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吴大学的英语教育与英文教科书的编刊

 

近代东吴大学的英语教育与英文教科书的编刊

 

复旦大学历史系  邹振环

 

[摘要] 本文从英语教育与英语教科书编纂的角度切入,讨论近代基督教监理会系统承办的东吴大学(包括博习书院)的英语教育及其成效与影响。指出在清末民初外语教育的格局中,在众多的教会学校的西学教育中,东吴大学在英语教育方面富有鲜明的特色,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实业人才和杰出的西学人材。东吴大学英语教育和英语教科书的编刊,顺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使教会教育世俗化的英语教育得以施行,从而适应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  东吴大学  博习书院  英语教育 英文教科书

 

随着19世纪60至70年代洋行的增多,与西人相关的就业机会迅速增加。1854年在华买办的人数为250人,1870年为700人,至20世纪初大约达到2万人。[①]据估计,在1842至1894年间,买办的总收入为5.3亿两白银,在经济部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外国在华工商业发展所引发的对于西学与外语人才的需要。19世纪60年代起,形形色色的外语短训班、夜校、新式西学学堂,特别是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应运而生。本文所讨论东吴大学(包括博习书院)是晚清基督教监理会[②]系统承办的教会学校。关于东吴大学,虽然学界目前已有若干研究,如祁晓韵、顾卫星《东吴大学英语教学历史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但涉及该校英文教科书的内容大多语焉不详,即使关于该校英语教育的问题仍有可以深入讨论的余地。

本文从分析东吴大学的英文课程的安排、英文教学的特点以及英语教科书编刊的角度切入,指出在晚清外语教育的格局中,在众多的教会学校的西学教育中,监理会系统的东吴大学在英语教育方面富有鲜明的特色,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实业人才和杰出的西学人材。东吴大学英语教育,顺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使教会教育世俗化的英语教育得以施行,从而适应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一、从博习书院到东吴大学的英语教育

 

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华东创办学校,以上海、苏州两地为据点。后来构成东吴大学一部分的苏州博习书院,原称“存养书院”,是曹子实在1871年开办的监理会走读学校。1879年该校在苏州天赐庄获得了土地,建造了优雅的房屋,不久由美国监理会教士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ker,1850——1924)主持。1884年该校改名“博习书院”。潘慎文与中国学者合作将《圣经》译成苏州和上海方言,还译出代数、三角学、几何和机械学教科书多种。以便让中国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接受相当于当时美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③]他还是晚清传教士中英语教育的积极提倡者,他以为社会需要还是检验一个学校成败的标准,而不是以对教会贡献的大小来衡量一切的,那些在教会学校受过英语教育的学生在商业上挣了钱就能更多地奉献给教会;而且这些人完全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统治者,为了他们,教会学校就应该提倡英语教育来吸引他们,将学习英语的热潮引向一个好的结果。[④]1887年1月21日他宣布1月22日将开办“英文书院”,“拟收学生二十五名为额,计修敬每月二元。”[⑤]1888年1月22日他又多次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宣布博习书院所开办的“英文学塾”“每年英洋十二元,半年一付,需洋八元,零付须每月二元”。[⑥]同时他也极力主张中国学生应该学好自己的母语,他在1905年他发表了题为《在给中国人教授西学中使用汉语和英语的问题》(The Use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in Teaching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Chinese)一文,指出把汉语和英语作为传授西学给中国人都是很好的载体;他认为在初等科学和数学等常识西学的教授中使用汉语是比较合适的做法,而在教授高等西学知识方面则应该采用英语,使用汉语教学的优势在于学生学习科学没有语言障碍,容易掌握;而用英语学习高深的科学有其独特的优势。他认为各种语言都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特别恩典,人们自有理由认真地学习。[⑦]

1892年博习书院有学生75人,“内读英文者十六名,读华文者五十九名。”[⑧]1896年苏州博习书院“特增设新塾,专有西师教授英文,仍兼西算、格致、华文等学,凡良家子弟,无论壮幼,均可来学。”[⑨]博习书院两个杰出的毕业生是李伯莲与谢洪赉。李伯莲是迁往天赐庄的18个学生之一,毕业后他成为宫巷书院吴语科的首席教师。[⑩]谢洪赉(1873——1916),字鬯侯,别号寄尘,晚年因养病于九江庐山,故更号曰“庐隐”。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四月十二日(1873年5月9日)出生于浙江慈裕丈亭镇。谢氏是浙江山阴巨族,父亲谢元芳曾在杭州育英书馆求学,后成为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在余姚及慈裕乡间办学、宣教。谢洪赉早年受其父影响,5、6岁起就随着父母入教堂做礼拜,耳濡目染,接受基督教义。清光绪九年(1883)11岁的谢洪赉由绍兴本乡被选送到苏州博习书院(后来的东吴大学)读书。13岁那年谢洪赉在监理会受了洗礼成为基督教教徒。在博习书院,除了继续学习基督教教理,由于他学行优异,受到了国文教员朱鼎卿的器重,在他的指导下,谢洪赉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文献,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有了深入的了解。1892年,谢洪赉毕业于博习书院。22岁时他从美国传教士盖翰伯习英文法,同时“研习《英字指南》,朝夕勤奋,至于梦寐中,亦惟诵习英语。……日有定课,初则读本、文法,日一课,造句十句,英文圣经一节,继则渐增,孜孜无倦容。潘慎文夫人雅丽女士,鉴其诚恳,间为指示,”于是他读完了《读本》二、三、四和Senior Reader Manual of Grammar等书,英文程度大大提高。不久他发现日文在其译著事业上有极大的帮助,26岁以后,“以二三月之日力,浼友人石云汀君为教授,而自加以研习耳,然其成功,较之专读东文者远胜矣。”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和扎实的中西学问,得到书院院长潘慎文的赏识,留在其身边一边学习英文、教授课程,一边帮助潘慎文和潘夫人翻译、编辑教材。除协助院长编辑了三角、代数、几何等教科书外,还与潘夫人合译了《动物学新编》。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第一套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的译注者。他还参与了商务印书馆其他教科书的编译工作,编辑了生理学、物理学、化学、代数学、几何学、立体平面三角术、微积学等中学教科书;以及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理科教科书及教授法等。[11]

