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神影摇曳在红墙内外

李灵

       电视画面上,一个光着上身、梳着大背头的男子,右手拿着一个空脸盆,左手拿着一张纸。只见边上有人将纸点着火后,这位大师迅速将着了火的纸用空脸盆扣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他将扣着的脸盆轻轻开启,只见几条小蛇游了出来。边上围观者惊叹不已、无不称奇。这就是所谓“空盆取蛇”。一阵掌声之后,画外音道:这位王林大师除了 “空盆取蛇”,还会“空中取酒”、“徒手断钢筋”、“隔空题字”等神功。

       电视的镜头是随着诸如马云、赵薇、李连杰等社会名流脚踵一起走进了位于江西省泸溪县的王林大师的家。笔者历来有心情欣赏杂技魔术,却从不被这些“奇技淫巧”所蛊惑。今日提笔论“神功”,全因连日来网络上对这位大师一片同仇敌忾的骂声所鼓动,当然也抽空在网上搜寻王大师视频来开开眼界。当电视镜头定格在这位王大师的“家”时,那三开三进五层高的豪宅已经够气派了,可那大门的蟠龙浮雕下竟赫然两个烫金大字“王府”让我也足足定睛了几秒钟。一个行走江湖的“气功郎中”也会有如此之辉煌,即便在几千年的华夏历史长河中也数不出几个来。

       近三十年来,其实在王林之前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大师”出现过,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气功大师严新、身怀绝技包治百病的胡万林、创立了一个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张宏堡、还有宣称自己能用宇宙语和外星球文明对话的话剧演员张香玉、前两年也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道长。人们也曾经深信不疑当时惊动全国的大兴安林森林大火就是被严新大师发神功求来的雨浇灭的;也深信胡万林用他的神功治好了艾滋病,要不河南省的一个市委书记宁可被他治死,也不再相信科学医疗呢?人们也曾为张宏堡能够靠发功将自己两个一样长短的手指硬是变得一长一短惊叹不已;北京的公园里就会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张香玉学说宇宙语、学练宇宙功;人们也曾同样为李一道长能够连接220伏电流通过自己的身体不仅不会死,还能让有病的人来摸,那些病人们相信就靠触摸这样的身体就能使自己的病痛得到医治,因为他们都目睹了李一道长面对电视机镜头真的能在水下憋气两小时。

       有意思的是,这些“大师”的“命”都很短,鼓噪不了几年就倒下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出名全是因为有“神功”、能行“神迹”,其结果也同样都是被认为是“骗子”作假而黯然匿迹,有的甚至还受到法律制裁。问题是,既然已经从前者的“神功、神迹”中受骗上当,就应该接受教训,不再重滔覆辙了。毕竟中国大陆经历了60余年(至少是三代人)的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且共产党依然坐镇神州。可事与愿违:“大师”们兴衰的周期越来越短,可“神功”越来越“神”;结识大师求“神功”的人越来越“富”,越来越“贵”,大师们跨越的社会门槛也越来越高—因为受到社会名流的追捧便大步流星地迈向社会主流。虽然前面有“倒下”的,但后继者很快便会顶替上来,还真有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架势。期间值得一提的还有“神医”张悟本、“养生教母”马悦凌等等,其成败轨迹,如出一辙:因江湖伎俩蹿红,再到气泡吹爆、“画皮”被揭。这种呈现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甚至越演越烈的现象,就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气功”

 “气功”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一起发展和演变,早已成为华夏文明非常核心的组成部分,现在也为全球华人所认同、所接受。就“气功”本身而言,古代先民从创立到完善基本上是围绕着“强身健体”这个目标,并无借此“图腾”“神化”之奢求。“气功”最初就是为了应对阴湿的居住环境导致人们身心烦闷、筋骨不舒的状态而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套医疗保健运动方法。如《呂氏春秋•古樂篇》中就有这样的記載:“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郁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这里的“舞”就是运动身体的体操。也就是藉由舞蹈導引氣血運行來維持健康。这些舞蹈就逐漸發展成導引療法。后来先民们有逐渐意识到呼吸时的深度和吐纳的节奏与“舞”结合起来还可以发散热气、化解胸中的郁闷,甚至可以稳定精神、减轻疼痛等。《老子》中就有記述了“吹”、“喣”之法。《莊子》更進一步記載︰“吹喣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 敘述早期已有呼吸吐納、導引養生以保健抗衰防老之方法與奉行的學者。

