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群体的公共安全

                                                              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群体的公共安全

——以上海及长三角城市为例

葛壮

 

一、上海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与公共安全关系

1、上海周边地区临时礼拜点及安全隐患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外来入住上海的西北各省穆斯林成为构成本市穆斯林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且多以从事清真食品行业,尤其是经营西北风味的拉面馆为主,这些散布于全市各区县的西北少数民族穆斯林中大多为回族,他们中也有部分为撒拉族和东乡族群众。鉴于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的事实,市区周边各区县流动穆斯林人口的宗教活动点及其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地解决,会否因此影响社会的维稳,也都成为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加以考量的重要因素。2010年3月以来,我们开始了对本市一些区县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临时性宗教礼拜场所的调研,并走访了嘉定区、浦东新区惠南镇、金山区、闵行区、宝山区等地,通过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座谈与接触,包括到西北来沪穆斯林所经营的拉面馆,实地前往观察了他们平时主麻礼拜的临时活动场所,听取了当地主管部门的干部介绍情况,也直接与在流动穆斯林群众中具有较高威信的西北籍阿訇、以及部分的拉面店业主们进行了交流,对上述走访之地区在宗教礼拜场所方面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

目前除了金山区以外,上海地区所属的奉贤、宝山、崇明、嘉定、浦东、闵行等区县,都已出现尚未正式得到民宗办批准,但却事实上在被使用的临时宗教礼拜场所。从我们在面上考察到的基本情况看,上述这些地区的临时礼拜活动点大致上存在着以下6个共同的特征:

(1)前来参加主麻聚礼的几乎都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外来流动穆斯林。

在临时活动点的礼拜者中,基本上没有本地有户籍的穆斯林居民参与其间。不管是平日的“五番拜”,还是每周五的主麻聚礼,包括每年斋月期间的“特拉威哈”礼拜等宗教活动,除个别外国穆斯林闻讯经过有前来临时礼拜点参加礼拜的,此种“清一色”地全由外来流动穆斯林所构成的状况,与市区内的各清真寺(包括松江区在内)中虽以外来穆斯林居多,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一些本地穆斯林的情形相比,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别。

(2)在临时礼拜点进行宗教活动的大多数是清真拉面馆生意的业者。

他们中有当店主老板的,也有干活的小伙计。此与西北籍穆斯林来沪后绝大多数经营的生计为拉面馆有关。考虑到伙计招呼生意和店内营业的需要,平时前往参加主麻聚礼的,一般以年龄稍长的从业人员居多,有的就是店主。

(3)在临时礼拜点的穆斯林基本上是回族或东乡、撒拉、保安族的。

沪上及周边郊区县生活居住的维吾尔族或其他突厥语系的穆斯林民族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一般不会去这些临时性的礼拜点,他们主要是到市区的各个固定的清真寺去满足自己的宗教生活需要。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的区隔意识,在这方面也表现得比较明显。

(4)所有这些临时礼拜点大多设在比较简陋的租用民宅里或拉面馆。

面积也不大,条件都很艰苦,有的如宝山杨行一处临时礼拜点,就是根据原来所租的屋子屋顶较高,老板马立克就自己花8000元请人搭建出来一个“假三层”的阁楼,成为其家和关系较近的几家亲朋好友做礼拜的场所。就我们调研中接触到所有这些临时礼拜点而言,一般清真寺应有的设施,诸如水房、教长室和会客处等,可以说全都付诸阙如。

(5)临时礼拜点事实上已是外来流动穆斯林的精神家园和聚居中心。

2008年3月6日金山临时礼拜处所暂时得到政府认可后,该固定处所的墙上,就挂有一面写着给“金山石化清真寺”的祝贺锦旗,上面写着“宣扬古教,任重道远”八个大字,落款是“闵行老街者嘛提”[1]。这说明,传统的那种“围寺而居”的寺坊即教坊意识,在西北来的流动穆斯林意识中还是挥之不去的观念,即便现代化城市改造的冲击波将过往的清真寺周围回族居民点相对密集的格局完全打破,可一旦穆斯林有了自己可以过主麻聚礼的场所,哪怕简陋如斯,只是拉面馆上的搭建阁楼,也都被前来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群众视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6)缺乏到位的管理和有效的宗教教务上的指导及相关的社会帮助。

这是因为这些临时礼拜点的“非法”性质,尚未得到市、区县各级民宗办部门的认可与公开地准允,个别的如闵行区一家拉面馆三楼存在的临时礼拜点,甚至都未列入该区民宗办部门的“法眼”,主管部门对外不愿承认该临时礼拜点存在的客观事实,遑论对其进行管理和领导了。在这种情势下,本市伊斯兰教协会也无从插手,从而谈不上对上述这些各区县业已存在并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提供任何有效和必要的指导;地方上的少数民族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对之当然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有益帮助,也只有任其自行其是、自生自灭地发展,这样的结果,也必然会生发一定的负面效应。

