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礼逊、英华书院与近代西方汉语语法研究名著之渊源

 

论马礼逊、英华书院与近代西方汉语语法研究名著之渊源——以Notitia Linguae Sinicae(《汉语札记》)一书为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李真

提要:英华书院于1818年由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开新教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为近代华人教育、传教以及出版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达到以文化传播活动来推动传教事业之便利,英华书院设立了中文印刷所,出版中文圣经、宗教刊物、语言学习教材等。其中,就包括1831年出版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撰写的Notitia Linguae Sinicae(《汉语札记》,1728)一书。《汉语札记》被欧洲汉学家和语言学家评价为西洋汉语语法研究源头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奠定了19世纪欧洲专业汉学的基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目前,学界对于这部西方汉学史和汉语研究史上的名著与出版机构之关系研究尚不多见。《汉语札记》1728年成书广州,直到1831年才在马礼逊的协助下在马六甲正式出版。该书曲折的出版过程虽是个案,但也折射出早期传教士汉学发轫之艰难。本文将以该书为例,梳理了早期传教士语言学习类出版物与出版机构之历史渊源,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揭示基督教文字事业对推动西方人学习与研究中国语言之独特贡献。

 

一、            

早期来华传教士几乎都是通过文字出版开始传教工作。众所周知,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基督新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积极活跃的出版印刷活动。18世纪末欧洲新教国家展开的大规模海外传教活动中,印刷出版、学校教育和医疗救济成为协助传教的三个主要手段。19世纪初新教入华后,对中文的印刷和出版活动也非常重视,其中马礼逊和他一手创办的英华书院在此过程中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英华书院于1818年正式成立,除了常设和外设的教学机构及设施外,还创建了中文印刷所和英文印刷所。在马礼逊、米怜、梁发等人的努力下,英华书院印刷所(大约于1818年10月或稍后一、二年建成)发展成为最早的一家出版中文图书的基督教出版机构。

马礼逊对于中文印刷出版的看法,也经历了从木刻印到铅铸活字印刷的渐进式转变。1815年以前,马礼逊所有的中文著述都是木刻板印的,他同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一样,对于中国传统的板刻印刷方式非常推崇;到1815年,他开始有了使用活字的想法萌芽。10月,他建议在马六甲布道站的米怜雕造两万个活字备用。1816年6月,马礼逊又从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订制了一批中文活字,约9000余个,也送到了马六甲,以备印刷中英文夹杂的书刊。[1] 这几批活字遂成为当时英华书院印刷所一系列中西文夹杂的出版物之印刷基础。

马礼逊当时可能也并未想到,自己和英华书院的印刷所会与百年前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的汉语语法论著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中译名《汉语札记》)发生某种联系,并且最终促成了这部被誉为“19世纪以前欧洲最完美的汉语语法书”[2]的重见天日。

 

二、           《汉语札记》出版过程考

(一)《汉语札记》概况

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中译名为《汉语札记》)是康熙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de Prémare, 1666-1736)研究中国语言的代表作,也被汉学界称为是来华耶稣会对中国语文学最重要的贡献。

这部著作问世后,为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和学习汉语的欧洲学者所倚重,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评价该书“是马若瑟所有作品中最重要、最瞩目的一部,也是欧洲人迄今为止在汉语研究方面最好的一部”。[3]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将汉语白话与文言的语法分别加以论述的著作。书中引用的例句达一万两千余例,汉字超过五万个;除了语法知识,还汇编了汉语的文字、音韵、修辞、民间俗谚、礼仪文化、文学写作等多种内容,因此,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堪称早期西洋研究汉语语法的一部巨著。

《汉语札记》1728年成书后,历经波折,从完稿到出版的百余年间,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欧洲各国汉学家之间流传,直到1831年才由英华书院在马六甲正式刊行,其曲折的出版过程成为欧洲早期汉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欧洲出版搁浅

