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派与抗日运动 – 姚西伊

我们还能希望国家民族的前途有光明与和平吗?”[1]而部分中国基督徒不能保持圣洁,甚至与国人同流合污,就更应该自省,承担责任。难怪有人质问:“神的愤怒,临到世界和中国,是否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脱离旧人的原因?以色列人何时远离神,何时便有国难临到,那么我们岂不当猛醒吗!”[2]

自然地,在属灵派人士看来,中国扭转国运的关键所在既不是整军经武,也不是文化重建,而是彻底悔改,归向上帝。这神学上的根据便是“上帝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只要你能悔改,他的义怒,马上就可以收回。”[3]所以,尽管中国已病入膏肓,危若累卵,“我们如果全国一心,悔罪改过,向上帝求恩,难道上帝就不听我们的呼吁,这是一定听的,不过要我们肯悔改祈求啊!”[4]王明道也曾非常坚决地宣布:“如果我们希望全国祸患减少,如果我们希望享受和平,只有群众痛心悔改离弃罪恶诚心归向神。若不走这一条路,其他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中国悲惨的命运决不是藉着其他的方法可以挽回的。”[5]

悔改归主不但上可以挽神意,而且下可以促成天国的早日来临。在属灵派的神学思想中,一切的社会问题总会被归结为个人灵魂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沦丧。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并非社会福音派所倡导的社会道德与文化改造,而是福音的传播与灵魂的拯救。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中,这种经典的思路依然左右着属灵派对时局的意见,促使他们发出这一类的言论:

 

制裁罪恶的唯一办法,就是宣传福音。因为宣传福音,有极切实雄厚的制裁罪恶势力—1,可以叫人知道罪悔改;2,可以叫人崇善好义;3,可以叫人敬神爱人;4,可以团结善义的力量;5,可以制裁残暴的行为;6,可以促成天国的实现。照这些效能看来,可见无论是促成国家的兴盛;增进善义的能力,抵抗暴力的侵略,制裁罪恶的凶横;为自己计,为国家计,为世界计,为子孙计,都是有密切关系的。[6]

 

倪柝声曾借着这个时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属灵派的传统立场。在他看来,“因为神今天要我们基督徒所作的工作,就是救人脱离罪,叫人得着神的生命,…我们的工做就是救人脱离罪,叫人得着神的生命。”[7]这样,基督徒在世上的使

 


[1] 氏著:“为什么我们接连遭遇这样多的祸患呢?”, 《灵食季刊》第86册(1948年夏), 第4页。

[2] 姜树蔼,第48页。

[3] 王兰荪:“救灵运动与救国运动”,《真光》第31卷第5号(1932年5月),第44页。

[4] 同上,第45页。

[5]氏著:“为什么我们接连遭遇这样多的祸患呢?”,第 5页。

[6]编者:“基督徒在国难当中应整理的世界观念”,第3页。

[7]氏著:“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