我们从春秋戰國初期的文物《行氣玉佩銘》发现,那时已经開始記載了氣功的練法和理論。這段文字是刻在一個十二面體的玉柱上的,共四十五個字︰“行氣,深則蓄,蓄則伸,伸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萌,萌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機樁在上,地機樁在下。順則生,逆則死。”這裡不僅詳細的將氣功的練功過程說明,而且還敘述了氣功養生的原則。

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上虽仅存44幅图画,但从那导引姿势的复杂多变,运动所及全身各部,男女老幼皆都参与,就可见早在先秦时期“气功”已经达到非常成熟、非常普及的程度。有的注明了导引作用,并且注意了意识活动要与动作协调,而且已有仿生物的“鹞背”、“龙登”、“熊经”、“鸟伸”,较《庄子》的记载有所发展,显然是后世“五禽戏”的起源之一。

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醫學總集《黃帝內經》中,更系統地闡述了氣功的原理、功法及練功效應與意境。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以來”;“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精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咽氣順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耳下津無數”等。随即,中医学理论已经将“精、气、神”看做构成人的生命三要素。

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这段话语不仅简要地介绍了五禽戏的由来,更加说明了华佗是如何将“气功”强身健体的作用进一步推广到临床的应用上。这是华佗在“气功”发展史上所作的贡献。

时至近代,外忧内患的情势下气功的发展几近停滞。但是民国时期社稷民生稍有安息,郁慕侠便将医家兼官吏潘霨于1858年编撰而成的气功专著《卫生要术》经改称《健康之路》后在1935年重印,且广为流传。[1]民国初年“静坐法”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较为风行。上海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是当时静坐法的代表作。之后,他又专心学佛,改习止观法,写成《因是子静坐法续编》。1957年蒋维乔被聘为上海市气功疗养所顾问及上海中医文献馆特约馆员。

1949年后,医学上的“气功疗法”也得到整理、发掘和推广。1955年以刘贵珍为首的唐山气功疗法小组受到卫生部的嘉奖。1956年3月刘贵珍在北戴河创建了气功疗养院并任院长。1957年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出版,1959年唐山市气功疗养院的《内养功疗法》问世。受北方影响,上海市卫生局于1955年和1956年邀请蒋维乔在沪举办了两期气功讲座,1957年7月1日上海市气功疗养所成立,由陈涛(1922~1968)任所长,蒋维乔任顾问。1958年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受到卫生部表彰。这些都是在对“气功”传统正确的理解上对“气功”的发展和应用。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一切“正常”的东西都变得不正常了。

“气功”何以到“神功”?

       八十年代一个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这些“神功”都是从“气功”而来—这些堪称“大师”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从用气功为人治病开始的;然后随着“气功”治病的功效就逐渐演化成无所不能的“神功”。当然,这些“大师”也因此“神”了起来。

有人将此归咎于中国文化至今没有完全摆脱巫术文化因素,这确实不无道理。

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

其实对中国的这一特色的认知又何止鲁迅一人。最近十来年,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六朝以后有增无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并积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近代以降,中国的精英阶层虽然大力推行理性和科学,然终难抵挡已经被习俗化了的巫术,或者说巫教、巫文化。

巫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概念和判断具备巨大的“模糊性”和“动态性”,因为巫文化没有理性的基因和思维工具,不可能对对象进行确切的定义和预测,所以巫师必须借助于“再次解释权”来修正其理论的缺陷,以维持一种看起来合理的“自圆其说”!所谓“预知一切”的《易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作。难怪还有人干脆说中国文化至今依然是代表了巫术文化的低级文明。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气”很自然就带有了神秘色彩。中国人就热衷于追求这样的神秘感。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再一次利用了深蕴在中国人民文化心理中的“巫术”本能——面对一个不仅能领导共产党打败蒋介石数百万大军、而且还能不断击败党内一个又一个或明或暗的政敌这个“战无不胜”的领袖,人们彻底被这“伟人”所折服,伟人也变成了“神人”。至于这位“神人”与自己的昔日“战友”的是非曲直完全由胜利者说了算,没人追究(知情者失去了追究的能力,不知情者毫无追求的意愿)。相反,这些已经处于亢奋中的人们对那些含混模糊、模棱两可的“最高指示”因为难以解释而越发顶礼膜拜,甚至五体投地。为了完全彻底杜绝任何潜在政敌,发动了一场旨在“造神”的文化革命,可是这场“造神”运动则搅动了传统文化中正在沉淀的“巫术”本性。随着“神人”的离世,这场“造神”运动是结束了,可是被搅动起来的“巫术”本能的冲动却难以即刻“沉积”。有冲动,就会有宣泄。转向任何宗教,为意识形态所忌讳,特别是那些党政官员、军队将领、大学教授。于是,“红墙”内外处处晃动