19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已经产生了发展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基督教各差会纷纷调整政策以便适应这一趋势。1895年秋潘慎文被调任上海中西书院监院,他上任后大力加强学制建设,力图使中西书院名副其实,成为真正的“大书院”。同时,韩明德(T. A. Hearn)接替潘慎文,任博习书院监院。韩明德在博习书院建立了一所单独的小规模的住宿学生的“英文班”,供那些付宿费和适当学费以便得到学习英语的特殊待遇的学生住宿——直到那个时候,博习书院还没有设立完整意义上的英语课程。因此这种做法带来了不好的后果,付费的学生瞧不起免费上学的学生,免费生又妒忌他们能有学习英语的机会。当时在苏州布道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认为:“如果对西方教育真正需要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教会就应当满足这种要求,如此控制引导这场运动,新学就不致对抗而是有助于基督教”。[12]1895年孙乐文在苏州布道时,6位身穿丝绸长衫的年青士子进入教堂,悄然在后排落座。在布道结束后他们要求孙乐文当他们的英语老师,孙乐文问:“你们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们答道:“我们读了总督的文章,懂得了为什么这个奇耻大辱会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过去过于自负,不向其他国家学习。而日本向西方学习致强,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张之洞说:‘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学习西方,无其他路可走!’在我们看来,要学的东西很多,最好方法是首先是学习你们的语言,这样才能直接读你们的书。”这些学生组成了一个25人的班,其中大部分是秀才。1896年3月这个25人的班构成了苏州宫巷博习书院的核心。孙乐文家庭里的三个成员都教授英文。后来博习书院的毕业生李伯莲(L. G. Lea)及其兄弟李仲覃(G. T. Lea)也在该校担任教职。[13]受英语学习风气的直接推动,1896年春宫巷书院的学生扩充到50人,1898年春季达90人,秋季增至109人。孙乐文声称:“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教授英语而是要提全面的教育”。学校的课程与美国文法学校相同,要求每一名学生都学习中文、算术。学校经费自筹,1898年收支基本持平,可见发展顺利。[14]

监理会尽管有不少走读学校、中学和书院,但缺乏真正的高等教育。于是开始计划以宫巷书院为基础来发展高等教育,1899年监理会开始酝酿一个教会教育发展的计划,年初决定将博习书院迁往上海并入中西书院,由潘慎文管理。而苏州的博习书院的建筑和仪器则移交给宫巷书院,这次迁并是监理会教育政策的大调整,标志着该会教育重心由上海迁往苏州。1899年10月监理会中华年会在苏州召开,会议全面讨论了当时国内的教育形势及监理会的教育工作,决定该会的高等教育工作在苏州统一进行,建立一所包括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三个部门的大学。[15]1900年11月东吴大学校董会组成,东吴大学的发展计划可以说就是当年林乐知当年“大书院”发展目标的一个兑现。宫巷书院迁至博习书院在天赐庄的校舍,宫巷书院的创办人孙乐文被选为东吴大学首任校长。他就办学问题还专门请教了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借鉴了圣约翰英语教育的经验,孙乐文陈述了自己独特的原则,其第一条就是:“目前和未来几年,在中国,现代教育只能用现代语言,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是英语。但首先关心的应该是造就能够确定专门名词和编写汉语教科书的人才。如同法语和德语在美国大学成为第二语言一样,英语最终将成为第二语言。”[16]1900年5月,美国监理会母会批准了东吴大学的办学计划,并派干事向田纳西州申请执照,认可其授予的学位。于是东吴大学得到了母会教友们的热情募捐。巨额的捐款保证了东吴大学的顺利兴建。按照监理会统一高等教育于苏州的构想,东吴大学建立后,上海中西书院理应归并于东吴大学,但上海方面出于地方利益和感情的考虑对归并持消极态度,中西书院仍旧开办,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也无可奈何。直至1911年3月16日孙乐文病逝,5月1日中西书院监院调任执掌东吴,5月底监理会决定结束上海中西书院,将之归并东吴大学,监理会以东吴大学为核心,以各连环之中学和各驯化之小学为外围和基础的三级教育体制遂告形成。[17]