上述这些临时礼拜点具有的共同特征,清晰地表明了参与宗教活动者群体构成在民族上和职业上的相对单一性;而它们在相关设施上的简陋性和局促性,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和隐患。至于其本身存在的“非法性”,即缺乏政府部门认可的法理依据这一“硬伤”,又随时会令这些大小不一的临时礼拜点面临着“灭顶之灾”即遭到取缔的可能性。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与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城市改造进程中发生历史性嬗变时所衍生的社会现象也是紧密关联的。

自1843年开埠以来,带着“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籍”特点的上海移民社会,在吸纳外来流动人口的过程中,其自身城市文化的特质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动,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启动的社会改革及随之发生的社会转型,都加大和加快了城市改造的步伐,正因为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从上世纪末期以来的陡然增加,客观上也令原来固有的与城市穆斯林社群直接相关的都市伊斯兰文化所产生的嬗变不断地提速,最典型的就反映在传统的“围寺而居”模式的消解:旧城区的动迁改造,令城市原有的穆斯林社区面目全非,有的传统回民居多的街道格局更是荡然无存。变化主要体现在原来市内的礼拜人数上的重心转移、外来的穆斯林在宗教生活中影响增加、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外宾渐增、外来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籍穆斯林之间的社群之别和临时礼拜点的遍地开花等方面。

2、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社会的问题

在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的问题及隐患上,可从以下几个层面上反映出来:

一是文化适应层面上的矛盾不断凸显。外来流动穆斯林来沪的方式比较雷同,即通过寻亲靠友结伙地举家辗转迁徙到上海,甚至不惜一路颠沛流离,但凡抵达上海目的地,便有原籍亲友出面来接济照拂,或安排在自己所经营的拉面店中打工干活,或干脆由新来者自家借贷盘店开张。门面一般都很小,但租金也就相应低廉便宜,经济上负担不致太重。林立于沪上市中心和周边区县各街角路边镇口的清真饮食店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南来北往的穆斯林对饮食生活方面的需求,填补了上海在都市化进程中留下的缺憾和不足。如开在高校社区周围街道上的拉面店或清真饮食饭馆,直接可以解决外地或外籍穆斯林学子原来因为宗教习俗而犯愁的清真饮食上的问题。同时也为数量更多的非穆斯林人群提供了相对适宜可口和颇受欢迎,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民族快餐食物。这也是清真拉面馆能像雨后春笋似地出现,一般也都还能维持正常的营业收入的主要原因。不过,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大千世界的世俗氛围,都会令西北来的穆斯林在短时期内难以适应,与城市居民沟通上存在的隔膜一般很难去除,即便在面对有着相同信仰的本地穆斯林乡老,外来穆斯林也多喜欢根据自己的原籍或亲疏程度,自动形成对外封闭性强,对外界排拒性亦强的外来穆斯林社群联系圈。一旦外来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与外界其他社群发生口舌之争或其它矛盾,由于彼此缺乏了解,动辄就会令事态的严重度迅速升级,从而给社会造成外来穆斯林很容易惹事生非的印象,其实有很多就是出于争执者双方彼此或是在文化上的不适应,或是抱有倾向性的成见,以致形成误解。

二是城市管理层面上的难度陡然提高。正由于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生活的状态相对闭塞,无论是市区街道社区还是郊县村镇,该流动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可能形成城市管理与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盲区或死角。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状况,与绝大多数城管部门人员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有关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相对陌生是分不开的。因为相对佛、道教等传统宗教而言,伊斯兰教有其自身强烈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尤其是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很多问题相互关联,既可能是民族问题,也有可能与宗教问题直接有关。面对这样的复杂又敏感的情况,鉴于本地各基层的管理者或社区工作人员在客观上对外来穆斯林群众基本上都缺乏全面的了解,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普通常识,作为管理人员,他们与被管理的外来穆斯林彼此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偏见,更谈不上信任,在处理日常问题时就很容易引发误解和矛盾。近些年来,长三角地区及上海频频发生外来穆斯林与城管人员之间的纠纷事端,城市管理的难度之大,于此可见一斑。除了文化背景上的复杂以外,外来穆斯林群体本身的分散范围大和流动随意性强的活动特点,也是令城市相关管理部门头疼犯难之事,现下上海周边区县出现的临时礼拜点问题,也是之前从未冒出过的宗教方面的状况,如何在按现行宗教条例办事和怎样人性化地解决外来穆斯林的精神生活需求二者之间摆正好关系,从操作上来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三是子女教育层面上的问题开始浮现。随着外来穆斯林落脚于沪上,开始其家庭正常生活之时,穆斯林子女的受教问题和相应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会接踵而至。从2009年初伊始,穆斯林家庭中的学龄儿童也可被一视同仁地接纳为沪上各类学校的学生,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显示,往往那些教育质量上乘,设施硬件齐全,师资队伍整齐及生源优良稳定的重点好学校,还是与经济财力、社会人脉关系上一般都要逊色于城里人的外来穆斯林无缘的。此外,即便是一般类似于市区城郊结合部地段的民办打工子弟小学,校方所规定的学生家长每月须缴纳的数百元伙食费、学杂费等,也让力不从心的开清真拉面馆的家长们感到难以为继,在权衡了心理承受度与对子女未来的期望值二者之后,有的自身只有小学程度的家长竟然还会明确地表示,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读下去了。至于外来穆斯林子女在学校里没有合乎教法的清真食物供应等问题,目前更是难以一步到位地完全解决。不过,诸如校方不强求穆斯林子女搭伙,而是准允其带饭,有的还提供微波炉以帮助孩子加热从家中带来的饭菜等做法,也是这方面业已实施人性化措施的初步尝试。