        (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据说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达成天人感应。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气功席卷中国的黄金时代。) CFP/图)

着练功者的身影,京城的上层人物中开始风靡“神功异能”。先是八十年代初全国到处都出现“特异功能”,科学权威钱学森几次三番出面论证“特异功能”的“客观性”,是完全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戴上了这么一定“唯物主义”的桂冠,其合法性就不言而喻。“特异功能研究”的精神领袖钱学森不仅用科学证明,还“以党性保证”其真实性。在他的推动下,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理事长为国防科工委科委主任张震寰;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成立“特异功能研究”机构。一个接着一个“气功讲习班”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气功”的发展。一时间“气功大师”也如雨后春笋似地从全国的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当时最著名的“气功大师”当数严新。据他自己说,当年大兴安林一场大火,硬是他在北京发功降雨才灭了这场大火。他在首都体育场作“带功报告”,每张门票100人民币(要比现在1000人民币还值钱),五千多个座位竟然也座无虚席,一票难求。什么叫“带功报告”,就是他不练功也不发功,光在上面讲话作报告,坐在下面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他所发出的“功力”。实实在在地又是一个“神人”出现了,全国到处都请严新作报告,全国都着了迷,那架势岂是今日之王林可比?人们自然要问,这样“反科学”、“伪科学”的作为怎么会到如此猖獗的地步?

有一位曾经目睹者和受害者最近在网络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生气:“说道气功大师笔者就要怒,1993年,可谓是气功大师在京城狂飙的时期,先是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之后就是首都体育馆万人盛况的“香功”人们就像中了邪似得见面就说:“香、香、香!”,在当时几乎成了中老年的一种时尚。特别是那“信息水”更是坑人,笔者之所以怒,因为香功“信息水”差点要了我老娘的命,记得那时,没到晚九点就准备好一杯水面朝广州的方向(因为报道说田大师此时在广州)半小时之后传功完毕,此水就非彼水,因为它已经成为包治百病“信息水”从那以后老娘拒绝吃药,看医生。后来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面对医生的训斥和躺在病床上老娘我们做儿女的无话可说,我们的反对架不住老人家的固执。后来不知怎地她又迷上了“笑功”,据说一笑“除百病”,有时在我们伤风感冒她也试着发功,以证明自己的功力得到了提升,结果在练功现场又发病,笔者驾车亲自送老娘进了医院,这是老娘最后一次住院,两天后与世长辞。”[3]

那么多的科学家和教授们干嘛去了?专家教授们也迷糊了。当时一位清华大学教授特地做了一个测量仪来测试严新的“功力”,他在电话中让位于广州的严大师在电话另一头发功,他竟然从自己的仪器上发现电磁波的振幅上升的现象,就以此认定严新确实有“神功”。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测试现场有没有确认没有任何其他电磁波的活动,他哑然了,我们可要哭了。我们从钱学森以及许许多多如这位清华教授一样的科学家身上发现,即便是科学家,若是没有信仰,他的科学知识也会沦为传播“迷信”的工具。也正是因为钱学森为首的“科学家”们支持纵容下,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先是要求全国对“特异功能”之类的现象采取“不宣传、不鼓励”,后来竟迫于钱学森的压力,也只好再加上“不批判”。全国反对这种迷信活动也只好收兵偃旗息鼓。钱学森紧接着又紧接着撰文《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发表在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出版创刊号上。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人体特异功能的更大范围是气功,“更广泛的还有中医”,特异功能随后与气功合流。

“气功”越来越流行、大师们也更加有恃无恐。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气功席卷中国的黄金时代。这些大师们、以及迷恋气功的人们在社会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个别撰写文章批判“特异功能”,反对将“气功”作用神化的专家教授们受到恐吓、有的甚至还受到人身攻击。这些专家教授们害怕了,得不到法律保护,也只能选择“沉默”。