 

二、东吴大学英语教育及其“戈因(Gouin)体系”新方法的探索

 

东吴大学从创办之时起,英语教育一直受到高度重视,是所有专业的必修课,学生即使进人正科后,英语仍然是 西学学习的主要分支学科,进人正科的文科,专业, 英语一直是必修课程。从学生人学起,学校就非常重视英文的强化教育的实施,从而使得学生的英文水平远高于其他学校。东吴大学规定:凡一年级学生英文程度低于人学考试不能及格者,每周须读补充英文一小时。在一年级课程中有专门为英语程度较低的学生设置的不含学分的 补充英文,并大量补充课外阅读。在1905年举行的《中国教育会》第五届年会上,东吴大学推荐了学校使用的英语原版补充读物。同时还开办暑期学校帮助学生温习高中英文法,为高中毕业生或同等程度之学生欲投考大学之准备。, 或“ 为拟应大学英文人学试验或已有大学初步英文, 自问学力不足者而设,内容注重文法、习语、字词句的分析及了解读法听解等项”。[18]

1902年,英国人斯旺(Howard Swann)来到东吴大学,将注重口语教学、具有“直接教学法”(The Direct Method)雏形的“戈因体系”(The Gouin Series,又译“古安系列”)从欧洲直接引入东吴大学,以逐渐替代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戈因体系”教学法是由法国人弗郎索瓦·戈因(Francois Gouin,1831—1896)创造的,是西方19 世纪80 年代后期出现的强调口语教学的“序列结构方法”(sequential structure),戈因通过对孩子学习语言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戈因体系”的外语教学理论,并创办“戈因学校”来实践这一理论。“戈因体系”外语教学理论最主要的观点是“语言文本反映其所描写的经历结构(The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text reflected the structure of the experience it described. )”。认为事物的过程最主要特征就是其序列性,换言之,任何一件事情都可用更小的系列情节来描述。如“开门”(open the door)这一事情,可以被分解成“朝门走去”(moving towards the door)、“站在门旁”(standing by the door)、“旋转门把手”(turning the handle)、“开门”(opening the door)、“开着门”(holding it open)等。1902年斯旺和法国人维克多(Victor Betis)合作,将“戈因体系”翻译成英文,取名为《语言教学艺术》(The Art of Teaching and Studying Languages),1902年在伦敦出版。同年斯旺将这一新教学法引人东吴大学,之后“戈因体系”也引领了中国教会英语教学方法乃至整个中国英语教学的潮流。从1902年起,东吴大学要求英语教学“教授亦用新法,力去坊塾误人子弟之积病”。“英国语言,则教以戈因之新法,成效大著……是年春,来学者甚众。”“戈因体系”教学法要求教师“用学习的语言,说明相关系列的句子,然后依次把这些句子表演出来,通过体势使这些句子的意思变得明白,不得用任何其他语言的字词”。东吴大学预科的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造了大量这类体系的句子,并将其编写成教材,成功地运用了“戈因体系”教学法。当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在没有用任何汉字解释的情况下,竟然能说出英语并懂得了句子的意思时,都惊喜不已”,老师们也“从学生的点头和脸上露出的理解的神情中深受鼓舞”。东吴大学学生在预科阶段就完成了基础英语的训练,进人正科后,便直接用英语学习“生理、理化、生计、政治、法律诸学”。“戈因体系”教学法的成功实施,打破了我国晚清以来长期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使东吴大学在英语教学方面走在了教会学校的前列。“戈因体系”教学法具有“直接教学法”(The Direct Method)的雏形。因为年事已高,戈因未能直接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完善其教学理论的机会。年轻的琼斯(Daniel Jones,1881—1967)于1898年进入伦敦的一所“戈因学校”学习法语,从此开始其语言学研究的生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和帕尔默(Harold E. Palmer,1877—1949)一起合作,完善了“戈因体系”的教学法,正式提出了语言教学的“直接教学法”和“口语教学法”(Oral Method)理论。虽然“戈因体系”教学法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完整的直接教学法理论,但它已“具有直接教学法的某些共同特征”,已具备直接教学法的雏形。因此戈因也被“誉为是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戈因体系”教学法的影响很大,在美国被认为是“20 世纪早期外语教学的最著名方法”。20世纪20年代“戈因体系”被发展成的“直接教学法”,逐渐在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推广。[19]