四是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压力日见加大。与原来沪上有户籍的穆斯林居民相比,绝大多数外来流动穆斯林不论各自的层次高低、或财力多少,甚或年龄上的迥别,其宗教信仰都表现得相当虔敬。外来的穆斯林除坚持每周星期五参加礼拜外,每年斋月来临,绝大多数会“把斋”,即便那些靠打工、做生意来谋生的一般外地来沪穆斯林中,也非常自觉地恪守教门。做好宗教功课,是许多外地来沪穆斯林十分重视的行为准则。只是人数上绝对占优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存在,无形中也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宗教信仰层面上的压力。至少对以本地籍穆斯林居多的市伊协成员和各坊寺管会人员来说,在提高自身宗教修为方面,也会较过往更为自觉。至于现下尚属非法性质的沪上周边区县各家临时礼拜点能否批转为固定处所的诉求,更直接给民宗委等政府主管部门出了相当棘手的难题:若是简单地加以取缔,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有意地否认其存在,只是出于蒙蔽上级的权宜之计和粉饰“政绩”的做法,更无可取之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改造步伐加大,加上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中愈来愈多的人员及家庭选择不再流动而是“沉淀”下来的可能性也随之趋大,今后类似压力只会加大而不是减少。

五是社会维稳层面上的隐患有待消弭。散布在全市各地的清真拉面店已逾两千多家左右,其中从业者基本上已经按照原来的籍贯组成了自己的联系网络。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一些拉面店还另行辟建了房间来充任临时礼拜点的功能。考虑到这些有着特殊性质的场所进出的人物难免会鱼龙混杂,容易形成与社会维稳网络没有勾连的漏洞点,这种管理上的死角很容易生发社会的隐患。同时,近年来西北各省来沪谋生的流动穆斯林群体因各种因素而与城管、非穆斯林、或者该群体自身中发生龃龉而滋事生非的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他们往往喜欢聚众对付与外界的冲突,而他们议事的场所或者宣泄情绪的地点,往往有可能选择这种带有特殊凝聚群体作用的临时礼拜点,一些原来在西北原籍就有“开学阿訇“资格的人,在群众中的作用时常常是举足轻重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客观事实。宗教教派问题上的隐患也值得考虑。近代上海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表明,类似西北甘、宁、青地区宗教教派门户之争,对立双方势同水火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过,尽管杨浦区有过从江苏淮阴等地传入的哲合林耶教派,并建成了景星路清真寺(亦叫“苏北回教堂”);在沪西地区也有从山东等地传入的“格底木”(老教)教派及江宁路清真寺(别称为“山东老派寺”),但地域意识浓则浓矣,大家还都是相安无事,不同教派的穆斯林之间的互相协助更被引为美谈。在遇到外界侮教案发生时,也是群起响应,戮力同心,一致对外。然而近些年来,去本市各清真寺做礼拜的外国籍、国内不同省籍的穆斯林明显增多,不同教派的都有,一些外来的穆斯林会拘泥于自己原来的教派观念,而不习惯于沪上的宗教氛围。同时,本地有户籍的穆斯林乡老,大多觉得外来穆斯林的文化素质不高,认为他们遵纪守法的意识也差,故此颇有微词;而来自浓郁教门环境的西北穆斯林,只要谈起江南一带本地穆斯林的信仰淡薄现象,有做摇头否定状者;也有面露鄙夷之色者;更有甚者,个别来自西北的穆斯林,还会对本地清真寺教长所讲的“卧尔兹”不以为然,此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因为制止不同教派之间的歧异扩大,有助于不同籍贯或民族的穆斯林彼此之间维持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与城市治安秩序的维护问题也是密切相关的。

针对上述显露的社会问题,我们初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忌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强行命令其撤点。

2、借鉴现有的“金山模式”。

3、吸收长三角兄弟城市的治理经验。

4、尽力控制“遍地开花”的趋势发展速度。

5、主动积极地和外来流动穆斯林开辟多种沟通渠道。

6、在周边区县正式辟建一到两处清真寺,以因应穆斯林急剧增加的情形。

7、及早解除一些存有安全隐患的问题。

8、对现有的各区县临时礼拜点实行登记制和设立负责人制度。

9、抓好对相关工作人员的教育,防止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事情发生。

10、在大型国际会议或活动期间考虑暂时性地开辟市内供外籍穆斯林专用的宗教场所。

3、各类群体事件和流动穆斯林中的阿訇

偌大一个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目标行进的上海,包括周边的长三角都市群,各类群体事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流动穆斯林所生发的,如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与城管人员的肢体冲突,甚至包括外来穆斯林群体内部的争执和打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此类群体事件中,也有一些在流出的原住地当过阿訇的教职人员,这些人在流动穆斯林群体中有着较大的威信,往往在关键时刻,他们掌控和代表着发生事端中穆斯林群众的话语权,或者代表群众出面和相关部门交涉等,有的事件在平息消弭后,还担任相当于仲裁者的角色,来发放和分摊所得到的赔偿款项或各项应付的开支。

