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现状 – 张百春

“中西文化交流回顾和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与俄国东正教会联系在一起。东正教在公元10世纪末由拜占庭帝国传入当时的基辅罗斯。1起初,罗斯东正教会完全依赖于拜占庭东正教会。随着俄国人逐渐摆脱蒙古人统治(1240-1480),特别是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后,俄国人的独立意识剧增,俄国东正教会走向独立。2莫斯科公国成为俄国霸主之后,开始向东部扩张领土。15世纪初,俄国人对西伯利亚还没有清晰的概念。1581年,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脉。1649年,俄国人哈巴罗夫到达黑龙江。3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东正教始终享有国教地位。国家领土扩张到哪里,东正教教堂就建到哪里。1665年,一伙哥萨克武装人员强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小镇雅克萨(俄国人称之为阿尔巴津)。在这伙人当中有一名神父,叫叶尔莫根。他在雅克萨修建一座东正教教堂,不久又组织修建一座修道院。41685-1687年,清朝政府刚刚稳定国内局势后,康熙皇帝先后两次下令攻打被俄国人占领的雅克萨,最终收复失地。在雅克萨战役中,清军俘虏一些俄国哥萨克,其中一部分人被带到北京,大约有45人。5清政府对待这批战俘非常友好,把他们编入自己的军队——镶黄旗,他们与满人享有几乎同样的待遇,其中大部分男子与中国妇女结婚建立家庭。在这些战俘当中,有一名东正教神父,叫马克西姆,他在北京继续为俄国人提供宗教服务。6因此,可以说,东正教随着这批战俘正式传入北京。彼得大帝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并于1700年决定派遣专门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到中国。1911年,马克西姆神父在北京去世。因再没有东正教神父能主持日常礼拜仪式,北京的俄国战俘及其家属的宗教生活成了问题。他们向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写信求助。在征得康熙皇帝的允许后,彼得大帝下令组建传教士团到中国。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于1715年到达北京,从此开始了其长达240多年的历史,前后共20届,平均每10年换一届,一届大约10人左右。

 

如果俄国战俘被带到北京看上去是个偶然事件,那么俄国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则是由俄国沙皇政府处心积虑地一手操纵的。当时恰逢彼得大帝对俄国东正教会进行重大改革,其结果是教会更加依附于沙皇政权,沙皇对教会的重要事务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与此同时,沙皇彼得一世早就对中国感兴趣,但又苦于对这个庞大帝国一无所知,因为没有合适的渠道。因此,能够借俄国战俘居住北京这个契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对彼得一世而言,可谓天赐良机。他不但关注组织传教士团和人员的遴选情况,而且直接由政府出资资助传教士团去北京的路费以及在北京活动的费用。传教士团刚到北京,就被安排在阿尔巴津人附近(即现在的东直门),除了为他们提供宗教服务外,也为到中国来的俄国商人服务,满足他们的宗教生活。在这些表面的任务和活动背后,传教士团一开始就兼顾俄罗斯帝国的外交使命,而且这一使命完成得相当出色。后来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开创了更为出色的俄国汉学事业。直到1861年俄国世俗外交机构在北京正式成立,传教士团结束了自己的外交职能,才开始关注在中国人中间传教的问题,东正教开始向北京以外地区扩展,主要有内蒙和武汉等地。与此同时也开展了诸如翻译《圣经》,7翻译、编辑出版通俗的传教用书等文字工作。不过,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收效甚微。据1892年的统计,信奉东正教的中国籍信徒共有459人,其中阿尔巴津人后裔为149人,其他为中国人(汉人和满人等),而且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主要集中在北京,外地人数屈指可数。8东正教传教士团对中国人入教一直不太感兴趣。即使是这些阿尔巴津人,他们的宗教生活也处在一种失控状态。他们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很快就融入到中国人的环境之中,对东正教信仰逐渐淡化。平时他们很少参加礼拜活动,大部分信徒只是在重大节日才去教堂。传教士团对他们的信仰状况非常不满,指责他们信仰不虔敬。9有时传教士团自身甚至也受到影响,其个别成员对宗教生活和宗教服务失去热情,甚至经常借酒消愁。不过,除了宗教服务外,其他方面的任务完成得却非常好,特别是外交任务以及汉学研究。

 