东吴大学开办初期,教师主要有孙乐文、文乃史(W. B. Nance)、祁天赐(Nathaniel Gist Gee,1876—1937)等6名,其中教授英文的只有孙明甫(Roy. S. Anderson,1885—1925)、文乃史等。白约瑟(Whiteside Joseph), 是最早进人东吴大学的外籍教师之一,也是东吴大学诞生的见证人。从他年来中国到年返回美国,在东吴大学任职近30年,在教授英语和文学的同时,对后来东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孙明甫为孙乐文之子,出生于苏州,一般人名辞典仅注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北京美孚煤油公司经理,1923年代表江苏督军齐燮元赴山东临城与孙美瑶接洽释放被绑架之外国人一事。[20]很少注意到他在东吴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和编撰英语教科书的史实。孙明甫没有念完大学就到东吴大学任教了,1902至1910年他在第一附中教英语。如何在英语教育中尽可能快地让学生熟练地掌握英语呢?他运用了自己迷上的英国人斯旺的所谓语言学习的“戈因体系”。他认为“根据这一体系,教师用要学习的语言,说出相关系列的句子,然后依次把这些句子表演出来,并力求通过身体语言使这些句子的意思变得清晰明白,而不用其他语言的字句辅助解释。孙明甫发展了大量这类‘系列’句子,他在学生面前一边用英语说这些句子,一边进行表演,并从学生的点头和脸上表现出理解的神情而受到鼓舞。接着他要求学生单个地或分组地跟着他重复演说这些句子,当学生意识到自己在没有用任何汉字解释的情况下,竟然能以英语说出自己理解的句子意思时,都惊喜不已。记忆在他们的学习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很容易地学习并记住了这些‘系列’句子。这一计划的成功,涉及到对所学东西进行大量的练习,不仅仅有益于英语学习的发音、阅读、写作和语法等方面的训练,而且有益于创造出更多的有关这一体系的高智力的工作。”孙明甫认为这一四年完成的英语学习计划仅仅适用于那些从未学过英语的学生,而对那些有一知半解的英语知识者,为省事而沿袭了自己原来学习方法的学生,效果反而不好,需要教师付出双倍的努力。他前后坚持了八年之久,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有人将他的优秀教学成果汇编为更规范的教材,这些教材后来被广泛采用。[21]

 

三、孙明甫与祁天锡编纂的英文教科书

 

笔者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孙明甫编纂的英文教科书三种,一是商务印书馆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类选》,三卷,由商务印书馆1904—1905年初版,英文书名为“Series”该书曾经学部审定。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提要介绍称:“英国言语文字虽合一,然笔述之文自分古今,口述之言有今无古,读本所选虽多今文而不能不间登诗歌,略讲体裁,儿童读之自觉稍难,以授异国之儿童抑更难矣。此编尽用短句,亦述文范,上列辞料,下缀会话,编辑之完善、词旨之明显,他书罕有其匹。西士原序谓深浅皆合于中国儿童之心理,犹量中人之身制英文之服,言其适用也。书分三集,有互相贯通之妙。”[22]该书后经学部审定。学部意见认为该书采用现代语言的教授方法来教授中国学生学习英语。通过会话来学习语法,因此学生可以自然而然地掌握其规则,这个方法对于中国学生尤为适用。[23]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中外日报》有“英语类选”广告:“是书为苏州东吴大学堂教习安迭生君所著,将日用要语分类编集,设为问答浅明,凡与外国人有所交涉者,手携一册可以应对如流。现出二册,每册售价大洋一角五分”。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七日(1905年9月5日)《中外日报》有还“新出英语类选第三册”的广告:“西国语言初学颇难入手,恒以为苦。苏城东吴大学堂教员美国孙君明甫本法国古恩氏语言学教授新法,编纂此书摭拾寻常语言,分别层次,依次讲授,循循善诱,俾学者易领会,成效自速。已出二册,颇蒙海内欢迎,兹续出第三册,以饷学子有志学语者,幸勿交臂失之。每本价洋一角”。

二是商务印书馆特请孙明甫编撰的,《(商务书馆)英文新读本》,1909年11月初版。题为美国安迭生(R.S. Anderson,即孙明甫)编纂由邝富灼校订,英文书名为“(Commercial Press)New English Readers”,全6卷。该书取材既合于国人之性情风俗,尤注意激发学生奋勇精神。六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既无躐等之弊,且可收得尺寸之功。书内遇有难于明晰之处均附图画,使学者易于了解。每卷之末附有释义解字二门。凡难句难字,悉皆详注意义,书中用斜体字处,即可检阅释义,遇有难字即可检阅解字,便能明晰,不必时时检查字典也。(《编辑大意》)内容有《伊索寓言》的狐狸和老虎;鸟、驴和蝙蝠;会产金蛋的鹅;金鱼和渔父等等,也有中国传统的内容,如汉文帝时的周亚父;也有科学的内容,如生活中的水等等。前半部分课文全部是英文,后附录“解字凡例”,系仿字典之例,按照西文字母依次排列。该馆在出版介绍中称:“吾国英文读本皆采用英美成书事迹,程度未能与吾国学者适合。本馆特延美国安迭生君编辑。是书复经新宁邝富灼君悉心校订,经营数年,成书六册,其取材必求合于吾国之性情风俗,而尤以振起国民之观念为主。今先出二册,有图画以收直观教授之益,有解字以免翻阅字典之劳,有释文以为初学译文之助”。[24] 1912年该书重印第9版。

