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督宗教與科學 – 賴品超

正如東方的諺語所說,“唯有佛才能完全了解佛”(“Only a Buddha can fully comprehend a Buddha”),也許只有聖徒(saint)或密契家(mystic)才能把握聖保羅或聖約翰的洞見的客觀價值。[1]

回到不朽的問題,斯特里特認為,世上的人沒有對永生有第一手的經驗,但由

作為生命的最高層次的位格的生命來看,位格生命的最高活動是參與在神聖的生命之中,這種參與,用密契主義的講法是“聯合”(“union”),用較為現代的隱喻則是“互滲”(“interpenetration”) 。[2]

“生命之其最高層次,是只能實現在和諧氣氛所支配的自由的位格的社會。正因如此,這便是在人的生命活動中,愛佔據著首要的地位,愛高於對美的崇敬或對真理的追求。如果彼岸世界的生命仍然處於一個位格的社會當中的話,這一首要地位必須維持。”[3]

簡言之,“依此,愛是永生的本質。因爲在這裡,也只有在這裡,才有某種根本不需要改變的東西便可適應來世的生命狀況。” [4] 在此意義下,人在可此世預嘗永生,而擺在前頭等候著我們的圓滿的實現(complete realization),但這不是涅槃的永恆的寧靜,而是一個可稱為家的國度。[5]

斯特里特這裡所作的對比是集中在涅槃與上帝國/天國,情況是類似於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在他的班普頓講座所作的,並未充分正視用淨土來作比較的可能性。[6]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見,斯特里特最終仍是傾向於一種接近於基督宗教的盼望,作為人生的歸宿。

 

結語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雖然斯特里特是帶著對科學的熱衷來詮釋佛教,而當時可說是自然科學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並且他也曾經努力証明基督宗教與科學可以並行不悖,但他並沒有帶著科學主義及西方文化優越論的立場,將以佛教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描繪為神秘的或非理性或非科學,反而是由那裡反省及說明科學的不足。他並不是透過科學來証明基督宗教比佛教更科學並因此而也更為優越,相反他對宗教與自然科學的關係的關注,讓他有一個另類的觀點去看佛教,強調佛教的理性/合乎邏輯/現代化的一面,突破了當時一般西方學者對東方的宗教與文化的詮釋之強調其神秘性。當中不可忽略的是,他這種進路是因為受了他對基督宗教與自然科學的關注所影響。當然,斯特里特之能夠突破一般的對東方的宗教與文化的詮釋的窠臼,仍是與他能夠在中國及日本親自接觸到活生生的的佛教徒有關,他也因此能直接進入當代的議題,而不是停留在古代文獻之研究。他甚至透過此一接觸以及從其途徑對佛教以至中國及日本的文化的認識,反思基督宗教的系統神學的進路以及對聖經的研讀的態度。

由以上的討論可見,斯特里特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不一定很深入,例如如果他也了解儒家所講的生生之德,也許可以進一步印證他所要說明的,創造性地或建設性地生活,甚至從而開展儒家──基督宗教──自然科學的三邊會談。然而,同樣值得留意的是,他對中國文化的關注,並非停留在她的歷史文獻與哲學傳統,而是也留意到當代中國的精神狀況,尤其在權威崩潰下的混沌,這態度是頗為有別於一般漢學家之埋首故紙堆而漠視當代中國的需要。

最後,基於斯特里特的個案研究,我們可以提出以下數點對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反省:

1.在這一文化交流中,中國不只是接收的末端。即使是當西方文化發展看似處於巔峰、遠優於其他文化時,中國文化仍被視為可以對西方文化的發展有所貢獻。因此,應當重視研究雙方的相互或相向的交流,而不是單向的一方向另一方的傳播,其中包括中國文化對於當今世界其他文化的發展(包括對基督宗教的神學發展)所可能做出的貢獻。

2.儘管西方科學在中國的普及以及中國宗教的抵禦曾阻礙西方宗教在中國的傳播,但這並不表示三者必然地互相矛盾,至少某些西方人認為並非如此。一方面,基督宗教和西方科學的歷史聯繫會令人重新思考是否可以將基督宗教和科學完全分離;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和科學在歷史上的關聯並不一定意味著其他宗教與科學更不相容或是較為低劣。中國宗教,尤其是包括中國佛教,也有可能有助於基督宗教面對科學主義以及其他涉及全球科技進步的某些問題所帶來的挑戰。

3.有必要重新考慮,在當代處境繼續討論所謂中西文化交流,是否仍是適切。如果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可能具有過於普泛化東方(East/Orient)的缺陷,那麽關於“中西”的論述,也許會有過於普泛化“西方”並忽視“西方”多樣性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所謂的“西方”,其實是一個包羅不同國家、地區和文化的抽象概念。正如基督宗教和中國佛教在歷史上的相遇所提示的那樣,這一交流並非完全是中西方之間的。基督宗教本身源於西亞,更準確地說是巴勒斯坦,而所謂的西方基督教本身則是希伯萊和希臘文化的綜合。在來華的基督宗教傳教士當中,有一些並非來自歐洲,而是來自於西亞國家敍利亞。從佛教方面來看,中國佛教本身便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產物,它不僅體現出中國文化,而且也體現了印度文化。此外,日本佛教在中國佛教現代史當中也發揮著作用,許多西方人也是把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連在一起來思考。換句話說,由於佛教和基督宗教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全球化”(globalized)的宗教,它們之間的相遇與交流也是“全球性”(global)事件。它們在中國的相遇也是全球事件的一部分,而不僅是一種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交流而已。在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中國不僅與“西方”有更多的交流,與其他國家和文化發生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加;[7]因此,我們的視野不應再局限於“中國面對西方”的二分或二元的觀點,而應以一全球之視野來重新審視所謂的“中西文化交流”。[8]



[1]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300-301.

[2]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303-304.

[3]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304.

[4]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305.

[5]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305.

[6]  Lai Pan-chiu, “Kingdom of God and Pure 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schatology and Social Praxis,” paper presented at: Kingdom of Heaven, Pure Land and the Human Worl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Hong Kong, 18-21 October 2006.

[7] 一句題外話,對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大談“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見大學之網頁:http://www.cuhk.edu.hk/v6/b5/),即使不必改為“結合傳統,現代與後現代”,但也需考慮是否應變成“融會中國與四方”;現時之突出中國與西方,未免有忽視在中國與西方之外的國家或地區之嫌,未能全面配合全球化的趨勢。

[8] 本文之研究,除得到本系副研究員王濤博士的協助外,也受惠於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資助(Project ID: 2010286),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