米怜遗作,由马礼逊推荐给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但在马礼逊故去之后的1835年2月5日,才被在该学会宣读。[25]这篇文章论述了三合会的几个名称、宗旨、组织、仪式、符号、咒语,特别是对三合会的一些咒语进行了解释。文末的评论是将三合会与西方的秘密结社进行比较,找出了一些相似之点。[26]

4年之后,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再次发表了关于三合会的长篇文章《三合会成员的誓词,以及该组织的起源》。这篇文章的基础是“一位朋友赠与的关于三合会的各种文献和旗帜”。从这些文献的相互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与米怜文章所提到的情况的一致性,卫三畏断定这些文献是真实的。这些文件“都是稿本,有些写在布上,有些写在小簿册上,这些簿册被翻得破烂,夹有一些小标签,如穿过罪人耳朵之类”。[27]根据这些文献,卫三畏首先讨论了三合会名称,及其作为民间秘密社会组织的文化意义。他根据手里的“簿册”,翻译了三合会誓词的全文(共36条誓词),和关于三合会起源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表明三合会活动的材料。[28]应该说,卫三畏所得到的关于三合会的材料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而卫三畏的叙述,对于后世的三合会研究,应该也有一定的帮助。此外,《中国丛报》还登载了华人秘密会社在新加坡活动的相关文献。[29]

1851年在广西起源的更大风暴——太平天国起义,更为《中国丛报》的编者所瞩目。其时,裨治文在上海,该刊的编者实际上是卫三畏。他在该刊停刊之前,对太平天国在广西的军事行动,以及清军的镇压,尽可能进行跟踪报道。1851年1月,太平天国刚刚起事时,《中国丛报》就报道说,“在本省(广东)西部和广西发生的骚乱似乎不像官方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容易驱散”。这则报道还说,当时在广州流传着一份文件,“据称是两股匪帮首领的陈情书,要求受招抚,并请宽赦其团伙成员。这份“陈情书”还被翻译,附在消息后面。[30]当然,这份“陈情书”即使是真的,与太平天国也没有什么关系。该刊1851年2月号继续报道了有关动态,主要是清军镇压及失利的情况。4月号的报道提到,“似乎(广西)全省的三分之二都处在那个自封的首领天德的控制下”。[31]这是该刊首次提到“天德”。该刊5月号刊登的消息引述香港《德臣报》的一些报道。比较值得注意的是7月号上的长篇报道。这则报道不仅译载了乌兰泰、周天爵等清朝官员的奏折,而且叙述了当时的一些传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编者在文中说:“我们曾多方打听这次叛乱可能的起源,以及骚乱的主要力量所在,但未得到满意的答案。有些中国人告诉我们,这些叛众是由两广的流氓宵小组成的,并得到交趾支那和老挝边境心怀不满之徒的帮助;另一些人则说,这些人是由白莲教那样的组织聚拢在一起的”。他认为, 这些说法可能都“部分正确”,但都无法解释广西的民众何以支持那些“亡命之徒”。[32]

值得注意的是,编者接着说,“广州及附近地区有一个普遍的看法,他们(叛乱者)以某种方式与外国人及基督教有联系,而且经常被称为上帝会”。这至少可以说明,“上帝会”这一名称,在当时的确是广州一带人们所知的。他还说,“这则谣言如此流行,以致很难将其看作广州当局为了增加民众对于骚乱的恐惧,而将其与外国人联系的一种诡计,谣言似乎是从广西来的。有人断言,自封的天德皇数年前曾在澳门受洗,但我们不相信这种话;但这里的人们普遍相信,他和他的团体不拜本国任何神祉,不敬其造像,而是将所有偶像清除出他们的庙宇,将建筑物改作他用;人们还相信,他坚持七日休息一天,但不懂任何与此相联系的特有仪式”。[33]在这篇报道中,编者用中文标出了冯云山及其父亲冯受存、扬授青(杨秀清)的名字,并说冯云山即自称“天德”之人;又报道说,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派人到花县掘冯家的祖坟,以破坏“天德的风水”;还说,“天德”承诺伸张正义,给国家带来富饶和安宁;等等。[34]