三是《新法英文教程》,英文书名为“Beginner’s English Lessons”,也是由邝富灼校订,此书寓文法于读本,使学者易于领悟,而于八部之变化及云谓时间尤言之特详,末附释义及解字,凡斜体字可阅释义,难字可阅解字。[25]学部审批商务印书馆呈请审定教科书中称:“《英文教程》以中国之风俗人情,编辑成文。全书为课五十。每课又分数小段,或段自成文,或作问答语,篇后又为载文造句之法。解字释义之说,逐课作解。可以前后并读。终又列字汇。学者娴熟斯书,不特能操习语言,且可明晓文字构造之法,而悟虚实分类之理,洵为初学善本,定为中学第一二两学期用书”。[26]学部评云:“以中国之风俗人情,编辑成文。全书五十课,每课又分数小段或段自成文,或作问答语。篇后又载为文造句之法,解释字义之说。逐课作解,可以前后并读,终又列字汇。学者娴熟斯书,不特能操习语言,且可明晓文字结构之法,而悟虚实分类之理。”[27]

东吴大学另一位在英语教学和英语教学参考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美国教师祁天锡,他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获生物学硕士学位。祁天锡于1901年中期到达东吴大学,至1920年间一直教授生物学,任生物系主任。他或多或少将自己在美国大学所学的文科课程和若干理科课程带到了东吴大学。除了生物外,在化学和物理没有合适的任课教师时,他也帮助教授这两门课程。那时的自然历史课程中,还没有如同化学或物理那样的实验科学的生物学。由于祁天锡的专业是生物学, 他在生物学课程上花费的精力最大。1907年米切尔(W.A. Mitchell)由上海南洋公学来东吴大学,分担了物理和化学两门课程的教学,祁天锡得以集中精力于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1912 年东吴大学设立生物学系,祁天锡被聘为主任。1913 年他设置并教授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课程。其研究成果及学科建设成就主要集中在淡水生物学、农作物学和鸟类研究等方面。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在1925至1927年的英文杂志China J Sci Arts上发表了Description of some fresh water sponges from ChinaChinese Fresh – water Sponges 等多篇论文,对中国的淡水海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标本采集和描述,先后对已报道的各种淡水海绵进行了增补修订,并发现了脆针海绵、东海盘海绵、河轮海绵、卡氏针海绵梅氏变种、多刺盘海绵宁波变种、河轮海绵崔氏变种及日本轮海绵等淡水海绵新种。1913 年他编写了《江苏植物名录》,发表于西文杂志“The National Review, Shanghai”,后经修改,附刊于《普通植物学读本》之末。他还在江阴的慕小姐(Lady Maffat)和沈文蔚(Andrew Aliso)二位牧师的协助下,共同编著出版了《华东鸟类指南》。祁天锡在生物学领域的成就,使东吴大学在生物学方面取得了领先的地位。若干东吴大学毕业生继续到国外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些留学生从美国回国后教授生物学,并主管国内私立和公立大学的生物学系。祁天锡非常重视中国的英语教育问题,1905年他完成了《中国教育手册》(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一书,注意考察当时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状况。他对东吴大学在英语教学方面的贡献还在于他以英文编写了一系列的英文教材,包括《植物学教程》(Text-Book of Botany)等。[28]

1906年前后在上海一些新式学堂中流行的一种英文版的《The Science Readers》,很有可能就是祁天锡在东吴大学使用过的所谓英文格致读本。1906年胡适称自己在上海澄衷学堂就读时,曾读过“英文的《格致读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点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29]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了祁天锡著《英文益智读本》,成为一套颇有影响的科学普及教材。该书由邝富灼校订的,英文书名为The Useful Knowledge Reader。该书选用习见的鱼虫鸟兽及常见的工艺、简单的生理为题材,全书共32课,如猫、蜜蜂、稻米、眼睛、蛇、丝绸、牛、茶、牙齿等。商务印书馆广告2004号称:“吾国向用格致课本,多采用外国书引用名物殊多未合,此编专为吾国学物理学者而作,引证明确,图画精美,洵为善本。”《教育杂志》的绍介批评中指出:“吾国旧学,专务于虚,而新教育亦然,近日皆知注重实业矣。而谋实业必先兴实学。理科之举,求诸译本,既多一层隔膜,径读西籍,又有二难。文字艰深,非英语程度浅者所能遽及,其难一也。引据事物,习见于欧美者,或不见于吾国直观教授之法,几不能用,其难二也。凡外国教本之程度不能确当,事物不能尽喻。于读本文法历史地理固皆有之。而理科为尤甚。吾国 未有起而谋之者。祁君现为苏州大学堂教习,乃著是书,为祛二难,可谓善矣。记者捧读一过,知其所教,尽择吾国随地皆有之鱼虫草木,与寻常之工艺,单简之生理,以为举隅,凡十岁以上之学童,无虑其不知,作者之用心亦良苦矣。惟插画间有失检处。如117页之土耳其人浴,而图乃作一盘辫于顶之华人。132页之网球图,未画界线是也。”[30]该书同时也获得了清廷学部的好评:“是书共一百四十页,为课三十二,以寻常之事物编辑而成,俾学者借此易为通晓文理,用意颇善,惜为书无多,仅仅一册,不适教科之用,作为补习课本可也。”[31]

