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宣教机构,中国基督徒精英,与民国公共领域的建造

西方宣教机构,中国基督徒精英,与民国公共领域的建造

 

包克强

John Barwick

Global China Center

 

研究基督新教对民国社会影响的学者主要集中注意在西方宣教士和他们建立的机构(尤其是教会大学)上面,认为这是基督新教的社会改革力量的核心。这样的看法没有错,但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更深一层地探讨基督新教社会改造能力的来源。我的论点是这能力来自于基督新教的信仰内涵本身,而不只是外在的文化因素。再进一步地说,我要论证基督新教有两个根本的特质有助于现代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建立:一个是重视文字宣传以及平等讨论,另一个是培养服务他人的精神和追求。这两个特质是透过基督新教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发挥出来的。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这两个在西方宣教士和宣教机构里面可以看到的倾向,一样可以在中国基督教徒身上看得到。这足以表明这两个特质出于基督新教的世界观,而且有普及性。以下我们要以民国时期的中国基督教来分析这个现象。

 

为什么民国时期适合探讨基督新教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呢?有三个理由。首先,当时中国的宗教政策比较开放。固然有些民间信仰的团体被禁止,也有不少的寺庙被政府没收而改成学校,然而整体来说,民国政府允许大部分的宗教团体有相当的自由,包括举办社会活动以及参与公共领域的建设。[1]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在民国时期,基督教机构的基本建设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并且它们非常活跃地举办社会活动。这与十九世纪光景有巨大的不同,因为十九世纪中国教会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清朝政府多方面阻止教会的成长。与此相比,二十世纪前几十年是中国基督教的黄金时代。第三个理由是因为当时中国基督徒精英分子大幅增加,成为基督教从事社会运动的带头力量。[2]这一个人群主要是教会大学和基督教社会关怀机构所培养出来的。在民国较开放的环境中,他们就有更广泛的机会影响社会。总而言之,民国时期很适合来深入探讨基督新教在中国公共领域里面的角色这个主题。不过,我们进行考察之前要先讨论一些相关的背景。

 

我在这里所采用的公共领域观念可以说是比较宽广的。一方面我采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把公共领域看为是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空间,这种空间给参与者提供机会面对面或者透过文字来讨论共同的问题。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就从报纸,咖啡馆的沙龙,到议会的建设方面来分析公共领域在欧洲历史上的发展。[3]同样我以下也强调基督新教如何鼓励中国信徒借着文字,社团,或政治团体平等讨论群众所关心的事务。另一方面我也把公共领域的根基,就是公民社会,引进来一同考虑。公民社会是指民众自主地推行对社会有利的活动。[4]由于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这两个观念都牵涉到寻求社会共同的利益,并且基督新教在这两方面对社会的影响特别大,我决定从宽理解公共领域,好让我两方面都可以谈。最后,我认为用这两个西方社会学的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是合理的,因为现代化的社会典范虽然从欧洲开始,历史已经证明它是个普及性现象,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可以看到现代化社会典范的方方面面。

 

在西方的历史上,基督新教注重文字宣传、平等讨论、以及提倡服务他人的倾向是产生现代化社会典范十分重要的因素。至于公共领域的建造,新教从十六世纪一兴起就开始发挥很大的作用。譬如说,马丁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写许多替新教立场做辩护的单张和著作,并且鼓励大量出版这之类的宗教刊物,目的在于赢得民众的支持。[5]同时宗教改革也激发识字能力的推广,因为老百姓想要自己看这些属灵的书籍,并且了解圣经。另外一个结果是宗教话题被带到公共的场合里面由普通公民来辩论,以至于使社会进行更广泛的民主讨论。[6]新教还有两个特点对公共领域的形成有利,就是权利下放以及重视平等主义,因为这两个特点更容易让资讯自由地循环以及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开讨论。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欧洲新教的地区先产生报纸和议会。[7]至于西方公民社会的扩充,基督新教也是关键的因素。比方说,在新教兴起的地区,有更多地方教会被建立,而且教会欢迎平信徒更多的参与。再者,新教强调政教分离(虽然在不少地方并非完全分离),所以这些教会可以自主地进行宗教活动,这自主的权利也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成分。最后,新教鼓励社会慈善服务以及建立社会关怀的机构。在中世纪,本来是修道士主要负责慈善服务,但是新教动员平信徒来做,因此有更大的效果。这些服务活动包括废除奴隶制度,改善监狱,以及周济都市贫民等等。

