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礼逊的“中国文化观” – 李天纲

 

全球殖民运动中的“中国经验”

 

 

十九世纪初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到达远东的时候,他背后的欧洲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旷世未有的殖民帝国已经成形,不列颠人赢得了一个“日不落帝国”。尼尔·弗格森在《帝国》中,把这一时期称为“盎格鲁全球化”(Anglobalization)。大英帝国的角色是全球范围内的“现代性”领袖,把欧洲现代制度传到全球。值得注意的是:弗格森把“传教士”作为“盎格鲁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1]他们在殖民地传播“文化”和“文明”。

 

世界各地的“全球化”不尽相同,英国人在殖民地传播“文明”的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伦敦会于1795年建立,整个十九世纪,开普敦(南非)、加尔各答(南亚)和上海(东亚)是它的三个传教中心。欧洲人的殖民政治有很大的地区差别,关于这一点,汉娜·阿伦特有所论述。她认为:欧洲殖民地有两个要素,“一是在南非形成的‘种族’的概念,另一是在阿尔及尔与印度实施的官僚政制。”[2]欧洲数百年的海外殖民历史,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细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对认识当代“全球意识”的形成很重要,可惜二十世纪的欧美主流哲学家很少关注这一点,常常都是以“种族主义”一概而论。

欧洲哲学家较少了解的“中国经验”,和南非、北非和印度又有所不同。近代中国虽然也有各种“中西冲突”,但显然没有出现象南非那样的“种族主义”;英国人虽然在上海、香港建立了一套地方市政制度,但北京、南京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帝国制度,不像在分裂的印度建立了一套以税收为纽带的统一“官僚政制”。西方在中国,只要求“国际通商”,没有推行“种族主义”,不存在“种族隔离”的问题;列强来中国,没有实施“官僚政制”,除了香港、上海等例外,英、法、美没有尝试建立殖民政制,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是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十六到十九世纪的全球殖民运动中,中国开始与西方列强交往,但是和其他亚、非、拉民族的经历完全不同,基本上不是殖民地。

 

注意“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对于讨论伦敦会及马礼逊的中华传教活动非常重要。我们看到,伦敦会和马礼逊,对中国的看法非常不同。套用拉美、北美、南非、北非和印度的经验观察中国,会有很大误解。从总的背景来看,伦敦会是“大英帝国”高涨时期的产物,是欧洲“进步主义”思潮的助推机构;马礼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驻华大使,是“基督教文明至上”精神的销售代表。但是细细分析,当他们来到中国,中国的情况制约了他们的思想。面对一个庞大的“老大帝国”,非洲和印度的经验不敷应用,乃至于从一开始起,马礼逊就要求欧洲同事们调整正统的意识形态,重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中国采取不同做法。和其他传教机构的使命相同,伦敦会的宗旨也是在全球推广普世主义的基督教。但是,马礼逊等人明了中西文明差异,了解东方文化的价值,提倡“中国特殊论”。通常,我们把这样主张“国

 


[1]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the PenguimPress,England, 2003. P. XXXIII,

[2] 阿伦特著,蔡英文译:《极权主义》,台北,联经,1982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