除了这类具有反政府性质的秘密结社活动和农民起义外,中国边疆地区对清朝中央政权的反抗或叛乱,亦为该刊所关注。英格利斯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详细评述回疆地区张格尔叛乱,以及清朝对这一叛乱事件进行镇压的整个过程。[35]由于英国此时已经开始在中亚地区扩张势力,英国人对此问题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1832年2月,在广东、湖南和广西交界处的连州山区,发生了以赵金龙(音)为首的瑶民起事,引起清廷震动。清政府从湖南、广东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除严令湘、粤地方文武官员限期扑灭外,还加派皇室官员作为钦差大臣,负责剿灭事宜。赵金龙自称“金龙王”,利用山区的地理优势,率瑶民与清军周旋,多次令清军蒙受重大损失,曾一度离山,攻入平原地区。但赵金龙不久在此战死,清军在付出很大代价后,于当年10月扑灭了此次瑶民之乱,为首的瑶人(多数为赵氏家族的)5名被凌迟处死,大批瑶人被杀,八排瑶人被清军包围监视。两广总督李鸿宾亦被清廷严令前往镇压,事后因贻误战机、徇私舞弊、纵容广东清军吸食鸦片等罪名,被清廷革职,锁拿进京,后被流往乌鲁木齐。这整个过程,马儒翰都予以密切关注,并根据《邸钞》上的文献,写成连续性的报道,发表在《中国丛报》。[36]

此事件引起卫三畏对苗人的兴趣。他查阅了一些有关文献,并主要参考“一位本地旅行家”的作品,对贵州的苗族各部落的情况,包括名称、习俗、物产等等,进行了概要的介绍。文中列出了贵州苗人41部的中文名称。他还翻译了一篇简短的关于如何对付山地苗人的中文文献。[37]

此外,一些非政治性的地方事件,也进入了这些作者的视野。像盗匪、海盗、走私、宗族械斗,等等,《中国丛报》上都有专文论述。[38]而清政府为稳定社会采取的一些安抚措施,该刊亦予以一定的反映。

四  法律与司法制度

居住在广州等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士对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非常关注,这是有特定背景的,在鸦片战争前西人开始寻求在华治外法权时尤其如此。在对中国法律的研究方面,1806年就翻译了《大清律例》的斯当东,在鸦片战争前后依然是西方无可争议的权威。故1833年裨治文在介绍清朝法律时,仍以斯当东所译《大清律例》为依据,对清代法律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和评论。他按照斯氏原书,将清代法律分为普通法、民法、财政法、礼仪法、军事法、刑法和“与公共工程相关的法”7个部分,对其中的每个部分都进行了介绍和评论。[39]裨治文的这篇连载两次的文章当然无法展示清朝法律的全貌,但这种提纲挈领的介绍,却使得多数希望了解中国法律而又无法通读或精研斯当东的大部头译作的西方读者,能够获得关于中国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大致印象。

卷帙庞大的《大清律例》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标志。但在1830年来的来华西人商人和传教士看来,司法实践比法律条文更能体现中国法律的本质。马礼逊在1833年发表的《中国法律的施行》一文,篇幅简短,但对这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发出尖锐的疑问。他认为,“有些法律在纸上看上去很美丽,但可以发现它们不切实际”。他举出的例子是中国官员的薪俸。按照法律规定,所有官吏的薪俸只达到“一种很经济的水平;但是政府所雇佣的人通常不能依靠他们的收入过活;他们不得不依赖贿赂和腐败等手段;在税收方面进行勒索和欺诈”。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来华西人都很熟悉的情况,“帝国政府向官员支付薪金,令其防堵走私;但他无法靠薪金为生,于是他就接受走私者的行贿而容许走私行为”,在此情况下,“法律制订得极为细密以捕获众多冒犯者,但其中一些人总是能够通过贿赂而脱逃法网”。[40]马礼逊还举出了来华西方人士都很熟悉的另一种情形,即清政府制订了管束在广州和澳门从事贸易的外国人的严格的法规,但却往往由行商、通事等通过种种办法,协助外国人绕开这些法规,制造各种按照法律必须的文件,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以违法的方式进出广州,并掩盖其他各类外人违法事件。这些中国人说,“在中国,说谎是必要的”。[41]他还注意到,在中国的基层司法事件中存在一种按照“习惯法”进行治理的现象,地方官员往往宣称对某种事情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撇开成文法律,按照“习惯法”作出决定,并通过取得朝廷的批准而成为“未来的法律”。[42]