 

基督新教不只是在西方促进了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借着新教的全球宣教运动,基督新教后来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类似的影响,包括中国。譬如说,在公共领域方面,宣教士成立中国大多数最早的报纸。统计显示,从1840年代到1890年代,西方宣教士建设170个报纸和期刊,占当时报纸期刊总数的95%。[8]及至1938年,在中国的公共领域有四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新教仍占报纸期刊总数的8%,远比新教徒在中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大。[9]宣教士不单单出版报纸和期刊,他们也印刷众多的书籍,尤其是圣经,但也包括世俗的书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上海的广学会,后来改名为基督教文学社。单单以1903年来计算,广学会出版了34本书,再版48本书,出版量达到接近30万册,内容主要是现代知识和神学。[10]这并不是唯一的例证,新教界也有中华浸会书局、青年会书局、以及中华圣经会。除此以外,宣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信徒积极推行识字能力的推广。1920年的统计表明,基督教的信徒平均有三分之二的男生和差不多一半的女生能识字,比外面的社会比例高很多,这个成绩主要归功于当地教会。[11]除此以外,有的新教机构也实行识字运动,比如宴阳初最早在青年会里面所带动的平民教育。[12]

 

新教宣教士所成立的组织使得中国公民社会大幅扩大。到了1920年,基督新教在中国已经有6300个教会分散在全国。[13]每一个教会都是个小组织,在宗教活动方面有一定自主的权利,并且也劝信徒行善。这些慈善活动包括周济穷人,推广识字能力,支持教会学校,或者公开反对社会的腐败现象。因此,可以说本地教会是新教对公民社会影响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以上,宣教士也成立不少专门做社会关怀的机构。有的慈善机构规模挺大的,并且事工非常多元,最好的例子之一是青年会。这个组织在高峰时期有超过五万个都市联会的成员,还有接近三万个学联会成员。青年会所组织的活动——如运动比赛、公开演讲、都市夜校、公共卫生宣传——都增加社会的资源。[14]其他当时较有势力的新教慈善机构有女青年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等等。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属于社会关怀的新教机构,就是医疗事工。在民国时期,已经有超过200个基督教医院在推广现代医疗技术,为社会的福利效劳。[15]

 

如果要表明基督新教对公共领域的贡献是来自它所提供的世界观,一个有效的方法是研究中国新教徒的表现,因为可以看到他们与西方宣教士一样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我特别要研究的是中国新教的精英,大部分是宣教士所成立的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虽然教会大学的历史不长,只有从十九世纪末到共产党上任为止,但是在这几十年以内却有两万五千个毕业生,还有另外四万个学生还没毕业就离开,所以总共受到影响的群体有六万多个人。[16]教会大学直接间接地教导学生认同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并且提供实际操练的机会。比方说,教会大学鼓励学生办各种各样的社团,如学校报纸、辩论队、自治会、以及学生青年会,具体地训练他们参与学校小规模的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同时,教会大学宣传以宗教为出发点的服务社会的精神让学生有动力关心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单单过私人的生活。

 

现在让我们用统计来分析这群新教精英,以更好了解他们对中国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的影响。这些统计背后的数据来自美国宣教士贝德士所编的“中国基督徒名录”。[17]这名录总共有八百多个民国时期中国新教精英的传记资料。为了使分析的结果更加准确,我筛选资料最全的478个人。就公共领域而言,这些新教精英中有四分之一曾经短期或是长期参与文字方面的职业,,这是个蛮高的比例。文字职业包含编辑、翻译、记者、作家、和出版商,都与中国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就公民社会而言,这478个人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曾经做过神职人员从事教会的侍奉。以上我们已经提到过,新教的地方教会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除此以外,百分之五的人曾经在基督教的社会关怀机构里面做过全职员工,在当时中国现代社会关怀行业刚起步的时候这算是蛮高的比例。最后,中国新教的精英分子也积极地利用他们业余的时间在不同的社会团体里面做义工。统计表示在这个群体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曾经参加过这种机构,大部分是新教团体,如青年会或者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而且这个数字不包括业余参与教会事工的人,因此百分之四十应该是比较保守的评估。[18]总之,中国新教徒非常踊跃从事民国社会的发展,透过宗教活动制造不少社会资源。