直到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情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在这场运动中,有222名中国籍东正教徒(绝大部分为阿尔巴津人)被打死。10北京等地的一些东正教堂遭到破坏。这次运动对本来虚弱的中国东正教会造成沉重打击。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于1901年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俄国获得大量赔款,其中的一部分赔款被用于恢复中国的东正教事业。借助强大的经济支持,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不但恢复了遭到破坏的东正教堂,而且还大量购置地产,建造新教堂,开设面粉厂、牛奶场、养蜂场、织布厂、工艺厂、印字房、订书房、果园等等,作为吸引中国人加入东正教的手段。当时不少中国人为了谋生,或者为了子女能够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而皈依东正教。与此同时,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进一步加强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的传教工作,除北京郊区县以外,东正教的传教工作已经波及到天津、上海、汉口、广东、浙江、东北地区,并在一些地方建造了东正教教堂。11到1916年,由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发展的中国信徒有5587人,其中在北京有1000人,其他信徒都在外地。12

 

此间(1900-1916年),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人数剧增,其中绝大部分为东正教信徒。其原因是俄国人在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获得了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13大批俄国人(筑路员工,武装护卫队等)涌入中国东东北地区。1898年,他们在哈尔滨建造了一座东正教堂,此后数年内继续在这里建造东正教堂。到1908年为止,在哈尔滨总共建造了七座东正教堂。信徒几乎都是俄国籍人。随着中东铁路的铺设,俄国东正教堂随着筑路员工和武装人员向铁路沿线扩展,仅1901-1908年期间,除哈尔滨外,在中东铁路沿线上共建造了14座东正教堂。14东正教在东北地区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不愿意接受新政权的所谓白俄大批涌入中国,东正教徒数量再次发生急剧增长。仅在东北地区东正教信徒曾达到30万人,教堂由几十座增加到上百座,神职人员由100多人增加到几百人。15北京东正教的传教士团积极为逃难到中国来的白俄提供服务,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因此,流亡到中国来的广大俄国东正教徒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过自己的宗教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三省,部分流亡的白俄纷纷南下,一度曾使天津、上海等地东正教会十分活跃。由于中国发生的战争,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批白俄或返回苏联,或去了西方,中国的东正教信徒数量急剧减少,在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正教走向衰落。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东正教徒在中国的宗教活动完全停止了。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几十万俄侨在中国只是匆匆过客。他们在这里(主要是东北地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教堂等),但最终又离开了中国。作为东正教徒,他们不是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成果”。始终与北京传教士团有关的东正教徒还是当年的阿尔巴津人后裔。在汉人和满人中间,皈依东正教的人非常少,因此,中国的东正教会始终具有“侨民教会”的特征。不过,即使是阿尔巴津人,他们一开始就严重地被“中国化”了,其东正教信仰丧失殆尽。16可以说,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传教事业上没有取得什么成绩。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东正教在中国的三百多年历史与俄国东正教会派遣到北京的传教士团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最终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中国东正教的教阶体制。

 

自从东正教在北京出现开始,管理中国的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都来自俄国东正教会。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长期在北京居住由1727年中俄双方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作为法律保障,其中第五款的内容是:“在京城之俄馆,嗣后仅准前来之俄罗斯人居住。至俄使萨瓦请求修庙一节,由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协助于该馆内盖庙。现在京喇嘛一人住该庙,又按请求再准补派三名喇嘛,俟其到达后,照先来喇嘛之例,供以膳食,安置于该庙。凡俄罗斯人等,可按其规矩前往礼拜念经。再将萨瓦留于京城念书之四名学生既通晓俄罗斯文、拉丁文之两名成年人,亦准住此庙,并以官费养之。”17从这这个条款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准许俄国传教士在北京建造教堂,允许俄方派遣东正教神职人员来北京居住,并提供一定待遇。但是,这里丝毫没有让中国人(非阿尔巴津人,比如汉人和满人等)皈依东正教的意思,更没有发展中国东正教神职人员体系的打算。俄国方面似乎也没有建立独立的中国神职人员体系的意图。第一位中国籍神父在东正教传入北京后两百年才出现,即米特拉凡(俗名祁春,音译),他在义和团运动中丧生。18此后,中国籍神职人员开始出现,但数量仍然不多,在东正教礼拜活动和管理方面,他们只起辅助作用。东正教徒的宗教活动和管理大权一直由俄国人控制。此外,从第一届传教士团开始,最高的职位一直是修士大司祭,根据东正教教义,这个职位无法发展教阶体系。每届连学习汉语的学生在内也只有十人左右。直到1902年,团长才由主教担任,这就是第十八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传教士团成员人数也已增加到30多人。1950年,迫于当时的形势,俄国东正教会才祝圣了第一个中国籍主教,即天津主教西蒙·杜。1954年,俄国东正教会决定取缔其在中国的传教士团。1956年,最后一任(第20届)传教士团团长维克多大主教离开中国。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并没有随之而立即停止,并且还从俄国东正教会那里获得了自治权,1957年,中国自治东正教会成立,由中国籍主教姚福安领导。他是第二位中国主教,1957年在莫斯科获得正式祝圣,他也是俄国东正教会祝圣的最后一位中国籍主教。这时在中国的东正教徒只剩下一万人左右。1949年前后,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及其所牧养的信徒开始大批地离开中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撤回专家,两国几乎中断了来往。1962年,姚福安主教去世,1965年,西蒙主教去世,再没有中国籍的东正教主教了。但中国籍的司祭还有一些,但数量很少,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司祭去了美国或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司祭只够维持个别地方的东正教礼拜活动而已,但无论如何无法延续东正教教阶体制,即使中国政府允许。随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东正教徒的宗教活动终止。