马礼逊对中国法律问题的关注还包括关于凶杀案的法律和司法过程。这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在1830年代初期,来华西人人士,特别是英国人,不遗余力地制造建立在华治外法权的舆论,他们所反复渲染的一种重要理由,就是中国的相关法律“野蛮”而且不合理,是“文明的西方”所无法接受的。马礼逊发表的《中国的谋杀问题》一文的主旨,也是进行这种论证。他认为中西文明之间的“友好交往”所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文明之间在“教育准则”和法律条文方面的不同,这需要双方进行“友好的思考和调适”。但他认为还有另一种障碍,来自于“相互的傲慢和偏见”,而中国方面关于西方人在华犯下的凶杀案的处理,正是这种傲慢和偏见的体现。“中国人对于所有认为自己具有平等权利的外国人都怀有偏见”,而在外国人犯下了凶杀案后,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处理的原则均为“杀人者须偿命”,“鲜有例外”。在他看来,“理性法,自然法和国际法”都不能容忍中国人的这种“偏见”。他认为“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都慎于人命”,只有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将凶杀看作一种“债务”,犯案者的唯一办法是“偿债”;这种僵硬的观念根本不考虑在西方法律体制下可以得到宽容的、因“临时性的骄傲、冲动、欲望、酗酒、愤怒、贪婪、嬉闹”而犯下的凶杀罪,但中国法律则不予宽容。[43]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这种在“文明的西方”可以得到宽容的凶杀罪,是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涉入凶杀事件的西方人在中国犯下的都是此类罪行。他告诉读者,中国法典中的“六杀”,即谋杀、故杀、殴杀、戏杀、误杀、过失杀,只有过失杀人才不会被判死刑。但他指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在凶杀案的判决方面并非人人平等,尊卑和长幼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判决结果。主人与奴仆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妇女可以杀死企图强奸她的人而免死,但她绝不可以杀死其公公;如果妻子与人通奸,则丈夫可以在捉奸现场杀死奸夫淫妇而无罪;杀死夜入民宅的人也无罪。[44] 马礼逊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再次对中国政府坚持对外国人实行“以命偿命”的司法原则表示担忧,认为这将始终是中西关系中的一个“困难”。[45]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可能没有想到,不到10年,这种困难就烟消云散。

英格利斯在1833-34年发表的连载多次的《现代中国札记》,有3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司法问题的。与马礼逊着重于中国法律的理论层面不同,英格利斯的几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清朝司法实践过程中的残忍、荒谬等符合“半野蛮文明”之定义的特征。从他的作品来看,这位主要从事鸦片贸易的颠地行的合伙人并不擅长写作,他的这几篇文章是其所收集的相关材料的堆砌,而他所选择的材料则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他的文章描述了以广州地区为典型的法庭,断案的官员,书办,原告,被告等的一般情况。如果要找出他对中国司法制度描述的关键词的话,则一定会包括“残忍”、“刑讯”、“愚昧”等等负面的词汇。他认为“民事和刑事法律的混乱情形可以作为中国文明的境况的标志;审讯之前对犯人的监禁和拷打,与判决之后的惩罚并无不同……”,而这只是为了获取口供。[46]他花了很多的篇幅专门描述中国监狱的可怕情形,收集了《邸钞》和《广州纪事报》等中、英文报刊披露的诸多案例,展现中国监狱中人满为患、阴暗、恐怖的面貌。据他的统计,在1830年,全国一共有待决死囚10500人,其中仅广州就有180人,此外还有100多名囚犯死于狱中。[47]英格利斯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中国司法过程中的种种酷刑,并征引了大量原始文献来证明,这种残酷的司法制度,甚至连有些中国官员也认为容许。他在翻译了1817年8月9日《邸钞》所载的一份河南道监察御使关于刑讯问题的奏折后说,“这位御使所抱怨的邪恶现象既不限于某一年,也不限于帝国的某一部分地区”。[48]他随后列举的案例包括四川、广东、安徽、云南、甘肃、蒙古等全国所有地区。他对清朝的流放、充军的制度进行了一番较详细的描绘。而他对死刑的执行过程似乎具有更强烈的兴趣,除了大段摘录一些来源不同的文献外,他还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详细展示,以显示或渲染这类恐怖的事件。例如,他的文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828年,“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女子因毒杀其婆母而在广州被切成碎片(凌迟);她的丈夫被迫在处死的现场作见证。他见此惨景不由落泪,结果他因此被判枷号一月,鞭笞五十下,因为他对其母亲表现出的情感比对妻子表现出的要少”。[49]仅此一例,便足以令西方读者相信,这个东方国度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是如何残忍。