1910年9月祁天锡在《益智英文读本》的基础上,编纂了《英文格致读本》(Commercial Press Science Reader),署名N. Gist Gee M.A.(即祁天锡)原著,全5册,由邝富灼校订,英文书名为Science Readers,商务印书馆1911年2月至4月初版 ,前有1910年王蕴章序。1918年2月5版,1927年出版修订版,由甘作霖释义。全书五卷,计1031页,有200篇课文,词汇125页,收词3499个,每个词后都注有该词首次出现的页数。每卷均分为英文序言,英文修订版序言,中文《英文格致读本序》,目录,40课课文,词汇表。全书中所有科学名词难字都详加汉文注释,附于每卷之末。[32]全书五卷均配有插图,如首卷第一课“家猫”配有6幅插图,分别为家猫、猫眼睛的变化、猫的脚、猫的脚掌肉垫、猫的利爪等。卷一“述博物学大纲”,即原名《益智英文读本》,经学部审定。课文有家猫、鸣噪声的鸟、工业的昆虫、我们的主食、水、人类忠实的朋友、感官、视觉感官、麻雀、没有腿的动物、山羊、家蝇、听觉器官、狗的故事、我们丑陋的朋友、嗅觉、有趣的歌唱家、深夜的小偷、味觉、给我们做衣服的小虫、漂亮的鸟、一种反刍动物、触觉、我们的主要饮料、候鸟、隐居的昆虫、怎样保持清洁、荷、我们有用的朋友、怎样保持强壮、它是蛇医吗、食品剁碎机、公共卫生、官员和蟹、做工的人、多腿的动物、沉默的渔夫、八条腿昆虫的捕捉者、织网者、蚂蚁啃骨头的乳牛。

卷二动物学及生理学。课文有捕鱼的方法、“像蜗牛般爬行”、公共卫生、庭园鼹鼠、消化器官及其运动过程、来自大海的装饰品、夏天的害虫、某些鸟类的巢居习惯、我们血液的工作、农民的帮手、简单生活方式、蝴蝶、人体的结构、飞蛾与夜间的飞行者、风筝与清扫工、昆虫的变化、人体的关节、筑水坝的人、观察鸟类、人体的燃料、供我们吃的动植物、必须防护捕猎鸟类、我们为什么穿衣服、昆虫的箱子、需要新鲜空气、第一个造纸的人、人类的大敌、一只养鱼缸的价值、金鱼、获取新鲜空气的过程、袖珍动物、制作昆虫标准、皮肤的功能、像蜜蜂一样的忙、蜂皇怎样生活、动物的种类、懒鸟、人体管理者、动物的自我表现与保护、我们力量的源泉。

卷三植物学及农学。课文有种子、撒种、叶子、主杆、根、花、果实、万年青、蕨菜植物、苔鲜、食虫植物、蘑菇和菌类植物、寄生植物、土豆、咖啡植物、制作可可茶、橡胶树、栎树皮的两种用途、漆和清漆、中国的头号敌人、樟脑和松脂、制糖业、主食、主食与面包、植物纤维用于制衣、森林及其用途、植物油、木料、土壤的种类、在土壤中施肥、培育植物、灌溉土地、打击敌人、植物的结构和作用、叶子的功能、豆类在土壤中的作用、建立社会、植物标本。

卷四化学之实验,物理学之推论。课文为云和雨、冰雹·雪·霜和露水、大气的运动、暴风雨、河流的历史、河流的流动、冰川和冰山、某些自然现象、火山、地震、水泉、更多的水泉、仅仅是普通的黏土、煤的形成、煤的开采、少量的普通岩石、盐的来源、铁的重要、铁的种类、石墨和铅笔的制作、红色的金属——铜、银、人人想望的金子、水晶碳——钻石、辽阔的海洋、光的来源、行星·地球·金星、行星·木星·土星、月亮、太空上的星星、星座的神话、流星、地球的运动、不平静的海洋、化石的价值、油井、珊瑚及其形成、山脉、中国的一些地理现象。

卷五地质学、天文学、地文学。课文有物质是什么、物质的组成、长度·容量和重量的标准、物质的三个状态、物质的某些特性、浮动体、大气、空中的飞翔、水的组成、空气和水的某些用途、物质和运动、小火棒、测量大气压力的仪器、玻璃的制作、温度计、某些简单的机器、抽水机的多种作用、热及其作用、热是如何运动的、房屋取暖的方法、水蒸气及其功能、物质的不灭性、光、光的折射、氧气:产生和物理特性、氧气和氧化的形态、蒸馏的作用、火药、声音:由来和传播、缝衣针和大头针、磁体和磁力、指南针的价值、冰的制作、电的种类、由化学作用产生的电力、照明的气体、电的几种用途、交际的快速方法、最轻的气体:氧、电版和电镀。[33]

祁天锡在该书前言中指出,传统的中国教育不重视训练学生对围绕他们周围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产生兴趣,他希望这本读物能够使他们懂得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是可以被理解的,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对自然事物的观察力,培养一种随处观察自然的习惯,教师应该唤起学生的心智,而不是仅仅给他们填充事实。[34]王蕴章在该书序中指出:“科学上之注意,其必先从从自然界始也,明矣”。然而传统的承学之士自童蒙时代起就“操翰为文,博闻强识”,但对于自然界的演变却“莫之能详明”。“祁君天锡掌教于吾华者有年,既洞悉其情,则缀辑各科学之要义,参酌吾国人之心理,综赅各科成书五卷。”[35]该书各版都有相当大的影响,1909年版的《英文益智读本》(The Useful Knowledge Reader)曾作为学部的推荐教学参考书,而《英文格致读本》曾经正式作为南洋公学中院的教材。[36]