马若瑟从1725年开始与时任法国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的傅尔蒙通信,私交甚笃,他为远在欧洲的傅尔蒙提供了大量研究中国的资料,并受傅氏所托为王室图书馆搜罗中文藏书多达数百册。当马若瑟写完这部关于中国语言的巨著后,曾寄希望于老友傅尔蒙,想请他帮助在欧洲代为出版该书。马若瑟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具有相当的自信,认为该书能对所有来华传教士和欧洲学者学习并深入理解中国语言大有裨益,“……我觉得出版商将不需要只为了成本而印刷,相反会卖出很多册书。”[4] 为了不给傅尔蒙带来麻烦,马若瑟已经严格履行了耶稣会出版物的审核程序,拿到三份审阅书和耶稣会中国、日本、东京三地监会铎的批准文件,他觉得这样一来在欧洲出版该书就不成问题了。

1728年12月底,马若瑟将该书一套完整的手稿(5卷)连同一系列信札和收集来的其他中国古代书籍,一起寄给了傅尔蒙。由于路途遥远,这个大包裹直到1730年1月11日才到达法国。

到了1730年11月的时候,马若瑟还没有收到傅尔蒙的回信,他有些焦急,不知傅尔蒙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如何以及能否顺利出版,于是在11月1日又给傅尔蒙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地向傅尔蒙介绍了一种可同时印刷汉字和拉丁文的方法,这种方法被他称为“殷铎泽技术”。因为当时来华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曾经在中国和果阿刻印出版了两部作品,《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 1662)[5]和《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1667/1669)[6],其中《中国智慧》(即《大学》)一书是横排刻印,每行中既有拉丁文,也有中文,排列顺序都按西文习惯从左到右排列[7];《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说》(即《中庸》)一书为中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每半页左侧为拉丁文,排列顺序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右侧为中文,排列顺序为从上到下,从右到左。[8]

插图1:殷铎泽《中庸》广州刻本部分版面[9]

从殷铎泽两部书的刻印方式来看,马若瑟信中极有可能指的是殷铎泽在《中国智慧》(《大学》)一书中所采用的横排双语刻印的方式。

由于马若瑟担心《汉语札记》中汉字数量太多,欧洲可能没有足够的字模可供挑选,他不想因为技术的原因导致出版搁浅,因此在“殷铎泽技术”的基础上,借鉴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提出一个更为可行的出版计划,他建议傅尔蒙在巴黎找一个好的抄写员,在薄纸上抄写手稿的拉丁文部分,写的时候要较为用力,这样字母就能力透纸背,从背面也能看到;然后将中文部分按汉字的大小留出一定的誊写空间。拉丁文的抄写工作结束后,傅尔蒙可以把这些抄本寄给马若瑟,由马若瑟填上所需的汉字,然后在中国出版整部书稿。傅尔蒙从马若瑟如此详细的建议中肯定看出了《汉语札记》出版的可能性,但他从未对这个提议表示过任何回应。

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年,马若瑟没有接到傅尔蒙关于《汉语札记》的只言片语; 1731年8月底,马若瑟实在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再次委婉地向傅氏询问该书的情况,希望他在上次随作品寄去的两篇题词中挑选一篇放在《札记》的扉页。[10] 然而,远在中国的马若瑟所不知道的是,傅尔蒙已在两年前的1728年8月完成了他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汉语论稿》(Meditationes Sinicae,1737),正在等待审核出版。当时,金石与美文学院常任秘书德博兹(Gros de Boze)和另一学者弗雷烈出于对傅尔蒙学识的怀疑,致函院士兼国王印刷局的巡视员封斯马涅(Foncemagne),希望能请一位懂汉语的传教士对傅尔蒙的文稿进行审定。