 

要理解新教如何透过世界观的本质与机构的建立在中国促成现代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我们应当仔细考察一些个别中国新教徒的经历。首先让我们来思考新教牧师与教育家刘廷芳的生平。他1892年出生在温州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里面,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里面受教育。他15岁时刚刚从温州艺文中学毕业留校教书一年,就有很难忘的经历。那时候浙江爆发一个铁路事件,缘故是清政府要与英国政府合作建造浙江铁路,但是浙江大众强烈反对,坚持要浙江人自己建立和管理铁路。有一天,艺文中学的英国校长做演讲告诉学生他认为清政府与英国合作来实行这个工程是好事。刘廷芳很不以为然,当天晚上熬夜写一篇超过万字的长文,呼吁浙江的新教徒要维护浙江人的铁路权利,写完之后第二天就投给美国长老会在上海所办的通闻报来出版。[19]之后,刘廷芳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继续投稿给通闻报,也不怕批评宣教士教育方法不足的地方,结果引起美国宣教士司徒雷登的注意和欣赏,两个人遂成为朋友。[20]从此可见,教会学校的教育和宣教士办的报纸让少年的刘廷芳已经对公共领域有所认识,把公开讨论问题和表达意见看为理所当然的事。这样的装备使得刘廷芳在成年的时候具有能力参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

 

刘廷芳有十年在美国留学,先后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本科,耶鲁大学圣经本科,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博士文凭。念完书之后,他被美国公里会按牧,然后于1920年回到中国在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做他导师司徒雷登的主要助手。燕京大学很快在中国新教圈子里变成重点学校,并且吸引许多新教知识分子来教书。这些教授有一部分成立一个新教学社,本来叫北京证道团,后来改名为生命社。生命社的目的是提供平台让中国新教知识分子能公开讨论信仰与社会的问题,并且把基督教的真理带到学术界外面去。[21]这样公开平等讨论共同的问题是现代化社会公共领域核心的本质,而生命社之所以有这样的特质可以说与新教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刘廷芳在生命社相当踊跃,经常参加各种聚会,这让我们看到新教的理念如何影响推动他参与公共领域的建立。

 

刘廷芳不但是生命社的成员,也是该学社期刊的编辑,本来叫生命,后来改名为真理与生命。期刊的宗旨是要用新教的价值观和学术界交流,并且透过公开平等的讨论动员教会知识之士改革教会与社会。杂志的内容谈到信仰与生活、国家、社会、科学等等之关系。在刘廷芳的领导下,真理与生命成为民国最有影响力的新教期刊之一,对教会内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牧师冲击特别大。真理与生命在20年代有2000个订户,在当时公共领域不发达的环境中算是比较大的数字。其实,真正的读者规模远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一册杂志通常会有好几个人看。这期刊每次发行有100到120页,质量又很高,甚至可以与高水平的世俗期刊相比。虽然出版的费用是生命社的成员自己担当的,但期刊持续印刷超过二十年,在五四运动期刊界里算是长寿。[22]真理与生命又让我们看到新教与中国现代化公共领域形成的关系,因为此期刊使用白话文,鼓励用理性讨论社会问题,并且透过文字推动社会和教会的改革,这都是现代公共领域的特质。刘廷芳既是新教徒,又是真理与生命编辑,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刘廷芳对公民社会的参与也值得我们花一点篇幅来探讨。可能最好的例子是他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机构在1922年被建立,目的是要联络在中国众多的教会宗派和新教组织,为了更好协调它们各自的事工,并且更有效地推行它们共同的目标。在专门为了建立此机构召开的会议上,刘廷芳所发表的讲话把原来纠纷严重的趋势扭转过来,使基督教协进会顺利地成立。[23]后来,这跨宗派的团体就发展出许多委员会来,每个委员会探讨不同的问题,如布道、农村生活、家庭、以及国际和平。刘廷芳常年如一日积极地参与基督教协进会,尤其是教会本土化和宗教教育这两个委员会。[24]基督教协进会以新教为动力来关心社会不同的问题,甚至包括国际社会的问题,这显然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刘廷芳愿意摆出业余的时间支持这样的组织表现出新教与建立公民社会的关系。

