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圣教杂志》的公民教育工作

 

民国元年《圣教杂志》的公民教育工作

武汉工业学院  白 虹

 

摘要:作为近代在华天主教所举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个刊物,民国元年的《圣教杂志》适应于民国初创的特殊历史背景,进行了一系列的国民教育工作,这主要表现在:通过报道教内外时政新闻,传播新知识和新文化,通过对国是问题的探讨,辨析自由、平等以及责任等现代政治概念,通过鼓励设立报馆,推动现代传播事业的发展。《圣教杂志》在其“近事”、“论说”、“辩道”、“征文”,以及“闲评”等栏目下所进行的这些介绍、评价及论证工作总的来讲当然是为其传教的宗教目标服务的,但是其所表现出来的认同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期望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推动传教事业这样一种意识和倾向无疑是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的,对于提升国人的现代公民意识,培植社会的现代价值观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圣教杂志》 公民教育 民国元年

 

《圣教杂志》1912年元月创刊于上海,当时的发刊词是这样表述其创刊宗旨的:“惟念中国之大,教友之多,尚无一圣教机关报以联络各省教友互通声气,此同人之所踌躇满志,抑亦海内同志之恨事也”[1]。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或协调机构,各地的传教工作基本上是分散进行来的,《圣教杂志》作为圣教机关报,所代表的是哪一个机关,其实并不明确,但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圣教杂志》“宣传教义、神哲学、中西学术、文化及经济社会等学问”,“发行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天主教教会,甚至远达南洋、欧美”[2],其作为中国天主教会发言人和传声器的历史影响却是实际产生了的。而《圣教杂志》创办之时,正是中国社会经历由帝制到共和的转折时期,1912年是中华民国纪元的开始,作为与民国同时诞生的《圣教杂志》似乎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天主教传教工作的工具,它同时还承担了进行公民教育、培植现代观念的社会责任。从现存的民国元年的各期《圣教杂志》来看,在追踪时政、辩论热点问题,探讨自由、平等、责任等原则问题以及推动现代传播手段等方面,该杂志所做的工作是颇有成效的。

 

一、通过追踪时政新闻,论述理论问题,介绍新知识、新观念。

 

《圣教杂志》从一开始就设立了“近事”、“论说”、“辩道”、“征文”,以及“闲评”等栏目,其中“近事”栏目相当于今天的新闻报道,分为“罗马”、“本国”和“外国”三部,主要是报道教廷、以及国内外的时政要闻。就“本国之部”来看,既有对一般性社会政治事件的报道,又有与信仰生活相关的新闻。第一期的《圣教杂志》就回顾了武昌首义的过程,报道中不仅涉及到了对地方化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辛亥“汉口大火”,而且还对社会动荡之中的教会及其信众的安全给与了关注;此后的二至四期,《圣教杂志》对于民国肇始过程的报道涉及到了南北对抗、南北议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帝逊位,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等各个环节。其中,对于民国给予清皇室的优待条件,清帝逊位的诏书,南北双方达成的议和条件,杂志都予以全文刊载,对于袁世凯变更就职地点的前后因由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杂志第五期报道了内阁的组织过程,参议院以及内阁各部的组成。应该说,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圣教杂志》作为一本月刊,这些“近事”报道的新闻价值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其在民国初创时期的教育意义却是十分明显的,对于促进刚由臣民转为国民的读者迅速认识新的国家,建立新的国家观念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本教会出版的月刊,《圣教杂志》对于时事的报道,除了有一般意义上的时政新闻之外,更多地是要关注时事变迁中的教会生活。杂志第三期、第七期、第八期连续报道了湖北荆州发生满汉冲突,当地教会出面调停,并对双方生活予以照顾的新闻,显示了地方教会在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杂志第四期和第六期分别报道了北京主教拜会袁世凯总统,以及湖北司铎拜会黎元洪副总统的新闻,表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深愿仰赖天主默佑及教皇之祈祷,,俾吾国民日益亲睦”[3]的良好意愿,宣示了他们对于“将来宪法规定后,信教可以自由,凡属中华国民不论何教均可当文武官职”[4]的庄严承诺;杂志第七期报道了山西绛州教会调停南北冲突的新闻,其中特别指出,教会司铎谢绝了官府感谢调停的赠银,表示“敬祝中国共和成立,建设民主国家之后,一切悉照美国之法待我天主圣教,彼此同心,不分畛域,则受赐多矣”[5]。这不仅表达了教会对于在共和之后的中国发展传教事业的期望,也传递了教会对于新型政教关系的肯认。