正在此时,傅尔蒙于1729年9月2日接到马若瑟的信,告知自己编撰的语法书《汉语札记》正在寄往法国途中,不日就可到达。傅尔蒙于是将该信转交给王室图书馆馆长比尼昂教士(Abbé Bigon),比尼昂认为可将二者进行比较以便了解各自的特点和水平。傅尔蒙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的作品可能无法超越这部凝聚了马若瑟三十年研习汉语心得的语法论著,惟有尽快出版自己的语法书,这样欧洲读者才不会拿他和马若瑟做比较了。为了避免抄袭之嫌,在马若瑟手稿到达之前,比尼昂建议傅尔蒙将其《汉语论稿》的初稿放入王室图书馆,并由比尼昂在每一页上盖上了王室图书馆的图章,出具了代为保管的证明[11]

马若瑟的手稿于1731年1月11日寄到巴黎,比尼昂自己不懂汉语,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来评审两部作品,,只得要求傅尔蒙自己评阅。傅尔蒙完成审阅后,于1730年2月4日写信给比尼昂,报告了自己的评定结果,其报告要点如下[12]

 

傅氏报告中关于两部语法书之比较

 

傅尔蒙

马若瑟

写作时间

1727-1728

1728

写作语言

法文

拉丁文

相同之处

两书都谈及汉语的一些语法现象,如名词、代名词、动词、小品词[13]及礼貌用语等

不同之处

傅尔蒙自认为了解欧洲人的心理,对那些马若瑟认为常识性的内容解释得非常详细,符合欧洲人对新知识接受的习惯 傅尔蒙认为马若瑟常居中国,对很多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习以为常,未能对一些要点详加解释,如部首、认字方法、如何使用字典等内容都未作任何讲解

结论

马若瑟的语法书与其说是传授语法,不如说是传授小品词

 

傅尔蒙后来在自己的语法书前言公布了两书的比较结果,以批评马若瑟的语法为主[14],抱怨马若瑟书中没有系统的组织结构,举例太多缺乏规则,全书过于冗长且杂乱[15]。可以看出他对马若瑟描写汉语语法的方法感到迷惑不解。

1732年12月,傅尔蒙将自己的《傅尔蒙先生作品目录》连同一封短柬寄给了马若瑟,信中述说自己在巴黎很难对付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歪曲他手中的《汉语札记》一书,言下之意就是这样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不可能在巴黎出版。因此, 1733年10月马若瑟接到傅尔蒙的这封信时,他对这个朋友彻底失望了,他在回信中充满苦涩地写道:

“您和我所设定的目标完全不同。我尽我所能使汉语学习变得容易和轻松,而您看来是想打击公众的热情,使他们害怕学习汉语。如果我在巴黎,出版了我的《汉语札记》,只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就能使人们学会说汉语,读中文书籍,用通俗和古典的汉语进行写作。可是如果使用您的对开本语法书,以及所有您能想象和创作出来的字典,我怀疑用十年的时间都不一定能使一个人有能力阅读‘四书’。此外,这些书的印刷出版将耗费巨资,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个人是不可能从字典里学习一种语言的。”[16]

从1728年底寄出作品到1733年10月第一次收到关于《汉语札记》的回复,马若瑟已经等待了差不多快五年的时间,对在欧洲出版自己的作品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现在看来,被马若瑟寄予厚望的《汉语札记》一书当时真是所托非人,傅尔蒙不曾为该书的出版做出过丝毫努力,为了自己的私利也不想向世界介绍这部书的真正价值。出于嫉妒,他将马若瑟的手稿压制在王室图书馆里,沉睡了一百年而无人问津。

 

(三)手稿重现天日

 

尘封在图书馆中的《汉语札记》手稿是由法国第二代汉学大家雷慕沙发现的。19世纪初,雷慕沙通过傅尔蒙的《中国官话》一书知道了马若瑟的这部著作,怀疑其就藏在王室图书馆内。由于当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管理员只允许小德经(Joseph Deguignes)进入藏书区查阅资料,雷慕沙抵住来自馆方的阻挠,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这部手稿,最终得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并且凭着一个学者的良心,在自己的《汉文启蒙》(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一书的前言部分介绍了这部作品,他说“出于对马若瑟神父的责任,我将这部手稿公诸于世,重新唤起大家的记忆”。[17]