 

文革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各种宗教在我国都获得了复兴。我国“五大宗教”之外的东正教也逐渐恢复活动。1982年,由政府出资修建了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到严重破坏的,位于哈尔滨市的东正教圣母帡幪教堂。1984年10月,这座教堂举行了开放仪式。1986年,东正教徒可以正式地在这里参加礼拜。尽管当地的东正教徒数量不多,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的东正教徒已开始恢复自己的宗教活动。当年曾经有过东正教信徒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新疆和海拉尔以及中俄边境的其他地区,与东正教有历史联系的个人和家庭开始恢复自己的信仰,甚至接受洗礼,成为东正教徒。中国的东正教徒数量与日俱增。我国政府在东正教徒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内蒙和新疆的一些城市,为东正教徒修建了新教堂。

 

东正教在当今中国的状况引起俄国东正教会的高度重视。俄国东正教会开始了与中国东正教徒的积极接触,此外还与学术界共同举行专门的学术会议,研讨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问题。1993年,俄国教会高级领导曾来到中国拜访过有关部门。1997年2月17日,俄国东正教会牧首主持主教公会的会议,讨论东正教在中国的状况问题。会议通过决议,表示关注中国东正教徒的宗教生活,鉴于中国自治东正教会目前没有自己的领导机构,其管理工作暂时由牧首担任。决议委任教会外事局局长根据中国法律解决中国自治东正教会的具体问题。会议还决定在1997年庆祝中国自治教会成立40周年。两个月后,俄国东正教会主教公会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中国东正教的历史问题。俄国东正教会通过各种渠道希望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探讨东正教在中国的恢复问题。

 

1999年,《中国福音报》复刊,大约每年两期。这份杂志创刊于1904年,最初名为《东正教会在中国的宗教团信息报》在哈尔滨用俄文出版,1907年更名为《中国福音报》在北京出版,每月一期,直到1954年停刊。恢复出版的《中国福音报》的目的是“支持中国的东正教会”,“延续东正教汉学的三百年传统”。19因此其中有许多现代俄国汉学家有关东正教在中国历史的文章。《中国福音报》为俄文,因此其在中国东正教徒中间产生的影响不大。不过,从第三期(2000年第一期)开始增加了汉语的摘要、简易的教理问答和各种祷文,从2002年第二期开始增加了汉语的目录。

 

在俄国出版的另外一份与东正教在中国有关的杂志是2006年创刊的《中华福音》,完全用汉语出版,这是一本“国际华语东正教文化历史杂志”,由此可以看出其大致定位在历史与文化方面。该杂志的宗旨是“献给那些追问生命意义的人,献给那些迫切需要精神寄托的人,献给那些开始思考生死的人,献给那些渴望了解东正教会的人。”20因为是用汉语出版,所以这本杂志在中国东正教徒中间有一定影响。

 

此外,俄国东正教会还开辟了专门的汉语和俄语的东正教信息网站,其内容包括东正教基本知识,也涉及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俄国远东地区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地近年来出版了一些汉语的东正教信徒礼拜生活用书。在目前中国东正教徒没有东正教司祭直接指导的情况下,这些资料的所用是显而易见的。

 