除了介绍国内的时政新闻,《圣教杂志》还在“近事”的“外国之部”栏目介绍世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时事新闻。新闻所涉及的国家遍及欧亚、南北美以及非洲,所涉及的新闻内容虽多以政教关系为主,但也包括国家关系、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罗马之部”栏目下的新闻虽多介绍教廷的传教活动,但是也涉及到教会与各国之间的关系;杂志的第六期还专门发表译文介绍“伊兰脱(爱尔兰)自治问题”。不仅如此,《圣教杂志》还专门介绍美国天主教的教务情况,报道欧洲各国的宗教活动详情,并且从第七期开始,《圣教杂志》还开辟专版,发表上一月的“中外大事表”。应该说,《圣教杂志》对于国外以及教廷新闻的报道,确实具有很强的“宗教性”,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而言,这些新闻对于帮助他们认识西方世界,建立新的世界观依然是很有帮助的。

除了报道中外的时事新闻之外,《圣教杂志》还在“论说”、“辩道”、等栏目下辩论理论问题,传播新思想和新观念。

《圣教杂志》第一期起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文“教友散居尤宜团结利用国家说”,不仅从神学上解说了“天上之国”与“人间之国”的关系,而且还对国家起源、国家与社会关系、政体差异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在谈到国家性质时,文章指出,“何谓国家,国者,家之积也,家者,夫妇之社会也……国与家皆社会也。人无生而无家者,故以人生于社会之外,必待要约而后始入于社会者,其说不尽人情也”。在论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文章指出,“以故家庭而不具社会之界说者非家庭也,国家而不具社会之界说者非国家也。国家虽有专制与立宪之分,立宪虽有君主与共和之分……其所以为社会则一也”。在论述政体差异的时候,文章的区分也相当精确:“凡立法、司法与行政之权由君主专之,则谓专制,与舆论共之,则谓立宪。立宪而待决于君,君主立宪也,统归舆论,共和立宪也”[6]。由此我们看出,该篇文章虽然包含论述“天国”与“人间”关系的神学内容,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却是在介绍西方的国家起源学说,国家社会关系学说和政体学说。在共和政体尚未完全确立的背景下,文章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杂志第三、四、五期“辨道”栏目连续刊载了“论社会党”的专论。这里所谓社会党,即是指持社会主义观念的团体。文章虽然认为主张“教育平等,营业自由,财产独立,废除遗产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能够“臻民生于安乐,进世界于太平,天下至美满至高尚之学说”[7],对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认同,但是也“非故为极端之反对也”,并且表示,社会党所关注的“劳动界生计之困难固为吾人所公认,即吾人亦当殚精竭虑以求一完全无弊之策,是社会党之学说而果能见诸实行,讵非国利民福之事”[8]。可见,文章对于社会党所奋斗的目标还是认同的。在分析社会党学说的过程中,文章指出了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社会问题发生于欧美,原其所以发生之故,盖因十九世纪以来,机器发达,工厂林立,物质文明日进,经济组织大变,贫富相隔,苦与乐悬殊。社会渐成不平等之象,于是社会问题遂因之以涌现”[9],并且从宗教道德、生计以及国家法律三个层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这显然受到了兴起于十九世纪的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直到今天,大部分的社会学家依然把工业革命后社会图景的变化看作是推动社会学产生的动力; 这样的论说在当时对于普及社会学知识,认识现代社会当然是会产生积极影响的。

 