 

另外值得我们参考的例子是社会改革家与妇女运动的领导王立明(又名刘王立明)。她1896年出生在安徽的乡村,虽然不是新教家庭,但是因为家庭贫穷,从九岁起就被送到免费的教会学校,然后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为止。教会学校深入塑造她的价值观,使她认为女性应该被尊重,同时愿意帮助弱势团体。因此,当她在初中看到几个女同学因为家庭贫困而被迫做妾,就立定心志要用她的一生提高中国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25]后来,她在高中的时候,有个新教团体的讲员来校演讲,那个讲员是中华妇女节制会的代表。这机构来自美国,由宣教士带到中国去,主要的宗旨是保护家庭免受酒烟的迫害,并且推行女性的权利。王立明和她同学听到信息时,颇受感动,决定成立学校的节制会分会,王立明自己被选为会长。[26]这就是她与节制会一生关系的开始。由此看来,无论是价值观的奠定或者服务平台的介绍,教会学校扮演了关键角色。

 

王立明于1916年获得节制会的奖学金到美国的西北大学去念书,在1920年拿到生物学硕士,然后回到中国作节制会全职的同工。她负责学生部门,也勤奋地奔跑全国各地建立节制会学校分会。1925年她升级为该组织的会长,开始她三十多年率领节制会的任期。在王立明的领导下,节制会继续地成长,到了1933年成员已经超过一万女性,有大约3000成人,7000学生,势力范围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尤其是江南地带。中华妇女节制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非官方女性组织之一,它的势力仅次于女青年会。[27]节制会把民国时期的公民社会扩大不少,因为它动员许多妇女去做社会服务。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节制会在上海向女乞丐所开拓的关怀事工。这个长期的服务项目全然由中国女性自己来实行,是当时中国社会很少见的现象。这事业的核心是妇孺教养院,此机构收纳贫穷或流浪的妇女和孩子,约四分之一有身体或心理上的障碍。教养院长期辅导训练这群妇女和孩子,好让他们离开之后能够有工作,可以糊口,甚至建立家庭。到了1931年,妇孺教养院和相关的事工已经帮助了超过1000个女乞丐。[28]不仅如此,王立明还主动地联络上海许多其他的慈善机构,倡导它们合作来解决全上海的乞丐问题。[29]毫无疑问,在王立明的身上体现了新教精神与公民社会的相互交叉。

 

王立明是个社会改革家,但是她同时重视文字宣传,这是新教一个根本的特质。节制会的工作发展就显明出这一点,因为自从1922年成立全国性的组织结构,就有个出版部。出版部主要的责任是编辑和印刷节制月刊,这期刊通常有三十多页的内容,题目范围很广。[30]除了讨论节制会各方面的事工以外,也有与妇女或家庭有关的社会主题,如妇女运动、娼妓、鸦片等等,有不少是王立明自己写的,而且最后还有一些组织内的消息。节制月刊分发给节制会的地方分会,好让成员更多投入该机构的活动和使命。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妇女杂志本来不多,所以节制月刊算是公共领域发展重要的现象。王立明不只是尽力支持节制月刊,她也自己出书。其中一本叫自强之路,是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撰写的,用节制会的新教道德价值呼吁同胞提高品格,抵挡日本的侵略。可见,无论是王立明个人或她所率领的节制会,都表现出新教宣传精神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最后,我们要看民国著名的新教教育家张伯苓的故事。张伯苓是天津人,1876年出生在一个传统儒家家庭里面,在北洋海军学院读书,是清末稀少提供现代教育的中国学校。毕业之后,他改行成为教育家,并且成立南开学校来培养人才应付中国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威胁。[31]不久之后,张伯苓认识一些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宣教士,得到他们的帮助在学校里教科学与体育方面的课,也透过他们慢慢地了解基督教信仰。结果,他在这些宣教士的指导下,在1909年戏剧性归向新教。皈依之后第二天,他就写信给其中一个宣教士朋友说,“自从昨天晚上,我感受到自己的心发生变化;这能够见证我们的耶稣基督。我愿意试着做伟大的善工,而非这很多年以来所试着去做的微小善工。”[32]张伯苓剩下的人生中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教平信徒之一,并且从他的新教信仰里获得力量继续发展他的教育事业达到非常杰出的地步。[33]不但如此,他也用他业余的时间带动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变成该组织相当关键的人物。在他的引导下,青年会集中在举办社会关怀活动上,对建立民国时期的公民社会发挥极大的作用。[34]在天津,张伯苓被选为天津青年会的董事长,一直到三十年代还在做,而且把机构规模扩大到三千个人。此外,张伯苓也支持青年会在南开成立的分会,这也成为学校最大的学生社团之一。毫无疑问,宣教机构与基督教信仰深刻地塑造张伯苓对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重视,也成为有力的途径帮助他参与中国这方面的发展。

