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派与抗日运动 – 姚西伊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保守派的绝大部分教会领袖和神学家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即使陈崇桂等极少数较有社会关怀的保守派领袖人物,也没有在社会与文化观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1]这种格局在“九一八”之后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不过,属灵派没有长期`深入地关注社会和文化问题,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观,也并不是说他们对世事变化没有回应。我认为,属灵派与自由派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不同的神学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教会和信徒使命的理解不同,广传福音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张力也就出现了。因此,在“九一八”之后的处境下,自由派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参与爱国救亡运动,而属灵派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乱局的属灵意义和信徒如何保守和促进灵命上面。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属灵派所最为关注的从来就不是为全民族设计一套救亡的方案,他们对时局的某些解读和对全社会的某些呼吁其实也是以传福音为落脚点。因此,我们没有充足的根据说属灵派的思考和立场排除了民族抵抗和自卫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华人教会在反省自身属灵传统的基础之上,明显增强了社会文化参与意识。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温当年属灵派的所思所言,而惋惜`甚至批判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过度抽离和冷漠,乃至检讨他们对后来华人教会社会与文化承担上的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他们当时对国难家仇的感受是极为深切和沉重的,他们处理的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他们的回应也是尽力的。他们的思考和言论当中不乏值得我们珍视与深思的内容。反思过去,继往开来,我们是否可以问: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是否已经证明启蒙运动造成的历史进化观其实有很大问题,而早期属灵派所阐述的社会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洞见呢?这些洞见所天然具备社会-文化批判意识是否有助于教会发出先知的声音?以这些的洞见为出发点,结合教会悠久的传统和中外神学界日后的丰富思想成果,是否可以开出当代中国教会福音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呢?对教会而言,早期属灵派的思想是否可以再次提醒我们教会的非政治性,或超政治性?是否有助于教会在来自左`右政治势力的拉扯和诱惑之下,始终忠于自己的使命呢?带着这些问题来回顾历史,我们将受益良多。



[1] 关于陈崇桂的社会关怀,可参看邢福增:《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实践》,建道神学院,2001,第四章。邢福增指出:“严格而言,陈崇桂没有真正从基要主义传统中,建构出一套社会关怀的理论,其社会关怀的最大特色,主要是心态上的突破而不是内容上的创新。”(第16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