我们以为,若从城市公共安全角度考量,必须更好地发挥原有的城市宗教社会团体的作用,具体有如调动各城市伊斯兰教协会的积极性,让本地籍且具有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阿訇在处理各种与穆斯林群众相关的事件中具有更关键的话语权和代表性,这样才有助于将问题的解决与处理朝着有利于社会维稳的角度倾斜,才会真正对城市的公共安全起到正面的影响作用。至于个别影响力较大的外来流动穆斯林中的“散班阿訇”,可以有条件地吸纳他们进伊协,以求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约束。

二、义乌外国人的宗教活动与清真寺建筑安全

1、阿拉伯穆斯林群体与义乌的城市发展

作为号称当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之地,位于浙江省中部的义乌市,其声誉甚至远播海外,从世界各国来此地经商的外籍人士,多如过江之鲫。据近年来的当地相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持外国护照的流动人口全年已有58万之多,分别来自的国家竟有200多个,其中与中国建交的有185个。经过批准而设立的境外公司企业代表处有3000多家,来自中亚、西亚、东南亚、北非等2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代表处,又占到一半左右,约1500家;在由外国商人及其家眷构成的庞大流动人口群体中,又以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的居多。从整个义乌市来看,常住下来并且在市公安机关注册的中外穆斯林(包括西北各地来此谋生的国内各族群众)共近2万人,而国外穆斯林就占了60%左右。可以这么说,古名稠州的义乌城市能有今天的发展,完全离不开外籍穆斯林,主要是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留住是地及其相关的经营。

此外,在宗教信仰背景相对其母国,甚至比我国的西北而言都要淡薄许多的义乌市,这个相对特殊的阿拉伯穆斯林社群在精神生活需求层面上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换言之,他们的文化调适能力,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地政府现行的应对管理政策和相关措施,是否到位,也需要探索和加以反思。

由于自2011年入春以来,接踵发生在北非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埃及全国民众的大规模示威,导致了长期占据政坛统治宝座的强人如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等先后下台,嗣后北非利比亚连绵达八个月之久的内战,包括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颉颃乃至到大规模的流血对抗,都让义乌的外商尤其是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多了一份对当下时局的牵挂和焦虑。而国际时局的震动,相应地也给义务及邻近城市的公共安全体系形成了无形的压力。

通过接触,我们了解到,在义乌当地,但凡涉及到对北非事件局势的看法,无论是做物流的,还是开饭店的,几乎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的生意受到来自中东动荡局势的明显负面影响;从义乌各家穆斯林外商经营的店铺、餐馆喜欢不停地播放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同步新闻节目的情况来看,这也成为他们在第一时间获悉北非及阿拉伯各国政情的最主要渠道。

就总体而言,居住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外商,尽管各自的背景、阶层都有差别,但他们对中国基本上抱持正面的印象,评价相当高。有的甚至在几年来的打拼中,练就一口流利的汉语,成为地道的中国通。而若联系到具体的个人状况,大多数人却颇带微词,说到激动时甚至有较强烈的抱怨。最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签证过于困难给外商的经营往返造成麻烦。绝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对签证的办理,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太不方便了,由于外商在华的商务签证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限制,往往在他们生意上的运作刚刚有了一些进展的苗头,却不得不因为签证到期而得重新去花费不少的精力去打理;同时因为国情有别,文化上的差异也客观存在,外商在办证时,往往会冒出诸多不方便的因素,所有这些麻烦事,都令义乌的外商们感到困惑和无奈,有的更是觉得不可理解。这些因素实际上给他们造成了经济利益上的直接损害。这也是造成他们对此现象反感的主要原因。

2、阿拉伯外商对子女的阿文教育及其它的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方面主要是指在义乌当地,阿拉伯母语教育基本上处于匮乏状态,目前相关的学校配置,根本无法满足那些和家眷一起生活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外商们,后者为让子女受到和自己家乡孩童一样的母语教育,很希望能有教授阿拉伯语的专门学校,或者是在现有的学校里配备这方面的外籍教师,由于目前我国国内在这方面的配置还完全跟不上,同时在政策层面上也有相应的规定,故此,穆斯林外商们与当地教育管理机构之间的沟通始终没能获得进展。不少外商在谈及这点时无奈地表示,只能在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时,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因为在中国,实在无法满足其子女教育上的需求云云。除此之外,其实还有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考量。如有的阿拉伯外商虽说已经娶了中国女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却依旧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仍旧举我们在义乌接触过的来自约旦的青年莫罕奈德为例,其人年届而立,来华居住已有多年,其妻为中国籍汉族女子,原为安徽蚌埠人。莫罕自己数年前也已取得可定居在中国的正式资格,故此相对其他在义务的阿拉伯外商来说,他并不存在办理签证之虞。莫罕在义乌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餐厅,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即便是“华化”程度达到如此之深的他,在与我们做深度访谈时,他还是向我们吐露心声,表示一俟自己的女儿过了冲龄阶段,即会立刻将她送回约旦的老家。理由很简单,一是可以让孩子学到正宗的阿拉伯文,二是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尤其是对女孩子而言,缺乏这方面的传统伊斯兰教礼俗的熏染,是作为男性家长的莫罕觉得无法接受的。可见,穆斯林是非常看重对穆斯林女孩的发蒙教育的,让她们从小就知晓伊斯兰教教法及穆斯林妇女必须恪守的文化习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毕竟目前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义乌市,其地相关宗教文化的氛围,比其母国要淡薄许多,无怪乎这些祖籍阿拉伯国家的外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会存如此打算。