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杜继文最近回忆当时的一个荒诞的场景:在“大师”张宏堡的报告会上,数十位老将军鱼贯而入,挤满最前几排,聆听台上人的教诲:“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我。”在“大师”离席时:老将军们如赛跑,竞相冲到台上,抢坐“大师”的椅子,争喝杯里的剩茶。[4]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这些会是真的,遗憾的是,如此荒诞的场景绝非仅此,而且全是真的。不就是“气”吗?怎么会被“神化”到这般地步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还是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随着“气功”一起发展的哲学思想。

随着“气功”发展的日趋成熟,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说”和关于人的“形神关系”最后也都统一到“气”上, 诚如《河洛原理》所说,“太极一气产阴阳,阴阳化合生五行,五行既萌,遂含万物”。又进而将医学上的认知类推到了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如《淮南》所言:天地万物皆源于气,“清(阳)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宇宙起源论,或宇宙生成说。

气是构成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生命的共同的本始物质,人的生死、物之盛毁,都是气聚散变化的结果。故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人之生也,因阴阳五行之气而有形,形之中便具得阴阳五行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性”(吴澄《答田副使第二书》)。“气一元论”思想不仅是“中医学”的理论依据,也是宇宙起源的理论依据。“气”本身是物,而且也是万物之源;“气”也是精神的,是个“灵”,所以就称之为“灵气”。“气”也无所不在,亦无所不能。

虽然,我们能够在理性上可以清楚地将“气功”中的“气”和“气一元论”思想中的“气”分开,可是对于那些没有经过哲学训练,又迷恋于“气功”的人就不太容易了。也因为如此,有些“大师”就含混地将自己的“气功”说成是“宇宙功”,就是因为“气一元论”思想认为:宇宙也是“气”形成的。

 至此,“气”不是被神化了,“气”就是“神”。

“气功”被神化的文化和社会土壤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法轮功”事件终于使这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狂飙戛然而止。风靡一时的“大师”们或远走境外、或深陷法律纠纷,甚至制裁,可是孕育他们的土壤却远未消失。仅几年后,“大师”依然一个接着一个不间断地冒了出来。这些新生的“大师”从露头到爆红,他们玩的还是老一套、走的是同一条道——权贵的支持、学界的背书、媒体的沦陷再加上大众的盲从——只是比过去更有钱了,因为大师们那些不变的客户—官员、演员、商人,等更富有了。

而现在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王林,也是在被各方邀请治病时,曾经是国家体委主任、也是“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为王林亲笔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这就等于给王林披上了“黄马褂”。从那以后,王林的身价便随着“名声”一起飞涨。今天,王林如同以前风靡过的大师一样被押上了社会舆论的审判台,王林倒下了。明天,又一个张林或陈林也依然会像王林一样照着相同的方式、沿着同一条道路又走到社会舞台的中央,他周边也许是不同的个体,但却是相同的群体—官员、演员、商人、学者、媒体,等等。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1,为什么总是有这样的社会群体围绕“大师”? 为什么一个大师倒下了,他们又会相继捧出另一个“大师”?他们为什么热衷于把王林这样的人捧上神坛?他们这样做究竟想从王林那里得到什么?

有人在网上得出结论:这是为了形成一个特殊的“圈子”,以此来形成一个自己可以利用的“人脉网”。人不可能独立存在,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同时每一个体本身也在参与形成各种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往往与此人在社会上的“关系”密切相关,所以要想在社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就要不断地突破传统的“三同关系”(即:同乡、同学、同僚),不断地扩大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而通过拜“大师”的方式无疑是拓宽自己关系网的一条捷径。从最近网络上就王林事件所披露出来的内幕,围绕气功大师王林所构成的网络里,表面上是咨询和交流关于健康养身方式,实际上借此形成一个关于金钱、权力、商机、腐败的关系社会。对于世人而言,想办法进入这个圈子,不仅仅意味着机会的增加,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当然,当今一些“成功人士”也确实需要“大师”们能够平复当下社会给人带来的不安全感,能够让人找到安全或安慰。这些气功大师动辄就能为名流破译健康秘诀,为商人“指点迷津”,为官员指点升迁之道,对这些爆发者的惶恐心情多少也能有些安抚的作用。