雷慕沙在前言中回顾了西方各国研究汉语的历史,其中重点评介了《汉语札记》,认为该书第一次区分了汉语官话的文言和白话,深入分析了虚词的用法,举例翔实丰富。该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马若瑟首次试图打破拉丁语的框架,力图以汉语自身的特点来分析汉语语法,通过大量的例句来展示语法规则,这种方法在当时尚属首创。雷慕沙指出:“昔人为此研究者,泥守拉丁文法原则。若瑟则不然,其所用全为新法,勿宁谓其摒除一切方法,即以语句之结构代替文法规则。质言之,习华语者重实习而不重理论。”[18] 他觉得这部作品不太适合初学者,更适合那些已有一定汉语基础的人,他们可以将其作为汲取文学知识的一条捷径,否则只能把有限的生命,穷年累月埋首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名家文字之中。不过,雷慕沙也批评《札记》内容涉及面过广,太注重特殊用法,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一部真正的语法书。由于书中有超过一万两千个中文例句和五万个汉字,他认为这是既其优点,也是其迟迟得不到出版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被出版的原因。[19]

与傅尔蒙的行为所不同的是,雷慕沙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和胸襟,肯定了马若瑟在西方人研究汉语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作品的巨大贡献,坦承自己的《汉文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汉语札记》的研究为基础和参考的,很多例句都来自《札记》一书。[20] 因雷慕沙的介绍,马若瑟其人其书才重为世人所了解,并最终确立了在西方汉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四)马礼逊协助出版

 

《汉语札记》手稿被发现以后,在19世纪初并没有立即付梓出版,原因在于该书是中文拉丁文混合的大部头著作,有超过一万两千个中文例句和五万个汉字,中国传统的木刻雕版很难解决西文字母的问题,西方的活字印刷又不能解决汉字问题,正如雷慕沙所估计的那样,以欧洲当时的中文印刷水平难以实现正式刊行,只能通过手抄本的形式在欧洲汉学家间小范围内传播。

雷慕沙据马若瑟手稿誊写了一份精确的抄本,由于全书例句繁复,他还整理了一份原书所引之字词、短语的索引,附录其后,以方便读者查找。在雷慕沙抄本的基础上据说还有大约十个抄本在欧洲各国汉学家手中流传,其中包括克拉普罗特(Julius von Klaproth)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抄本。[21] 因此当时欧洲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均以能拥有一本《汉语札记》的抄本为幸事。

 

(插图2:雷慕沙抄本第162页,现藏大英图书馆)

 

事实上,《汉语札记》的正式出版工作是由新教来华第一人马礼逊完成的。马礼逊早在1815年就在澳门出版了自己的《华英字典》,这是一部中英文铅字混排的语言工具书,该书的印刷采用了金属活字的方法,先以铅合金作材料用铜模制造出铅活字毛坯,然后雇请熟练的中国雕版刻字工人,在一个个铅活字毛坯上用刀刻出一个个汉字,其高度大小则以相配合的英文活字为准。[22] 马礼逊通过这部字典的出版,开始了中文金属活字的第一次制造,积累了用中文铅活字排版印刷的经验,在中文出版史上是一个首创之功。

马礼逊曾于1823-1825年期间短暂回到英国。在伦敦期间,他与金斯博鲁勋爵(Lord Kingsborough)有所接触,当时这位富有且热心学术的贵族正资助出版一部九卷本的《墨西哥古代文物》(Antiquities of Mexico, 1830)。由于雷慕沙在《汉文启蒙》前言中的介绍,马礼逊了解到马若瑟这部语法著作对于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巨大价值,有心将其出版,于是和金斯博鲁商议,由金斯博鲁出资1500磅,资助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出版《汉语札记》的拉丁文本。[23] 马礼逊于是委托雷慕沙的学生儒莲来誊写雷慕沙的抄本。当儒莲进行抄写时,按所谓“中国方式”从右到左排列汉字,后来出版本也如法炮制,因此造成1831年版的《汉语札记》中文部分阅读起来十分别扭。儒莲于1825年8月25日完成了全部工作,交给马礼逊。[24] 该抄本同时附有雷慕沙作的28页索引。