 

虽然青年会是张伯苓推行公民社会主要的新教平台,但却不是唯一的。除了青年会以外,他也在天津成立中国最早的独立教会之一。清政府本来不允许中国人拥有或建立教堂,所以新教徒就不得不在宣教士的教会系统里面进行宗教活动。[35]然而张伯苓信教之后第二年就想到一个方法绕开清政府的限制。当时,青年会在天津带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入教,但是他们最认同的是青年会,而非某一个新教宗派,所以他们不容易享有教会生活。刚好此时候,美国公里会有个教堂刚刚关闭,而在寻找中国信徒来使用。张伯苓与宣教士商量,就很聪明地建议这群青年会信徒保持原来的宗派身份加入新的华人教会,这赢得宣教士的信任,以至于愿意让他们使用这空的场地。[36]结果,这独立的华人教会就成功建立,并且蓬勃地成长,到1927年已经开拓四个分堂,总共有一千多个信徒。[37]不仅如此,这新的独立教会模式后来也扩散到全国各地,到了1936年中国有四十二间同类的华人教堂。[38]这些教会都是民国时期公民社会重要的元素。

 

按照社会学理论,公共领域所推行的公开平等的讨论发展到一个地步,有一部分被引进到政府里面成为议会,就是民主很核心的部分。新教与公共领域这方面的关系在张伯苓的身上也不难找到。他自己认为新教与民主有密切的关系,而觉得儒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有所缺乏。因此,他曾经论到民主说,“民主,乃是平等,这新的概念是从基督教临到我们的。”[39]换句话说,因为新教强调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就能产生民主,让大家平等的讨论并且决定如何处理公共的问题。张伯苓在他的生活中也具体地落实此概念。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逃到重庆,在那里被国民政府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会的代表。这半民主的政府机关有两百个精英,许多是党外人士,他们定时讨论社会与政治的问题,提供建议给政府做参考。张伯苓很快升任到政协会的副议长,然后也进入政协会的常委会,殷勤地执行他的义务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为止。[40]虽然政协会的讨论自由有限,然而还算是国民党抗日时代在公共领域方面重要的体现。

 

刘廷芳、王立明、与张伯苓这三个中国新教徒充分地表明基督教如何促进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贝德士编的“中国基督徒名录”让我们知道这三个人不过是冰山一角。透过与宣教机构的接触,更因为认同基督教信仰,他们自然而然地重视公开自由讨论、文字宣传、和社会关怀的事工。宣教机构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为桥梁,把新教的价值观和精神传给中国信徒。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中国,新教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效果十分类似,虽然规模有所不同。因此,这三个中国基督徒的人生告诉我们,基督教在社会的公开空间里所扮演的角色出于它本身的信仰内涵,远超过出于某一个文化传统。因此,民国基督教的历史成为一个良好的镜子,帮助我们来思考新教在社会公共领域里面该有的角色。这段历史意味着,假如新教徒有更多空间参与社会的发展,他们会积极地制造社会资源,激励人的责任心,引导社会公开讨论,以至于带来更稳定和平衡的成长。对于寻求和谐社会的当前政府来说,这是值得参考的历史记载。

 



[1] 请参考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n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Daniel H. Bays,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d. Daniel H. Bay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8-09.