二、结合对国是问题的探讨,论述平等自由以及责任等现代政治原则

 

如前所述,《圣教杂志》作为教会所举办的媒体,值此国体更改的动荡时刻,自然更加关注社会变革中的宗教生活问题,因此,除了在“近事”中报道有关新闻外,《圣教杂志》还特别发表文章,呼吁新的共和国家进一步落实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圣教杂志》第六期发表了山西一位司铎在庆祝共和大会上的演说词,作者首先表明自己“职在宣教,亦仍为我中华民国之一分子”,继而从“信教自由”和“教民相安”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对于共和成立的希望。 作者首先指出,“何为信教自由,现在已五族人民合为共和,成立中华民国,则民教之畛域悉已捐除,我中华自古以来虽有儒释道三教,然非纯一不二,朝释迦而夕老子者比比皆是,此固无可讳也。自天主教传入中国已数百余年……从今以后当互相尊重,尔毋我诈,我毋尔虞。俾人民各遂其信仰之自由。汉教中人不得妄加扰害,以敬神赛会等费向教民勒派,我天主教人亦不得稍越范围,以建堂行礼等事强汉教以必从。彼此各行其是,守国家之法律,保公众之治安。此之谓真共和,此之谓真信教自由”。在论述“教民相安”的时候,作者通过区分“洋教”与“洋务”,批驳了信教即为“谋我疆土”的错误认识,“教与国系属两事,教士掌教务,国际交涉自由公使管理。性质既异,权限各分”,希望“现在共和确定,五大族既为一家,则五族中之奉教者仍为一家之姊妹弟昆……我教中士民皆抱爱国热诚,绝无如外间所传之种种诬妄。望我国诸同胞尽祛成见,各矢公心,勿伤同族之感情而惹外人之讪笑。以后并宜不分民教,一切地方公事……皆当群策群力,一致进行,勿挟偏见,勿存歧视”[10]。可见,对于基层的传教士和信众而言,他们指望新确立的共和政体能够进一步保障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带给他们更为平等的信仰环境。

杂志第八期发表了“信教自由说”短文,对照前清“不得已”的信教自由,对民国确立的信教自由原则给予了高度赞扬。文章指出,“吾人之信教自由也,他人不得夺其自由之权而强迫之。故自由者文明国之独有,专制国之必无也。今者我国志士推倒前清政府,改建共和,于是规定约法许人民信教自由”,文章接着指出,前清“重儒教为圣教,尊孔子为圣人,焚香顶礼,望朔祭祀”,后来虽迫于条约,明令信教自由,但是却是“为时势所迫,并非出于真心……官学两界,特立谒庙拜孔子之制以阻信教自由之进行”,现在“民国成立,政府统一,袁总统蔽参议院演说时即提及信教自由一语。并谓无论何教中人士皆得充当官职,参与国政”。作者认为“此自由也,诚可谓实际上之自由,并非胜国时虚名之自由也……可以化民间畛域之见,改专制政体之弊,诚可谓文明之极轨矣”[11]

正当人们欢呼于信教自由原则的落实将有助于信教人士出任公职的时候,国会的选举办法却停止了僧人、道士和教士的选举及被选举权。这一以执业不同而将一部分人排除在选举之外的规定,显然不合于新国家约法所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遭到了教会人士的竭力反对,《圣教杂志》第九期刊登了内蒙一位司铎所著的反对该项规定的文章,第十二期又刊载了教会人士就此问题给参议院所上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以约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一律平等的原则为依据,申述了教士应享有平等选举及被选举权的主张。请愿书首先指出,取消宗教师选举及被选举权的规定“不无失法律之公允而贻文明国之口实”。这首先是因为此一规定不合于约法所规定之人人平等原则,“盖约法内明言中华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曰平等,曰无区别,是籍隶民国属于民国法律之范围者皆统括在内,皆可享平等之权利而不宜存畛域之见矣。乃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独于宗教师特加区别,特加限制,岂宗教师独非国民一分子呼……既属国民不得列入平等之地位,不得享受平等之权利,揆之于理无乃不公”,进而,请愿信又从权利义务的角度论述了此一规定的不合理,“况教师有守法之义务,有纳税之义务,今则义务同,而权利不同,天下宁有此等公理,世界宁有此等法律”;请愿信批评这一规定是因袭了前清的旧制,而“殊不知满清时代虽曰预备立宪,仍逞压制手段,久为世界人所诟病”,“今则国体称曰共和,国民称曰同胞人民,又曰一律平等,与满清之压抑民权判若天渊。则举凡不适于民主之规定自当一律廓清而更变之”;请愿书强调“选举一事尤属国民固有之权,除不合资格妨碍行政机关之国民外,不宜作不平之规定,作不平之限制,致失约法一律平等之信用”[12]。吁请参议院更改上述不合理规定。