3、和义乌当地中国居民之间时有纠纷。除了经济交往中的纠纷外,还有类似受到敲诈或欺侮的情形。有的餐馆老板表示,在经营时曾遇到当地流氓的挑衅,他觉得人身不安全,所以想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纠集穆斯林同胞,和对方干仗云云。也有一家土耳其餐馆,平时顾客盈门,生意相当红火,前来的常客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商贾。老板告诉我们,中国的房东在其装修完毕后,竟然将原来的租金大幅度提价,从原来说好的40万元抬升至180万元,由此引发的双方矛盾及其激烈的程度,可以想见。根据我们事后从其它渠道了解到,还是当地政府部门介入解决,略为压低了一些租金才了事。但这已经引起店主和那些常来光顾餐馆的外商老顾客们的非议。

其它如发生与当地民众打架之事,甚至有外籍人士被打成植物人的个别例子,外商谈及此事至今还是心有余悸。另外在言谈中,对当地工商等各类管理人员的素质表现或警察等执法人员的态度粗暴等也都有意见等。如有的外商反映,在办证期间,一些民警或协警等对待他们很不礼貌,遇到签证过期者,态度甚至像对待犯人一样,这给外商带来很不好的感受。

我们以为,考虑到义乌城市情况的特殊性,上述外来阿拉伯穆斯林群体面临的一些问题,主要属于文化调适的范畴,不同的国度和所在国民众生活圈天然形成的文化氛围截然不同,必然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出现,而这些问题又都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更由于该特殊群体大多来自域外的伊斯兰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有着相互同声共气且彼此凝聚力强的特点,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汲取包括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胡贾番商的治理得失教训,以及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籍穆斯林群体的管理经验,做好对阿拉伯穆斯林外商的管理以及包括伊斯兰教管理在内的各项工作,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根据当地政府部门人员的相关介绍,目前情况是,一方面义乌检察院现有编制178人;义乌公安局现有编制1200人;当地民宗部门现有编制12人。而现在义乌的公安民警每人每年经手的案件数平均在500件左右。另一方面,有些外国人不是从义乌口岸入境的,来义乌后也不入住当地的宾馆,而是直接住到在义乌的外商朋友家中,住不了几天就走了,所以义乌的境外流动人口数字很难统计。可见,现有的警力和政府有关部门所面临的社会管理压力和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针对上述情况,若从和谐社会的建设及维护公共安全的角度加以考虑,我们感到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可以作为抓手:

一是完善对外服务工作。在义乌当地,可以更多地开办专门为外商办理各种签证(F签证(经商)和Z签证(工作)等各种签证)的服务性机构。包括在特殊条件下提供诸如绿色通道之类的人性化、快捷式的服务措施,让外商无此之虞。根据我们得到的资讯,浙江省有关部门已经着手组建相关的中介公司和提供办证方面的便利措施。

二是开办各类阿语学校。结合相关事实,即在义乌有部分外国穆斯林商人和中国汉族姑娘结婚,更多的已在义乌市生子买房,过起标准侨民生活的实情,[2]适当地增设有教师资格的外籍教师执教的侨民子弟周末学校或阿文补习班,并加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类学校的督导。

三是加强对礼拜点关注。除了关注义乌唯一一家清真寺——义乌清真大寺的修缮改建外,还需加强对目前义乌一些外商公司或寓所内设置的临时礼拜点的注意。在我们访问的一个来自毛里塔尼亚的外商家中,整幢楼房有三层高,其中就专门辟有一间为公司员工礼拜的房间。至少对在哪些地段和住宅小区有这样的礼拜场所,有关部门要做到心中有数。

四是常与外商进行沟通。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出面,联系外商穆斯林中具有社会影响的人士,以开座谈会、茶话会、晚餐会等形式,或直接上门访问,努力倾听其诉求,设法予以解决,或对外商有误解的地方进行解释,形成彼此保持双向沟通的良性机制。尽量不让外商穆斯林群体形成相互抱团及与政府部门有意作对的局面。

五是发挥友好外商作用。加大与那些已和中国居民联姻或自身汉语相当娴熟的穆斯林外籍商人的联络,和他们保持比一般外商更加紧密的友好关系。具体如在其商业经营中,予以给力的襄助,这对了解义乌外商穆斯林群体中的信息和做好各项相关工作,有直接的助益。