 如果把这种特殊的“圈子”再放大点、看得更深一层,就不难发现其背后深刻的“等级制社会”因素。秦以后,中国社会的“贵族”阶层彻底消失了。可是形成了以“权力”为标志的“等级制社会”。不仅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完全取决于“权力的等级”,而且获取“权力”的途径也完全由上级权力来决定。因此,如何能够攀上更高一层的“权力”关系也就成了人们能否获取更高“权力”,从而享有更高政治待遇,和获取更多经济资源的关键中的关键。只要“有权”,便能为所欲为。从“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不变的定律出发,中国的贪官是不可能杜绝的,因为贪官就是这政治体制本身的产物,因而“腐败”也是不可能消失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也难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犯罪统计表明:政府官员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见一斑而知全豹”。透过大师们形成的“圈子”,确实在中国这种极为特殊的深层政治结构中,人脉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而非相互间的情感帮助和智力支持,而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牢牢地掌握在权力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确认,中国是一个完完全全、彻里彻外的权力主导型社会,简括地说是权力社会。我不知道胡鞍钢先生所谓的“人民社会”是不是等同于权力社会,但是我知道权力社会——我们暂且把它等同于人民社会——绝不会优于公民社会,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和亲身经验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了。[5]王林和贪官之间之所以勾搭成“圈”,就是因为贪官需要王林提供保护性支持,至少提供心理抚慰,而王林需要贪官给自己做幌子,需要贪官给自己装门面,需要贪官来给自己巩固和保护地盘。

2,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些“大师”周围形成的各类“圈子”是由一定的社会利益决定的。可是,眼看着这些“大师”就如同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倒下了,这些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商贾富豪、社会名流怎么还是络绎不绝地捧红新的“大师”出来?每一个倒下的“大师”要不是因为“医疗事故”而暴露出“神功”实际效果并不是如其自吹的那么“神”,而被判为“骗子”;或者因为敛财、欺诈、骗色而深陷法律制裁。可就是没有对“神功”是否存在,“大师”是否真的能掐会算、预知未来的“能力”提出质疑,以至于一批又一批大师们“倒下”去这个事实为什么还是没能止住人们膜拜、追逐“神功”的疯狂呢?是否与宗教意义上的人的心灵需求有关?为什么在21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只有蒙昧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官方媒体也对此长期失语,媒体除了“揭露”骗子,就是“吹捧大师”,而对“伪科学”、“巫术”等几乎毫无批判,更谈不上对民众的引导。相反,社会大众也常常被误导。这一切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将思考引向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官方媒体为什么对此长期“失语”?

这应该是邓小平为了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能够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顺利进行,不得不对党内反对派采取的一项淡化意识形态的措施“把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挂起来”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淡化原来的意识形态,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论,使改革开放政策尽早得到施行,这原本是件好事。1949年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全面并强行推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由于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不断失败,最终导致“三年灾荒、饿殍遍野”的惨状。毛泽东不仅不认错悔改,反而为了巩固自己权力,彻底击败党内的反对派,竟然将意识形态逼到“极左”的地步。在这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全国的经济、文化几乎完全得不到发展,甚至处于窒息的状态。毛泽东过世后,全国的经济状况几乎到了全面崩溃的地步。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迫实行的。即便形势逼人,可是共产党内那些长期受到极左意识形态熏陶下的官员还是对“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方式发展经济”忧心忡忡,甚至百般阻拦。邓小平对敏感问题不得已采用 “不争论、挂起来”的策略对当时迫在眉睫的经济发展让路还是对的,可是却不愿意对文化发展让路。虽然,曾经主宰全国一切思想意识、文化教育的“意识形态”被淡化了,但是依然不允许任何可能与既有的“意识形态”相悖的思想意识、新文化新价值出现在社会的主流媒体上,决不允许与既有的“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他们可以不说话,但是更不允许你说话,尤其是说不同的话。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的文化建设只退不进—宁可让那些低俗庸俗、甚至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的文化产品充斥舞台和一切文化市场,也不愿意让民众在既有的“意识形态”之外接受“文明的、现代的教育”。曾经使全国人民亢奋得如痴如醉的意识形态被淡化了,“政治信仰”也随之消失了。社会信仰出现了真空状态。儒、道、佛、国学、中医、风水、堪舆、气功等各种与信仰、养生沾边的东西都高调出场,各显其能,呼风唤雨。出身草莽、久经江湖历练、萦绕着无数神秘光环和繁多传奇故事的各种“大师”和政商精英、演艺明星们一拍即合,互相吹捧,各取其利,各得其所。