英格利斯还有一篇文章讨论中国司法中的上诉(重审)问题。这篇文章同样是运用一些实例,来对各类上诉案,特别是死刑案的上诉过程进行描述。他认为许多上诉案件“源于久拖不决,而这又部分地由于法庭事务的拖延”。在死刑案件中,这种轻忽和不公往往导致受害人的冤情没有机会得到昭雪。[50]虽然这篇文章同样只是一些事实的陈述,并非有深度的学术作品,但毕竟说明,作者已经不满足于一般性现象的罗列,而希望对中国司法制度作较为深入的、多方面的探讨。

很明显,《中国丛报》对清朝政治乃至整个传统中国政治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即使是报道当时政治动向的消息,也显然是有选择性的,即以负面的消息为主。这些评论和报道无疑在读者的心目中建构了一个专制、腐败、僵化乃至邪恶、黑暗的帝国的形象。这样的中国形象符合19世纪前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这份刊物反映的是强盛的西方相对于衰落的中国的优越心态。在这一时期,与英国等西方强国试图从经济、军事等途径迫使中国屈服的趋势相应,西方知识界和舆论界正努力颠覆此前数个世纪由耶稣会士建构的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从而为政治强制提供文化观念的支撑。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对这一文化战略的贡献在于,以近距离的中国观察家身份提供即时的信息、系统的资料和无可代替的现场感。

当然,不能将《中国丛报》的相关内容理解为一种单纯为了服务政治而撰写的、没有价值的功利性篇章。她对清朝政治的研究,总体说来虽然还停留在较为表浅的阶段,与以后西方专业学者的论著的水平还难以相比,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政治的实际情况。如果不考虑她的报道的选择性,可以说她发表的相关不少文章还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在考虑上述思想背景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她的作者从大量资料和即时信息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清朝政治、法律制度体系和政治形势,不少内容应被看作客观知识。故《中国丛报》也可以被看作当时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知识来源。事实上,这份刊物停刊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频繁地出现在关于中国的西文著作的参考文献目录当中。当“西学”在中国成为一种时髦之后,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和论点也夹杂在其中,成为影响中国人对自身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思考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丛报》这样一份在中国发行的西文月刊具有一种独特的学术价值。



[①] 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11-12.

[②] 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11.

[③] J. R. Morris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12-14.

[④]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18.

[⑤] A. R. Johnston, “Remark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3. 按:这篇文章发表于1840年5月号,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个约翰斯顿对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强烈不满,声言鸦片将继续进入中国。其文章在论述深度方面与马儒翰的文章无法比拟,这里不作更多述评。

[⑥] 见: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pp. 374-376.

[⑦] J. R. Morrison, “The Title of Chinese Emperor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p. 309-310.

[⑧] E. C. Bridgman, “Desultory Note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pp. 93-94.

[⑨] J. R. Morrison, “Political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49-58.

[⑩] J. R. Morris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e at Peking of a Local Natur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181-189.

[11]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Officers Who Compose Superior Magistrac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160-166.

[12]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Officers Who Compose Superior Magistrac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214-229.

[13] CharlesGutzlaff, “Ta Tsing Hwei Tien, or the Statistics of the Ta Tsing Dynas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57-69. 1834年初,《广州纪事报》罕见地用很大的篇幅连载郭士立的《中华帝国政体》一文。见:“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Canton Register, January—April. 该报这一年5月的几期还刊登《中国现在的王朝》(The Present Chinese Dynasty)一文。

[14] E. C. Bridgman, “Tsung Jin F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130-134.

[15] E. C. Bridgman, “Desultory Note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p. 93.

[16] E. C. Bridgman,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Officers Illustrated by Selections from Chinese Proverb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pp. 355-356.

[17] Robert Morrison, “Revenue of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p. 430-431.

[18] E. C. Bridgman, “The Sale of Official Rank”,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p. 207.

[19] Robert Morrison, “Proportion of Mantchou and Chinese Officers in the Present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p. 312-313.