 

(插图3:《汉语札记》1831年拉丁文本59页,汉字从右到左排列)

 

马礼逊将儒莲的抄本带回了马六甲,因为当时英华书院的印刷所有能力同时印刷既有汉字又有拉丁文的书籍。在英华书院1827的年度报告中宣称他们已经得到《汉语札记》的抄本,正在准备印刷,出版数量有限,望有兴趣者尽早提交购书申请。此后连续几年的年度报告中,亦有专文可了解该书的出版进程,由于《札记》一书篇幅浩大,汉字数量众多,刻制活字字模进度相当缓慢,困难重重,直到四年后的1831年6月才全部完成。[25]

令人不解的是,马礼逊在出版时并未按惯例交代一下作者的生平,也没有提到附录索引的作者雷慕沙的名字。这一版本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1831年马六甲拉丁文本。巴黎外方传教会1893年在香港重印该书的拉丁文本。1847年,美国传教士裨雅各(James Granger Bridgeman)将该书译成英文,由《中国丛报》社在广州出版了英译本。

 

(插图4:《汉语札记》1831年拉丁文本扉页,现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

 

三、           结语

作为欧洲早期汉学的奠基之作,《汉语札记》从耶稣会士转到欧洲汉学家之手,然后又被尘封在图书馆长达百年,最后才由新教传教士圆其出版之梦,其过程不可不谓艰难曲折。在当时一手研究材料稀缺的欧洲,谁拥有了来自入华传教士寄自中国本土的手稿或资料,谁就能在尚处发轫期的汉学领域拥有权威的发言权。因此,正在成长中的准专业汉学家们无不千方百计地与在华传教士取得联系,以求获得对中国研究的感性认识;如有可能获得某部手稿,那对自己的研究更是如虎添翼。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尚未形成“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资源共享意识,汉学家往往将所获资料据为己有,鲜少示人,更勿论公之于世,惠及学界了,不少珍贵的书稿也就此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值得庆幸的是《汉语札记》一书虽命运多舛,但总算得以出版刊行,留存世间,并在学者们的案头供研究之用。

尽管19世纪初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已经有多部语法专著在远东和欧洲本土正式出版,包括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3)[26]和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欧洲汉学家雷慕沙的《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天主教传教士江沙维[27](Gonçalves, Joaquim affonso)的《汉字文法》(Arte China, 1829)等,其中不乏佳作,各有所长;但《汉语札记》作为早期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最高成就,仍然吸引了马礼逊和英华书院耗费巨资,耗时数年将其付梓出版,并用作该院教授汉语的教材,从而扩大了该书在远东地区和欧洲本土汉语学习者中的影响。

正是在马礼逊的直接推动下,《汉语札记》才不至于继续被束之高阁,或是仅仅流传于几个汉学家之手,其学术价值才真正为广大世人所知。书中对于汉语特性的描述,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传教士和西方语言学家对中国语言的进一步认识和分析,成为当时西方人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其他领域的基础和前提;实现了作者马若瑟百年以前写作该书的愿望:不仅让更多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以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学习汉语,更重要的是让该书成为一座沟通中西,连接中国古代经典与基督宗教教义的桥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礼逊功不可没。

马礼逊及英华书院对于中国出版的巨大贡献早已为学界所共识,本文所探讨的虽然只是他中文出版事业中的一个个案,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基督新教的文字出版事业对于促进西方人对中国语言的学习与研究所起的重大作用。

 