此外,杂志还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教友及教友家庭的责任问题,与上述文章一样,这些文字也是以专制告终,民国成立为背景来展开论述的。例如,杂志第八期“论今日教友之责任”一文,讲的虽然是教友传教的责任,可是论述的背景则是“自武汉起义以来,全国同胞激于义愤,不惜赴汤蹈火以求达目的”[13],由追求现世自由来论证追求超性得救的重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圣教杂志》所关注虽然依然是国人在国体变更时的宗教生活,杂志文章论述的无非也是信教自由问题,教士的平等权利问题,以及教友的责任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是以新的共和国体的成立为背景的,都是以新的国家制度规范为前提来加以申发的,因此这些文字对于提升读者对于新的国家体制的认识无疑是极有帮助的;此外,这些文章的论题都与自由、平等以及责任这些概念相关,而这些概念又都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基础,深化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无疑是新的共和国民所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这一年的《圣教杂志》还报道和介绍了震旦大学的毕业典礼以及大学规章,介绍了德国的教友工会,这对于读者认识现代大学制度和工会制度也十分有益。

 

三、通过征文悬赏以及扩版增容,推动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

 

《圣教杂志》创办之初,在第一期就宣布要进行“征文悬赏”活动,拟定的两个选题为“论教中宜多设报馆”、“教理与科学并行不悖说”。杂志第十二期刊登的一位司铎的来信显示,“前年汉口圣教公会经各省主教议决以组织报馆为当今急务”[14],可见征文第一题的选定是为了配合教会既定的政策。从征文结果来看,获奖征文的一大部分是应第一题所作,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教会报馆的开设是十分关注的。当年的《圣教杂志》只刊登了一篇征文,是关于教理与科学关系的,而就关于报馆的选题,杂志社专门在第八期刊发了一篇“本社拟作”的评论,足见杂志社对于该问题的重视。

该文首先论述了报纸的重要性,“居今之世,能左右势力,鼓吹文明者,阙惟报纸乎,欧美各国,农工商贾,政治学术暨各种党会,莫不有报纸以为机关,而社会之对之也,亦若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离。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率皆人手一纸,朝夕浏览。其收效之大,直有匪夷所思者”,然后对照国外,对国内教会报纸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说明,“吾圣教之在各国流行最广,组织之报馆亦不少。惟中国则不然,除上海、天津(广益录)、四川(崇实报)外,他无所见。以二十二行省,一百数十万教民而仅有此数,圣教之不发达,未必非一原因也”,文章以为只有“急宜联合同志,多设报馆”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文章还列举了设立更多报馆的五大益处,第一是“广扬教化”,这主要指的是,要在“佛老回祆浸淫已久”的文化背景里,传播天主教;第二是“增长热心”,因为“芸芸信徒,散处四方,农服先畴,工居列肆,惟商与贾远迁车牛,明动晦休,扉有暇逸,生计是急,信根或摇”,因此要依靠报纸“警觉提撕,发彼深省”;第三是“沟通声气”,正因为教友“相互隔阂,团体涣散,势力薄弱”,所以设立报馆“联络疏通,宁容稍缓”;第四是“灌输知识”, 文章认为,“民国成立,共和确定,属在国民,无分尔我,权利义务一律平等”,而教友“或弃责任,疾痛冤抑,有怀莫诉”,因此开办报馆是“导牘隙明,责无旁贷”; 第五是“纠正谬误”,正因为有人“簧鼓邪说,或笔于书,或宣于口”,只有设立报馆“声讨之”,才能避免“混淆听闻”。

