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派与抗日运动 – 姚西伊

 

1931年“九.一八”之后,中国基督教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大致有唯爱主义,武力抵抗派,和处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三种声音。在整个讨论之中,神学自由派与社会福音派的投入最深,声音最强。甚至可以说,这场讨论基本上是由他们支配的。

然而,正如美国学者裴士丹(Daniel Bays)所指出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史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即是独立的`保守的教会与传道人的出现。[1]保守派团体的壮大和如火如荼的奋兴布道运动使属灵派迅速崛起,成为教会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过,在“战争”与“和平”的社会伦理的讨论中,属灵派似乎始终默默无闻,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对世上战与和的大事毫不关 心,对国难无动于衷。[2]属灵派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避世清修者。他们感受着世态的炎凉,必须本着信仰对人生和社会的经验做出反思和诠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的确包含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观,尽管这社会历史观也许相比较而言并不博大精深。随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民族危机的步步加重和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属灵派与他们的同胞们一道承担着国难家仇,自然要给予时局以较多的关注,并且要从信仰的立场做出回应。他们在“九.一八”之后针对时局所发表的言论既反映了属灵派传统的社会历史理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理念,以及与之俱来的对基督徒在世使命的理解。因此,属灵派在国难和抗日问题上的思考与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标本或窗口,使我能够较为清晰`集中和完整地看到他们在社会和历史观的基本脉络。

            在中国教会属灵派的思维中,加尔文主义对人的罪性与神的主权的强调向来影响甚大,本源自路德主义和再洗礼主义的教会与世界的对立论也产生过极关键的塑造作用。其结果便是属灵派一般对人类社会持有基本上负面的估计,认为此

 


[1] 参看氏著:“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t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d. by Daniel H. Bays,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07-316.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基督教界语境中,属灵派`保守派`基要派和福音派基本上是通用的,因此本文也没有做出区别。

[2] 倪柝声于1936年在天津的一篇讲道中提到:“有的朋友问我说,对于基督耶稣,我是相信了,靠着他的救赎,我的罪得着了赦免,我得救了,可是对于国家的事,对于社会的问题,甚至对于国际间的纠纷,我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我应该采取消极的态度,对这一切的问题不闻不问呢?还是应当积极的投身在其中,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六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 1997),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