六是输送正规阿语人才。根据现有的需要,为增进中外人士的沟通和了解,帮助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外商尽快地解决好文化调适问题,应当尽量发挥国内现有的正规阿语人才的培养与分配,将北京和上海外语学校中该专业的毕业生输送到义乌这样的城市里,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常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唐宋旧日的蕃坊制已经无法在今天的神州赤县得到克隆,但往昔封建王朝的管理模式却可提供历史的经验;域外异国的外籍穆斯林问题虽不尽相同,各所在国不同的解决之道也难以照搬复制,可伊斯兰文化场域的内在精髓及外在的标识,却有着根本的共通之处,今天留居义乌的阿拉伯商人社群,固然不可与古代的广州侨民社区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还是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若是取法于唐时管理外侨之道以及上述各国对待外籍穆斯林的举措,向其提供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以特殊的街区和配套的文化措施,可令其有宾至如归的居家享受,还能使来华的各国阿拉伯商人们较快地完成文化调适过程,不致出现外商急着要将自己的冲龄女童送返故乡的状况和由此产生的怨尤。同时,尽量不去回避或搁置面临的问题,用积极的态度有所作为地去设法解决问题,也应是相关部门应该持有的立场。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在文化调适期中完成的各种磨合,会让义乌这座城市中出现今天的“新蕃坊”和中华版的“阿拉伯街”。

2、义乌清真大寺的建筑与公共安全问题

在义乌的外籍穆斯林在宗教上非常虔诚。每周五前来做主麻礼拜的穆斯林人数逾万,由于外籍穆斯林人数增长快,流动性大,且涉外性强,这使原本没有伊斯兰教场所的义乌,陡然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现有的位于义乌市江滨西路的义乌清真寺,其前身是当地一家丝绸厂弃置不用的仓库厂房。2009年,义乌清真寺内的墙面曾出现了开裂的情况,清真寺的内部管理人员将该情况进行了反映,但一时无法解决。由于危房情况的出现,原本集中在清真寺内进行的主麻礼拜不得不移至寺外,马路上全是人。入冬时,哪怕是雨雪交加的日子,也有外籍穆斯林在聚礼时直接跪拜在路面上的情况,这也加剧了路面的交通堵塞,严重时清真寺附近的交通都陷入瘫痪状态。

若从伊斯兰教方面的管理来说,目前清真寺内部自身的管理人员共有11人,当地民宗部门负责伊斯兰教的人员有3人。在前两年清真寺危房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时,2009年12月,义乌的穆斯林曾准备集体上访,在他们中间,既有来义乌的国内各地穆斯林,也有外国来华经商的穆斯林。他们声称:“危房问题市里不解决,就去省里上访,省里不解决就去上海的世博会,再不行的话就去北京。”最终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及时干预下,上访未能成行。试想倘若真的动议成行,将会造成国际性的负面影响。按照相关人员介绍,目前义乌政府已出资800万元用于清真寺的修缮,现在内部大殿等处的装修已经完成,相应的外部建筑修缮也接近尾声。

危房问题之外,对平时留居义乌的穆斯林行商坐贾而言,生活中还有相关墓葬方面的要求,因为生命无常,一旦出现外商穆斯林本人或家人在义乌当地去世的状况,只能用昂贵的费用将尸体运回其母国。而这也多少给依循伊斯兰教规定的速葬习俗带来了不便。故此有的外商在与我们的交谈中就提到,是否可以允许他们在当地购买供土葬用的墓地,而这样的要求在当下显然是很棘手的问题。

     三、伊斯兰教清真文化与城市的公共安全问题

1、伊斯兰教的清真文化与城市食品安全

众所周知,清真饮食文化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之重要,毋庸赘叙。但同时我们却又经常可以发现很多人对自己身边凸显伊斯兰教意涵的清真饮食文化相当陌生,不少人在此类事情上的无知和由此引起的争执,对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会造成不小的伤害。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再联想到历史上多次发生在穆斯林散居地区的“侮教案”,有些直接就与肇祸者对清真饮食文化的完全缺乏知识相关联。

事实上,在近代上海穆斯林经济活动中,值得称道的除了南京籍回族富商经营的珠宝古玩业外,经济实力一般乃至低下的普通穆斯林所兴办的传统清真饮食行业,在上海滩上也取得十分大的成功,其中还出现过不少为绝大多数“老上海”耳熟能详的名牌老店或产品。截止1949年,沪上各家清真食品店铺已达200多家。它们同样构成沪上穆斯林商业经济的重要成份,在发挥着为上海穆斯林服务的功能同时,也为申城伊斯兰教事业的壮大贡献着一份力量。近代上海清真饮食行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牛羊肉菜馆业。