祁天锡1921年前后因其夫人去世而返回美国,大约一两年后他作为斯宾塞·兰士(Spencer Lens)公司的代表又回到中国。不久任罗氏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医预教育顾问,还作为从事增进医学和医学预科教育事业的洛克菲勒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实地代表,为设备和特殊项目提供担保资助,并为中国合格的理科教师赴美攻读学位提供奖学金。东吴大学潘慎明、徐景韩、胡经甫、张和岑、沈青来、李庆贤、徐荫祺、顾翼东,都成为这项安排的受益者。1930年他返回美国。1925年他撰有《被社会遗弃的阶层:略记中国的乞丐》(A Class of Social Outcasts Notes on the Beggars in China,北京)等。[37]东吴大学的英语教育及其教学新方法的探索,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近代化的外语人才,如著名翻译家、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奚若,毕业于上海中西书院,获东吴大学文学士学位的江苏人叶冰心(1880?——1914),后留学美国,1909—1910年获奥柏林大学文学硕士,也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翻译,编写教材、字典和地图集等。[38]1906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江苏人胡贻谷(1885——?),后来主编《中国青年》、《进步》和《青年进步》等。[39]190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浙江镇海人杨永清(1891——1956),后入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1916年成为顾维钧的私人秘书,1923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署秘书,1926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1930至1947年出任东吴大学校长。[40]1896至1905年就读于东吴大学预科、大学部,获文学学士学位的江苏金山人杨豹灵(1887——?),1907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和普渡大学土木工程学系,1911年毕业回国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武昌特派员,1913年起先后任湖南高等学校土木科主任、直隶省河川改良调查会委员、全国水利局科长、全国水利局技正、天津电报局局长、中国工程师学会创始人。曾为治理水灾、水库及大运河出力。[41]

东吴大学的毕业生吴献书(1885—1944)后来还成为该校的英语骨干教师,不仅在大学授课,也担任附中的英文教学。著名翻译家朱雯20世纪20年代曾受教于他,称其口操地道的吴浓方言,但是朗读课文,发音却那么准确,诠释词义,艰难各界又那么清晰。教授中学英文,如同教授大学课程一样认真负责。他教授的英文翻译课的内容多半来自新闻报道、书信契约等属于应用性质的文书,他为学生讲授的翻译理论以及替学生批改的翻译作业,诱发了学生朱雯日后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42]在教授方法上,吴献书强调多读多看,并视此为活用之根本,在英语语法教学方面,他十分重视学生语法知识的学  习和掌握,认为语法是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和发展的最根本基础。在对照研究西人编写的《英文津逮》(The English Lessons)以及《纳氏文法》(The Nesfield Grammar)等英语语法教科书的基础上,吴献书根据中国学生英语语法学习的特点,编写《英语正误详解》(Helps Towards Correct English)、《英语正误练习册》(Practice Leaves in Correct English)等多种教科书。被其学生、英语大师许国璋誉为“近代中国英语界、教学界之大师”。在教书的同时,吴献书一生著译甚勤,由他自行编写的《英国文学入门》教材成为东吴附中的英文专用课本,而其翻译的柏拉图著作《理想国》,更让许国璋在离开东吴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回读这些译著时,仍深感译意精到,远胜今日之白话译本。[43]

 

四、结 

                                                                              

近代欧人东来,中国人关于西方异域的知识迅猛增长,在西方这个异域世界里,充满了坚船利炮和奇异事物,其中西语西文特别令人注目。清政府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为了应付对列强的条约文字释读,不得不兴办起同文馆,形成了被动地外语学习的流程。[44]同时,民间为了生计和实业发展的需要,也沿海沿江的城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外语学习热。[45]于是渐渐出现了政府被动学习外语与民间应对商贸需要而主动学习外语的两个系统,与之相对应形成了官办外语学堂、民办新式学堂,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教会学校。在近代这一外语学习的格局中,基督教教会学校能否成功地将英语教育列入学校教学的体系,就成为教会教育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行英语教育,事实上意味着承认教育与福音传播的某种疏离,而惟有将教会学校专注于教育本身,才能吸引更多的普通学生。在晚清中外交往的扩大,尤其是商业贸易的迅速增长的背景下,由监理会系统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孙乐文、潘慎文等创办和主管的旨在培养兼通中西实学人才的专门学校,首先推进民间英文学习的热潮,在中西书院基础上建立的东吴大学(包括博习书院)顺应时势发展,设置有一套完整的英语教育培养计划,有着较为雄厚的中西师资力量,即使在上海、苏州这些江南重要的通商口岸西学教育极为发达的地区,它们在运用“戈因体系”等英语教学的方法与手段上、英语教材的编写和运用上都有其明显的特色。