[1] 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香港学生书局,2000年,第15页。

[2]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史》,(法)戴仁主编、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3]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31页。

[4] 同前注,第44页,第45页。

[5]该书为《大学》译本,1662年刻于建昌。

[6]该书为《中庸》译本,1667年在广州刻印了部分,1669年续刻于果阿。

[7]这部书的印本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笔者的师妹罗莹曾在该档案馆亲见此本,但遗憾的是档案馆不能拍照,这里对该书刻印细节的描述来自她的介绍。

[8]关于殷铎泽的《中庸》译本的刻印细节,请参阅罗莹:《17、18世纪欧洲主要的<中庸>译本——兼论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典籍的西译及其刻印出版活动》,“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11,北京)会议论文未刊稿。

[9]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Sin III, 3.2.

[10] 马若瑟在信中不知何故没有直接询问傅尔蒙这部书到底情况如何,他间接地提醒傅尔蒙:“您忘了提到两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信札——其中一封是给比尼昂大人的,另一封则是给您所在的皇家碑文与美文学院的。因为当我得知那位杰出的绅士年已垂暮时,我就写了第二封信。不过现在我听他的侄子罗比斯特先生(Le Chevalier Robuste)说他并未到高龄,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非常高兴听到这些消息。另外,我寄给您两篇题词,希望您帮我挑选一篇放在《汉语札记》的扉页。”——马若瑟1731年8月30日致傅尔蒙信札,参见(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72页。

[11] 1729年9月14日比尼昂出具的“傅尔蒙先生的汉语语法存放于国王图书馆证明书”中有这样的记录:“……本月2日,傅尔蒙先生收到马若瑟神甫1728年12月10日寄自广州的一封信函,许诺要寄给他一部汉语语法书稿,傅尔蒙先生或许能据此进一步完善他的著作,使读者从中获得更大裨益,而傅尔蒙先生的声誉也不致因此而受到损失。……”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 :Fr. n. a. 8974, fol. 855, 856. 转引自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246-247页。

[12] 下表为笔者根据傅尔蒙给比尼昂的报告整理而成而来,参考了许明龙先生在《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提供有关原始文献材料,请参见《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246-249页。

[13] 即汉语中的虚词。

[14] 傅尔蒙在《中国官话》序言的第17页到24页引用了一封给马若瑟的回信来评论《汉语札记》,标题是“1732年寄给马若瑟的一封信”,但当代学者Lundbaek认为这封信并未曾真的寄给过马若瑟,极有可能是傅尔蒙在1737年出版《中国官话》时杜撰出来的,因为马若瑟从未对这样一封严苛批评《汉语札记》的回信作出过任何回应。参见《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33-135页。

[15] Abel Rémusat,Le P.J. Prémare, Missionaire a la Chine, Études Biographque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272-273.

[16] (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78页。

[17] Abel Rémusat,Le P.J. Prémare, Missionaire a la Chine, Études Biographque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272-273.

[18] 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p.ix-x. 另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31页。

[19] 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x.

[20] 参见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p.xviii, xxii.

[21] Henri Cordier, 《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文殿阁书庄,1938年,第三册,1664-1669。

[22] 耿相新:《马礼逊与中国近代出版的诞生》,《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第78页。胡国祥:《传教士与近代活字印刷的引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5页。

[23] 金斯博鲁勋爵在1824年9月14日写给雷慕沙的信中曾说:“……您所表达的遗憾,以及您关于这部著作将不会被出版的语言使我与马礼逊博士安排了出版该书的机会。”转引自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244页。

[24] 在儒莲的抄本第386页的末尾有儒莲的签名,并一个小框,中间写有一段拉丁文,声称此誊写工作1825年8月25日作于巴黎,经过了600小时的辛勤工作后完成。参见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3, 1664-1669.

[25] Anglo-Chinese College Report for 1827, 1829, 1831.

[26] 该书扉页还有一个拉丁文书名“Clavis Sinica”。

[27] 又名公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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