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孙毅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进程,在国人的记忆中,常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与列强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联系在一起,与中华民族陷入到空前的变局与危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基督教似乎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工具,进而,基督教似乎成了中国与列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中国与列强的冲突,转变成了基督教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实际上,这些看法都可能妨碍我们比较清楚客观地了解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过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运动自马礼逊入华时起已经有200年了;自传教士全部离开中国大陆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以及我们对传教运动了解的更加深入,今天的学者应该能够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运动有一个更为客观中肯的研究与评价。

在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冲突中,我们应该区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之相伴的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列国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之间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应该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百多年来中国与列强的冲突,就原因来说,虽然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但无疑第三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即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导致中国与列强的冲突。这种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的结果,给人们理解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涂上了一层重重的油彩,确定了几十年来国人理解近代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基本调子。

当我们今天再来回顾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比前人看的更清楚一些。今天我们看到,至少可以有三个基本的角度让我们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民族国家的角度、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及普世性基督教的角度。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基督教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其所属的民族国家的附庸,在其国家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一定是站在自己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扮演着为其所属国家服务、因而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工具的角色。不过,今天这不再是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唯一角度。今天的生存环境已经可以让学者们从一个更宽广的文化交流的视野去看这一段历史。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传教运动确实架起了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当冲突过去,双方都会在自己的文化中、乃至日常的生活中看到文化交流带来的社会变迁。第三,随着我们对基督教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它的普世性特征。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就是说,它并不完全属于某些国家,也不完全属于某种文化。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站在民族国家或者所属文化的立场上,这有违于它的普世性特征。如果传教士们有他们自己来中国的目的及目标,这个目标既可能与他们来传教的国家的利益冲突,也完全有可能与他们所属国的利益相冲突。

如果我们还习惯于从国家冲突或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的话,如果我们还习惯地把基督教就看作是与某些列强的利益完全一致,那么,这只表明我们还是站在前两个角度来看传教运动在中国的历史,继续让国家间的冲突给基督教这种普世性的宗教赋予了一种民族性宗教的误解。本文试图在上述三重角度的框架下,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运动、以及这种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到一个简单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