[20] 这些文献由编者卫三畏翻译,分别刊载于: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pp. 165-166; 231-232; 282-287.此外,曾长期在澳门等地活动的圣若瑟书院传教士帕德罗·塞拉(Padre Serra)于1830年7月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选读的题为《中国简论》的报告,亦在该刊登载。塞拉于1804-1827年在北京居住,与清朝皇室成员有过密切交往,他的报告的主题是清朝皇室,分为7个部分,就道光帝即位、皇子的等级与收入、宫廷的管理、嫔妃与宫女、海关与税收、嘉庆皇帝日常生活、雍正皇帝及其与喇嘛之关系,作简单的介绍。见:Padre Serra, “Notice of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519-525.

[21] Charles Gutzlaff, “Ta Tsing Hwang Te Shing Heu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593-605.

[22] 如《中国丛报》1834年7月号报道了江苏巡抚林则徐作为“一位年迈的、但因其忠诚而受到皇帝尊敬的”官员,在完纳税捐问题上与道光帝之间的文书往来。见Robert Morrison, “Keangsoo”,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144.

[23] 在这方面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丛报》在1845年发表了马礼逊1826-27年的一组札记,集中记录了广东及全国的政情,见Robert Morrison, “Chinese Reminisc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156-171. 值得注意的还有,该刊在1835年刊登了广东各级官员的名录,由马儒翰整理,较为完整,包括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的幕府,各司、道及其属员,广东各地军事官员,粤海关监督衙门,广州府及下属各县官员之名单,见J. R. Morrison, “List of Persons Holding Office in the Province of Kwangtu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529-534. 梁进德则在1843年发表了一篇评介《粤东同官录》的文章,以林则徐的条目为例,就其内容进行解释,见Liang Tsin-the, “Yuetung Tung Kwan L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505-513.

[24] J. R. Morrison, “Secret Associa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p. 207.

[25] William Milne, “Some Account of a Secret Associ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 59.

[26] William Milne, “Some Account of a Secret Associ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59-69.

[27] S. W. Williams, “Oath Taken by Members of the Triad Society, and Notice of Its Orig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pp. 282, 287-288.

[28] S. W. Williams, “Oath Taken by Members of the Triad Society, and Notice of Its Orig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pp. 288-295.

[29] “Secret Societies among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pp. 300-306.

[30] “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53.

[31] “Insurgents in Kwangs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224.

[32] “The Disturbance in Kwangs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497.

[33] “The Disturbance in Kwangs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p. 497-498.

[34] “The Disturbance in Kwangs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p. 499-500.

[35]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the Late Rebellion in Turkesta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315-323; “Notice of Modern China: Continuation of the Rebellion Headed by Jehangi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351-367; “Notice of Modern China: Rebellion among the Mohammedan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489-497. 后一篇还论及苗民及中国边境地区其他“山民”的叛乱问题。

[36] J. R. Morrison, “Rebell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pp. 29-30; 78-79; 111-112; 206-207; 246-247; 423; 470-472.

[37] S. W. Williams, “Notices of the Miau Tsz”,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8, pp. 105-118. 《广州纪事报》也对此事极为关注,在瑶民造反期间警察报道有关动态。

[38] 英格利斯发表文章,专论中国的宗教结社,叛乱,盗匪,族斗等问题,见Robert Inglis, “Notice of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415-425. 关于宗族间争斗问题,史第芬曾就广州黄埔附近两个家族(钟氏与崔氏)的个案进行了专题探讨,见Edward Stevens, “Clanship among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p. 411-415.

[39] E. C. Bridgman, “Review of Ta Tsing Leul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p. 10-19; 61-73.

[40] Robert Morrison, “Execution of the Law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132.

[41] Robert Morrison, “Execution of the Law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p. 132-133.

[42] Robert Morrison, “Execution of the Law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133.

[43] Robert Morrison, “Homicide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p. 38.

[44] Robert Morrison, “Homicide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p. 39.

[45] Robert Morrison, “Homicide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p. 39.

[46]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Courts of Justices, & 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337.

[47]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Courts of Justices, & 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341.

[48]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Various Means and Modes of Punishmen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363.

[49]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Various Means and Modes of Punishmen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384.

[50] Robert Inglis, “Notice of Modern China: Appeals from the Inferior to the Superior Court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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