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西书院最初设置大书院,仅仅是林乐知显示自己的宏伟构想和学校追求的目标,1890年他还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将自己的这一构想明确为要创立“一所本土的基督教大学”的目标,并提出基督教各教派应当在实现这一目标上进行充分的合作。[46]构成东吴大学一部分的苏州博习书院在潘慎文的主持下,“专有西师教授英文”,培养出了杰出的翻译家谢洪赉、奚若等。中西书院与东吴大学(包括博习书院)都极力强调“中西并重”的特色,虽然还有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英文、轻中文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监理会系统的中西书院和东吴大学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东吴大学的英语教育实践,顺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使教会教育世俗化的英语教育得以施行,从而适应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附记: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晚清外语教育:以外语读本的出版与阅读为中心(批准号:10JJDZONGHE02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美]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英文版,页102。

[②]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或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South),是1846年从1819年美国成立的卫斯理宗教会中分离出来的,本部设在田纳西洲纳什维尔。1847年该会派出戴乐、秦右来华传教,1848年到达上海,以后主要在上海活动的该会传教士还有蓝柏夫妇与林乐知夫妇等。参见王国平编著《东吴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8。

[③][美]W. B. Nance,(中文姓名文乃史)SOO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11, N. Y. Now Known As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P.8-9. 该书有王国平等题为《东吴大学》的译本,珠海出版社1999年。

[④][美]潘慎文(A. P. Parker)《若干教育的问题》 (Some Educational Problems), Records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17-20,1899,pp.38-39.

[⑤]《苏州英文书院》,载《申报》1887年1月29日。

[⑥]《英文学塾》,载《申报》1888年1月22日至2月9日。

[⑦][美]潘慎文(A.P.Parker) 《在给中国人教授西学中使用汉语和英语的问题》(The Use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in Teaching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Chinese),Records of the Fifth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17-20,1905,pp.248-251。

[⑧][美]潘慎文《博习书院报单》,转引自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465。

[⑨]《苏城博习书院增设英文塾》,载《申报》1896年12月17日。

[⑩]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11, N. Y. Now Known As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P.10-11.

[11]胡贻谷《谢庐隐先生传略》,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17年,页4-21;此外,还有姚崧龄《亦耶亦儒之谢洪赉先生》、朱谢文秋《敬述先君谢公洪赉行谊》,两文载《传记文学》1973年第22卷第四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美]包华德主编、沈自敏译《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五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译稿)”第九辑,中华书局1980年,页92-94;刘绍唐主编《传记文学丛刊: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274-277;汪家熔《记〈华英初阶〉注释者谢洪赉先生》,载氏著《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页188-190。

[12]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328。

[13]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11, N. Y. Now Known As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P.3-4。

[14]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328-329。

[15]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330。

[16]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11, N. Y. Now Known As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P.18-23.

[17]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330-334。

[18]参见祁晓韵、顾卫星《东吴大学英语教学历史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9]A. P. R. Howatt .《英语教学史》英文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314;参见顾卫星、王国平《20世纪初叶引入我国教会大学的英语教学新方法评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9月第3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12。

[21]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11, N. Y. Now Known As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P.25-26.

[22]《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宣统元年(1909)十月改订八版;载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23]商务印书馆编《华英书目提要》,商务印书馆1921年。

[24]商务印书馆广告791号,《教育杂志》第1年(1909年)第9期。

[25]商务印书馆广告2004号。

[26]《教育杂志》第2年第1期。

[27]商务印书馆邝富灼编校各书广告;《教育杂志》第2年第7期。

[28]王志稼《悼祁天锡博士》,载The Tung Wu Magazine, Special Biology Number, Soochow University, June 1938;王国平《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参见王丽珍、黄建波《淡水海绵的研究进展》,《水利渔业》2007年第27卷第5期。

[29]胡适《四十自述》,载萧关鸿编《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 页347。

[30]绍介批评栏,《教育杂志》第1年第8期,1909年9月9日。

[31]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呈书请审定批,《教育杂志》第2年第4期,1910年5月18日。

[32]参见商务印书馆新书广告,《教育杂志》第3年第3期,1911年4月8日。

[33]参见张英《启迪民智的钥匙——商务印书馆前期中学英文教科书》,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页98~106。

[34][美]祁天锡1910年9月16日《Preface》,转引自《商务印书馆英文科学读本》卷二,商务印书馆1927年重印本。

[35]王蕴章序,转引自《商务印书馆英文科学读本》卷二,商务印书馆1927年重印本。

[36]参见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18—119。该书行文中称:“译书院还为中院生编译理化课本,如《格致读本》4册”,大概以为就是《英文格致读本》,其实从附录图版可见是Soochow University的教材。

[37]参见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50 Fifth Avenue, New York 11, N. Y. Now Known As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6,P.45-5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163。

[38][美]贝德士辑《中国基督教名录》,载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429。

[39][美]贝德士辑录《中国基督教名录》,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380-381。

[40]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222。

[41]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230。

[42]朱雯《思往事,惜流芳》,载《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118—119页。

[43]参见顾卫星,孙倚娜《东吴英语名师文化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4]邹振环《晚清同文馆外语教学与外语教科书的编纂》,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

[45]参见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载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沪港多元文化环境与英语读物出版之互动》,载梁元生、王宏志编《双龙吐艳:沪港之文化交流与互动》,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香港亚太研究所2005年,页145-178。

[46][美]林乐知《变化了的中国形势》(The Changed Aspect of China),载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7-20,1890,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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