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督宗教與科學 – 賴品超

其方法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冥想;相反,日本真宗的方法,則是信,而這是針對大多數和軟弱的人們。” [1] 斯特里特留意到,對於大衆信仰來説,阿彌陀佛是一位爲了拯救眾人而從天降世的人格神,而對阿彌陀佛的信仰,與保羅書信談因信稱義中對“信”(pistis)的強調有點接近,但斯特里特認為這不大可能受大秦景教的影響,反而更為接近印度的奉愛(bhakti)傳統的。[2] 然而,有另一方面與基督宗教的情況相似的是,在中國及日本,一般人對阿彌陀佛這種似乎是他世的信仰卻是給合著儒家的五倫作為日常生活的倫理,情況有如基督宗教之結合了斯多葛(Stoic)哲學及羅馬法。[3]

值得留意的是,斯特里特在《冒進:科學的信仰與信仰的科學》一書中的<宗教中的最終性>(“Finality in Religion”)一章中曾評論說,相對於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來說,當代佛教為相對地沉靜(quiescent),之後便不再評論。[4]這似乎是假設,在考慮宗教有沒有所謂的最終性的問題上,佛教基本上已不必考慮。然而,這種理解似乎在他的東亞之旅後有所改變。在《佛陀與基督》中,斯特里特對佛教的演變的描繪,是以他對當代佛教的復興運動為結束。他指出,當代佛教有一“佛教的對抗宗教改革”(Buddhist Counter Reformation),就是出現了類似於基督宗教的主日學、青年團契、社會服務、以至佛教大學、通俗的聖詩等,甚至在訊息上,也採用了基督宗教所說的“愛”(love)以取代傳統上的“憐憫”(pity)。 [5]

由以上的討論可見,斯特里特對佛教的詮釋,並非局限於對古代文獻的考據,而是藉著親身的接觸,繼而修正先前的觀點。斯特里特之用“對抗宗教改革”一詞也許並不恰當,但他的討論確實是顯示出,他沒有那種文本主義的傾向,又或將佛教本質化,將佛教等同於一堆古老的文獻;他反而認定佛教是在不斷的演化(evolving)之中。他體認並企圖表達的是活生生的佛教;它並非一成不變,更不是一孤立的宗教系統,而佛教徒的生活實踐,也可以是受其他的思想體系的影響。這正好是有別於賽義德所批評的東方主義的文本主義研究進路。

回到對基督宗教的演化的描繪,斯特里特同樣地採取一種有異於賽義德所批評的東方主義的本質主義的研究進路。斯特里特認為,基督宗教的發展史中所主要呈現的,不是一個哲學體系或一系列的體系,而是一個信仰團體的生活和共同直覺的記錄;這個團體不僅能孕育出具有突出的靈性洞見或道德力量的個人,並且能展示出一種非凡的力量,能夠從其環境中揀選吸納一些外來的因子進入自身的生命與思想之中,但卻又沒有喪失其自身的基本特徵

 


[1]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98.

[2]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106.

[3]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108-109.

[4] Streeter “Finality in Religion,” in: Streeter & et al, Adventure, p.161.

[5]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1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