据俄国东正教会负责人称,目前在中国有一万多东正教信徒。从东正教信徒的组成上看,主要是中国籍的俄罗斯人的后裔,在中国工作、经商和学习的俄国人以及信奉东正教的其他国家的公民。比如在北京,除了几百名阿尔巴津人外,其他东正教徒都是外国公民。在上海和天津的东正教徒绝大部分都是以俄国人为主的外国人,他们的总数大约也是几百人。在哈尔滨,中国籍的俄国人后裔已经非常少,东正教徒多为来自俄国的商人、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现在,大多数中国籍的东正教徒分布在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比如在内蒙古地区就有近万名俄罗斯人的后裔(多为混血),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接受洗礼而成为东正教徒。因此,中国的东正教徒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籍的俄罗斯人的后裔(包括主要居住在北京的阿尔巴津人的后裔),他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等边境地区;另一类是在中国工作、经商和学习的外国公民(以俄罗斯人为主)。至于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国公民,信奉东正教的极少。再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中国公民以及有华人血统的俄国公民,他们当中也有信奉东正教的,至少已经成为东正教会工作的目标。

 

目前,东正教徒在中国的宗教生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神职人员。仅有的两位中国籍主教早已去世,现在剩下几位司祭,他们均为文革前被祝圣的,现在年事已高。“文革”后唯一开放的哈尔滨东正教圣母帡幪教堂主持司祭朱世朴于2000年9月去世。此后,信徒只能他生前主持的礼拜仪式的录音伴奏下过宗教生活。2003年12月,北京最后一位东正教司祭,八十岁高龄的杜立福去世。据笔者掌握的情况,中国大陆只剩下一位东正教司祭,但也因年龄太大(八十岁左右)而无法履行神职。此外可能有两位助祭,他们的年龄均在七十岁左右。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没有能够主持礼拜仪式的司祭了,根据东正教教规,助祭是无权独立主持礼拜仪式的。中国东正教会没有自己的主教体系,因此无法祝圣自己的司祭。就是说,在现代中国无法自己产生合法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俄国东正教会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外国东正教徒的宗教生活由俄国东正教会不定期地派神父到中国来主持。但是,中国籍的东正教徒们只能在没有司祭的情况下,自发地组织宗教生活。哈尔滨圣母帡幪教堂也曾尝试从俄国邀请司祭来主持礼拜,但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

 

东正教在当今中国的状况问题不但是俄国东正教会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且已经引起了俄国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年10月,俄国总统普京访华时,把东正教在华状况问题列为与我国领导人讨论了主题之一。普京总统还建议东正教会向大量涌入俄国的中国公民传播东正教。

 

1 基辅罗斯:俄国最早的名称。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国后,俄国政治中心向北方迁移,古罗斯民族逐渐分化为三个分支,即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因此,罗斯这个名称指的是还没有分化的罗斯民族。

 

2 参见拙文:《俄国东正教会独立之路》,载《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1期,第43-48页。

 

3 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7-154页。

 

4 雅克萨当时属于中国,因此这应该是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座东正教堂和第一所东正教修道院。

 

5 关于被带到北京的俄国战俘具体人数,学术界没有统一说法。参见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300页;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180页。根据俄国方面的说法,1645年,清朝政府就曾在雅克萨俘虏过俄国人,并把他们带到北京,参见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9页。

 

6 这批战俘多为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绝大部分是皈依了东正教的非俄罗斯族人,比如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以及混血。

 

7 第十四届传教传教士团(在京时间为1860-1865年)团长,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把《新约》翻译成汉语。他本人曾经是第十二届传教士团的修士司祭,他的汉语水平很高。

 

8 参见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41页。

 

9,参见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8-30页。

 

10 1902年,俄国东正教会将这222名在义和团运动中殉教的信徒封为地方教会圣徒。

 

11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51页。

 

12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309页。

 

13 “中东铁路”为“中国东省铁路”的简称,包括从俄国的赤塔城经过中国领土到达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线中国境内的那段铁路,从满洲里起,经过哈尔滨到绥芬河(为主干线),以及从哈尔滨向南,经长春、沈阳到旅顺(为支线),呈丁字形。铁路总长达约为2500公里,由俄国人修建,1898年8月动工,1903年7月全线通车。起初“中东铁路”完全由俄方控制和管理,部分支线曾由日本人短暂控制,1952年底才最终完全由中国政府管理。

 

14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15 从俄国流亡到中国的白俄分子主要是地主、资本家、商人、富农、贵族、军官等等。参见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310-311页。

 

16 第八届传教士团团长(任期为1795-1808年),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曾对第一代居住在北京的阿尔巴津人的信仰进行抱怨,对他们的宗教生活有过描述。参见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29页。

 

17 转引自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188页。

 

181882年6月29日在日本由日本的东正教主教尼古拉将其祝圣为修士司祭。

 

19 《中国福音报》,俄文版,1999年第一期,第4页。

 

20 《中华福音》,汉文版,2006年第一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