王林事件,体现出的其实是中国人,尤其是成功群体近年来整体面临的信仰之惑和成长之惑。马云这一代人,虽然正立在潮头浪尖看似风光,但他们是在社会巨大转型时期成长与成功。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成功和失败,对未来继续成功也无自信,越是感到未来命运不可知无从把握的人,越容易相信常识之外的那些东西。有需要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产品。沉寂已久的“怪力乱神”再度被社会的需要所“激活”。

“如何使更多的企业家远离怪力乱神,关键是建立一个常态的社会,使成功有一定之规,使失败有一定之因,让人们认识到努力、正直、善良、聪明更容易导致成功,贪婪、懒惰、奸邪、平庸更容易导向失败,只要向上的路是通达透明的,那些蛊惑玄妙之物自然失去其魅力,反之,只要人们内心缺乏稳定感,对未来有太多恐慌感,大师们就永远有大市场。”[6]

美國《僑報》8月1日載文《中國為何怪力亂神不絕?》,其中不仅对当下出现“怪力乱神”的社会原因此作了简单分析,而且还追溯了历史渊源:

  “時隔多年後,在中國原本銷聲匿跡的“氣功大師”又再次顯現出其生命的頑強,但也同樣未能擺脫“見光死”的“宿命”。。。。。。。 可以說,怪力亂神在中國源遠流長。。。。。。”

  “這些神秘色彩的文化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如英國社會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說,是人類在有限的知識與能力下,當完全無法控制與影響的事件要產生之時,就訴諸巫術,以提供心理上的支持,是人之本能,”

到底是在美国出版的《侨报》,作者就十分自然地对比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在:“既然怪力亂神有出於人之本能,緣何西方並不常見?這在於西方宗教信仰的高度理性化,已經斷絕了對妖怪法術的認同。相反,在本就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國,對怪力亂神的判斷,就只能取決於自我理性認知的提升。因此,在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中國當下,基於文化認知的本能、傳統的土壤仍然存在,它所生長的神秘文化使得怪力亂神存在的空間從未滅失。”

虽然寥寥数语,倒也点到了问题的关键:因为缺乏“高度理性化的西方宗教信仰”。事实一再证明:没有宗教信仰,一切迷信就会借助各种“怪力乱神”泛滥于世。王林事件倒也再一次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唯有在中国才得以见到的现象:广大普通百姓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基督教,因而远离迷信;而社会精英则成为传播迷信的主要载体。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宗教政策,其实这只是中国政府对待整个社会文化重建基本态度表达之一而已。过于强调既有的“意识形态”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加关系到整个政府以及官员个人的实际利益;放弃这个“意识形态”允许其他信仰或理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那又将危及到政府的合法性存在。这两难之间形成的“真空地带”就是一切大大小小的王林们,以及形形色色的怪力乱神、“气功”神棍生存和活动的场地。

“祸起萧墙之内”,中国的问题主要的还是最上层的政府决策问题。“气功”神影已经在红墙内外摇曳了三十余年了,该是到了开放“多元文化建设”的时候,否则,也同样会危机社稷的安危啊。



[1](注)医家兼官吏潘霨辑以徐文弼的《寿世传真》为底本,加以增删,于1858年编成气功专著《卫生要术》一书,认为对疾病要“防”重于“治”,而预防的方法即气功锻炼,若气功“能日行一二次,无不身轻体健,百病皆除”。《卫生要术》又经王祖源在1881年重摹,改称《内功图说》,此书重视动功锻炼,内容有《十二段锦》、《易筋经》、《却病延年法》、《分行外功诀》等,并配插图。此书经郁慕侠在1935年重印时曾改称《康健之路》。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

[3]文/随意“气功大师”重出江湖谁与勾肩搭背?

[4]  叶飙“气功“大师”背后的大人物:老将军们抢着喝大师剩茶” 载《南方周末》2013年08月08日 10:23

 

[5]陈行之:王林大师——中国社会溃烂的畸形表征

[6]中国权贵名流为何热衷“怪力乱神”21世纪经济报道 信海光 2013-07-24 00: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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