其二、清真鸡鸭熟食业。

其三、清真糕饼业。

其四、清真酱菜业。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沪上清真寺缩减到七所。但出于对少数民族生活风俗习惯的高度尊重,人民政府对清真饮食业关心有加,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专门成立的“上海清真宰牲厂”,其前身是位于中山西路的小型宰牛作坊,1958年由政府拨款扩建,并改为国营企业。现址为南大路164号,厂内设有专门的阿訇掌刀屠宰牛羊。据有关统计,1988年,有600多名职工,其中回族占20%,还有技术人员64人,占地面积为48600平方米,日宰牛为250头,羊2500头,冷库容量为2000吨,日速冻能力80吨,并年产250万只清真家禽,该厂还经营食品加工,有卤制牛肉、涮羊肉片、小包装牛肉等,另还拥有5个清真牛羊肉门市部和88个清真牛羊肉专摊,系国内规模较大的清真牛羊屠宰、加工厂[3]。1951年建立的“上海天山回民食品厂”,前身为清真鸿顺食品社及光明食品厂,位于徐汇区漕宝路440号。主要生产糖果和饼干。1988年曾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至于在清真糕点业方面,“北京翠文斋清真食品店”作为沪上规模、影响均较大的清真食品店,也曾出尽风头。该店位于繁华闹市区的南京西路东首,创建于1957年。所经营的是传统京味清真食品,有蜜三刀、鸡丝饺、蝴蝶酥、茯苓饼、京八件、百果提浆饼等,所有清真糕点均用植物油制作,油而不腻,且做工精良,吃口松酥,深受上海及各地穆斯林的喜爱。因市政建设工程所需,该店已拆除,而翠文斋回民食品厂则在浙江中路63号4号,仍生产清真月饼糕点系列食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魁元斋清真食品厂”生产的水桃酥、千层酥、羊角蜜、盒子酥、京八件、大京果、提浆饼也相继被评为名、特、优产品。这些都能满足城市中穆斯林居民的基本需求,而选料考究,别具风味的清真糕点,即便对上年岁的非穆斯林市民也同样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古兰经》第二章中昭示:“他只禁戒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4]《古兰经》中还提到:“你们可以吃佳美的食物,应当力行善功,我对于你们的行为确是全知的”。[5]

正因为穆斯林的日常饮食也是教门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先贤前辈们也就在恪守伊玛尼的过程中,加大加重了对入口的饮食是否清真的把关尺度,有的穆斯林乡老甚至有“饿死也不坏口”的行事准则,即绝对不会去吃“哈拉姆”。从近代沪上清真饮食文化所蕴含的伊斯兰教元素来看,基本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清晰地反映:

一是清真饮食业的经营者,基本上由穆斯林担任。这也保证了清真饮食的质地和品牌,绝对可以放心和不走样。

二是在相关环节上严格把关,做到符合教法规定。

三是从业者本身有浓郁的宗教情结和弘扬教门的自觉意识。

近几年来,上海的穆斯林社区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表现在穆斯林的绝对人数上有了较大的增长,其中主要为外来的流动穆斯林,他们中大多数从事的是清真饮食行业。除了原来长期居住上海的穆斯林市民家庭人口有一定的自然增长外(目前正常情况下应该在7万以上),主要还表现在由外地来沪靠从事个体经济而谋生的各族穆斯林及其家属亲友明显增加。据粗略估计,仅由青海化隆、循化等地来沪开业,经营西北风味的清真拉面馆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族穆斯林,以及他们的亲属,就共有数千人之多。而由新疆等地来上海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也很多,他们多做切糕生意、卖烤羊肉串、葡萄干、以及其它的面食点心等。另外还有一些是在沪上学习、工作的外省市穆斯林群众,如果再把每天进出上海的流动人口中的穆斯林考虑进去,其数量虽不稳定,但也相当可观,总数更在十多万之上。

第二、反映在参加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穆斯林总人数较以前明显增多,其中流动穆斯林占主要部分。据沪西清真寺教长金宏伟阿訇的介绍,平时来该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由外地来沪的流动穆斯林,有时人多得连礼拜寺的大殿都容纳不下,前来礼拜的穆斯林只能站在殿外的露天场院中。而在每年开斋节、古尔邦节的“会礼”中,到该清真寺来参加宗教节庆活动的穆斯林更是多达数千,连与清真寺所毗连的马路上都布满了穆斯林的身影。

第三、与原来沪上定居的本地籍穆斯林居民相比,绝大多数外来的穆斯林不论层次高低或职业迥别,其宗教信仰都表现得相当虔敬。

第四、青海来沪的穆斯林群体是近年外地来沪谋生者中最大也是地域化特征最为典型的一个社会群体,同时也是带有鲜明民族与宗教特征的一个外来流动人口群体。清真拉面馆成为该群体最突出的文化标识和情感的联系纽带。

目前除了上海市区遍布各主要街道的清真拉面馆外,周边的宝山、闵行、嘉定、金山、划入浦东的南汇、乃至崇明县这样的近郊或远郊,清真拉面馆也是到处可见,而店主和伙计大多为青海籍穆斯林,尤以化隆县的居多,部分也有来自甘肃的。其总数约在1400家之上,它们已然构成上海一道相当明晰而又确切的文化风景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简陋朴实的小面铺在维系来沪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众互动交流的情感层面上,在他们恪守教门的宗教信仰层面上,都有着特殊重要的文化意涵。