此外,文章还特别特别指出了办报的原则,文字上要“雅俗共赏,勿深奥难明”,种类上,“则日报、星报、旬报随宜而定”报刊的分布上,文章指出,“除通都大邑,理应设立外,各州县及各会口教友众多之处,亦不可付之阙如”[15]

除了这篇文章以外,《圣教杂志》还刊载了多篇论述报刊必要性的文章,杂志第七期刊登的“广益录通告”指出,“报纸之关于人群社会,稍具常识者皆能言之于布帛菽粟之外严成一必需品”,“近人每言欲知一国文野程度之高下,当以其国报纸之多寡卜之”,通告虽然认为“此语犹有未尽然者”,但是也承认,成立民国以来报业的大兴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国进步之猛出人意料”;《广益录》决心要“组织正当报章以挽颓风而培善信”,使得社会“去邪就正”,国势“转危为安”[16];《圣教杂志》第八期又刊载了一位司铎祝贺杂志扩版的文章,该文在称赞《圣教杂志》扩充版面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报纸对于现代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世称报纸为进化之母,自其范围而观之,岂不然哉。知识知开通,思想之发达,道德学说之提倡,风俗习惯之变迁,皆赖报纸为原动力”,“良报者,不惟为现代之历史知识之向导,实与国家社会皆有密切之关系也”[17]

由此我们看出,,《圣教杂志》本身作为一传播载体,对于现代报纸的媒体传播效应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杂志文章论述设立报馆的必要性,其着眼点固然是在于传教工作,但是教会报刊报纸的出版发行,在客观上却不能不有利于向中国社会传布新的知识和新思想,不能不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沟通整合,也不能不有利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更新和发展。这一点,我们从上述的民国元年《圣教杂志》的办报经过中就可以看出。正因为《圣教杂志》的的办刊方针迎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因此社会对于杂志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在创刊的头一年,杂志就进行了两次扩充,由最先的每期十二页扩充到每期四十页。

 

总之,民国元年《圣教杂志》在完成其传教任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公民教育工作,为推动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天主教群体接受新知识、新思想,推动中国政府接受新的政治原则,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现代传播手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果联系中国天主教随后的本地化运动,以及普世天主教会的现代化改革来考察民国初年《圣教杂志》的公民教育工作,将使得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程和意义,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宗教的文化本质。



[1] 本报同人:“《圣教杂志》发刊词”,《圣教杂志》第一期,扉页。本文引用《圣教杂志》均来自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电子资源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search/minguoqika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108795&metaData.lId=113279&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3fdebc0005, 以下不注。

[2] 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民国珍稀期刊-圣教杂志全32册影印版,http://www.beitubook.com/introb.asp?hw_id=6995

 

[3] 《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六期,第68页。

[4] 《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四期,第43页。

[5] 《圣教杂志》第一年第七期,第115页。

[6] 《圣教杂志》第一年第一期,第2-4页。

[7] 《圣教杂志》第一年第三期,第27页。

[8] 《圣教杂志》第一年第五期,第50页。

[9] 《圣教杂志》第一年第三期,第28页。

[10] “山西成玉堂司铎庆祝概念股和演说词”,《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六期,第71页。

[11] 史宝善:“信教自由说”,《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八期,第136页。

[12] “上参议院请愿书”,《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十二期,第272-273页。

[13] 朱鸣冈:“论今日教友之责任”,《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八期,第134-135页。

[14] 《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十二期,第285页。

[15] “教中宜多设报馆论”,《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八期,第133-134页。

[16] “广益录通告”,《圣教杂志》第一年第七期,封底。

[17] 王志远:“圣教杂志扩充赠言”,《圣教杂志》第一年第八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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