[3]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4] 请参考John A. Hall, ed. Civil Society: Theory, History, Comparison (Cambridge: Polity, 1995).

[5] 请参考Mark U. Edwards Jr.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4).

[6] 请参考David Zaret. “Religion, Science, and Printing in the Public Spher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3).

[7] 请参考Göran Leth, “A Protestant Public Sphere: The Early European Newspaper Press,” Media History 1, no. 1 (1993).

[8] 方漢奇, 報史與報人 (北京: 新華出版社, 1991), 18.

[9] Herbert Hoi-Lap Ho,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A Study of Their Programs, Operations and Trends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 1988), 191; Gu Tingchang, “The Protestant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真理與生命 10, 5號 (1936): 6; Gu Tingchang, “The Protestant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真理與生命 11, 4號 (1937), 41.

[10]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Six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3), 15-18.

[11] Milton T. Stauffer, 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340.

[12] 请参考Charles W.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 Milton T. Stauffer, 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340.

[14] 请参考Shirley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趙曉陽. 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 本土和現代的探索.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15] China Medical Commission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Medicine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4), 10-13. 也请看Boynton, 1936 Handbook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88.

[16]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6), 150.

[17] RG 10, Box 74, Folders 621-651, Miner Searle Bates Papers at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New Haven.

[18] John Barwick. “The Protestant Quest for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11), 145-178.

[19] 劉廷芳, 中國基督徒愛國問題的評議,” 真理與生命 2, 11 号(1927): 290-95.

[20] 劉廷蔚,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 學府紀聞──私立燕京大學. 董薡编. 台北: 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2, 48-49.

[21] 劉廷芳, “本刊二十週年首語,”真理與生命 13, 1号 (1940): 1. 也请看Yamamoto,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82.

[22] Ho,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220. 也请看 Gu, “The Protestant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11-13.

[23] Dr. Rowland M. Cross, “Dr. Timothy Tingfang Lew: A Tribute,” General Materials, Folder: Memorial Service, Timothy Tingfang Lew Papers,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 New York, 3-4.

[24] 劉廷芳, “中國基督徒愛國問題的評議,” 4. “Forward! Christian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62, no. 10 (1931): 634.

[25] 劉王立明, 快樂家庭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1), 序言, 1.

[26] 王立明, “由家庭到社會,” 110-11.

[27] 劉王立明, “五年來之中華婦女節制協會,” 19. 劉王立明, 中國婦女運動, preface, 3.  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37.

[28] 王立明, “由家庭到社會,” 117. 劉王立明, “婦女節制會事業,” 141.

 

[29] “救丐協會的一頁史,” 節制年刊 (1934): 30-33.

[30] 劉王立明, “四十年來中國婦女節制運動,” 2.

[31] Hu Shih. “Chang Poling:  Educator.” In There Is Another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6.

[32] C. H. Robertson 致信給朋友, 27 7月 1908, 2.

[33] 張伯苓, “基督教與愛國,” in 張伯苓教育言論選集, 144.

[34] D. Willard Lyon 致信給 Eugene Barnett, 1 月 1 日1946, 2.

[35] 请参考Daniel H. Bays, “A Chinese Christian ‘Public Sphere’: Socio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Urban Middle Class Protestant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Constructing 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ed. Kenneth G. Lieberthal, Lin Shuen-fu, and Ernest Young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

[36] Charles E. Ewing,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Tientsin,” 283.

[37] Harry Kingman, “A Story of Chinese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Recorder 58, no. 8 (1927): 512.

[38] Jonathan T’ien-en Chao, “The Chinese Indigenous Church Movement, 1919-1927: A Protestant Response 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6), 85-86.

[39] Chang Po-Ling,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May 1918): 348.

[40] 王文俊編., 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9). 侯杰, 秦方, 百年家族: 張伯苓, 張彭春, 張錫祿, 2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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