2、因缺乏对清真文化了解而引发的冲突

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由于外界对清真文化的了解过于匮乏,以致屡屡发生伊斯兰教界称之为“侮教案”的社会冲突事件。从此类事件主要的“着眼点”,即对伊斯兰教信仰构成的侮辱、污蔑来看,基本上不外乎在穆斯林忌食的东西上做足文章。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接踵发生于上海的“《南华文艺》教案”与“北新书局教案”就是如出一辙的丑类闹剧。1932年9月,由曾仲鸣(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担任主编、环龙路(今南昌路)嘤嘤书屋发行的《南华文艺》第一卷第14期上登载《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作者娄子匡在文中肆意诬蔑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此文被回民青年王义、马天英等人发现后,即刻激起上海乃至全国穆斯林的极大愤慨。

同年10月,上海回民又发现北新书局印行的民间故事小丛书中,有林兰主编、朱善扬撰稿的《小猪八戒》一书,内容和此前被发现的娄子匡之文相同,这一接踵而至的“侮教案”,再次引起穆斯林的愤怒。由于该书局拒绝穆斯林的抗议,上海清真董事会议决成立十坊回教堂联合会,设办事机构于福佑路清真寺,委托刚聘请的吴凯声律师与对方谈判。期间发生马孝愉等30多名山东、河南、安徽籍穆斯林捣毁福州路北新书局营业部门窗之事,著名乡老哈少夫一面派人劝阻,一面推达浦生等代表北上到南京向当局请愿。当时两起“侮教案”消息传遍各地,许多省份都组成了护教团和教案后援会,各地回民联合斗争的结果,迫使行政院声明爱重回民,维护宗教;《南华》停办,惩办撰稿人;查封北新书局,惩办负责人;禁止北新、南华人员招待记者;凡教科书有误解回教者饰令修正云云。当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明令最后成为空文,北新书局虽一度打烊并易名营业,但一年后即恢复原名。经历南华、北新两次教案后,穆斯林开始留意各种印刷物中涉及伊斯兰教的言论,一经发现,立即抗议交涉,进行斗争。[6]

无独有偶,在上述两起“侮教案”发生后,整整半个世纪过去,类似的事件竟然再次发生在大上海,此即所谓的“《青年报》事件”。1982年12月31日,上海《青年报》第1629期“小百科”专栏发表署名延延的短文《“梵天”和“安拉”的争吵》,该文以问答形式来解释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信众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无知的撰稿者竟在文中针对穆斯林的“禁食之物”胡说一气,严重地侮辱亵渎了伊斯兰教的神圣信仰。沪上穆斯林获悉此事后纷纷表示抗议,外地穆斯林也十分愤慨。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遂出面向该报抗议。1983年1月7日,在该报第1630期上小百科专栏上登载重要启事,表示歉意。又刊载署名安玉文章《回族等少数民族为什么不吃猪肉》,因为用词不妥,再次激起穆斯林不满。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下,1月13日《青年报》第1631期刊登专文《关于一篇严重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文章的检讨》,并通知邮电部门收回和销毁前两期《青年报》。次日又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登载该报认错和道歉的“紧急启事”。“小百科”副刊暂停,撤消有关责任者职务。至此,该事件总算得到妥善的处理。

这里,我们不难看到,社会上一些人由于对伊斯兰信仰缺乏起码了解,包括对与之密切关联的清真饮食文化完全无知,才会随意杜撰故事,歪曲事实真相,从而引发社会冲突,真个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了!而时间跨度达50年之久,这些制造事端者还会惊人一致地大放相似的厥词,这种无知被“复制”和“克隆”的事实提醒我们:还真有必要加大对清真饮食文化介绍和宣传的力度。

总而言之,穆斯林在精神生活上的渴求需要,与他们履践宗教的实际情况,及伊斯兰教在都市所呈现出流变的发展态势,传统“围寺而居”的清真寺文化的消溶,与穆斯林居住模式在城市化和城市改造进程中受到的冲击和由此衍生的变迁,包括所有这些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影响程度等,都是我们必须加以重点体认或感知的内容。从相关的调研中我们不难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改造的进程中,伊斯兰教是如何不断调适与社会的关系并重新定位,又是怎样在社会转型期间继续得到发展的各种现象。故此,有必要洞彻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文化发展轨迹,其中就离不开对现实生活中外来穆斯林流动社群的关注,包括对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作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心态、人际关系、宗教活动、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等诸多内容。我们调查的着眼点主要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有利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量。具体就是针对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关注可能存在的与这些社会现象相关的城市发展隐患问题等,并希冀能充分兼顾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在宗教上的需求和特点,让诸如临时礼拜点、清真寺的建筑设施安全、清真饮食文化和相应的食品安全是否得到保障,以及加大对有关文化常识的宣传等问题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和解决,这将会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1]又译作“哲玛提”,该词为音译,意思是教坊,指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的教区,辖管周围穆斯林居民。

[2]在义乌的阿拉伯人以北非人居多,如以埃及人而言,如当地登记过的埃及企业就有189家,未登记但实际在经营的有400家。埃及人约有500人左右,有20多人娶了中国妻子。

[3]此处数据引自孙金富、吴孟庆、刘建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相关词条。

[4]《古兰经》(2:173)。

[5]《古兰经》(23:51)。

[6]参见傅统先著:《中国回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3页。亦可见葛壮:“民国时期的侮教案与穆斯林的护教斗争”,《世纪》,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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