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督宗教與科學 – 賴品超

在這些一般西方神學界所關注的課題外,斯特里特更關注到基督宗教與亞洲的宗教及文化傳統的關係。他曾與來自印度的主教阿帕薩米(A. J. Appasamy)合著一本介紹孫大信(Sundar Singh, 1889-1929)的生平與靈修思想的書。[1] 一般介紹孫大信的書,主要著重他的生平及傳道工作,尤其孫大信如何生於在印度的錫克教家庭,後來皈依基督宗教,之後又以基督徒的身份,過著印度宗教傳統中的聖人(sadhu)那種的清貧、流浪的傳道生活。斯特里特與阿帕薩米的書的重點卻落在孫大信的神秘經驗,認為是一種結合了基督宗教與東方傳統的神秘主義。雖然此書並沒有像一些的文章那樣明確地由東西方化相遇的角度來看孫大信,[2]但也已充分顯示出,斯特里特是留意到孫大信的思想與生活,是如何結合了基督宗教的信仰與印度的宗教文化。

對於漢語學界來說,值得提出的是,斯特里特的論著已有不少被翻譯成中文。[3]其中,《前三福音問題》是由當時漢語神學界的翹楚分子之一的趙紫宸譯出,先在《真理與生命半月刊》分兩次連載,後再印成單行小冊收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小叢書。[4]斯特里特主編的《原神》(The Spirit: God and His Relation to Man, Consider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Art, 1919)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由莫安仁口譯,許家惺筆述,上海廣學會出版,其內包斯特里特的一篇文章 “Christ the Constructive Revolutionary”(司徒理台撰,〈基督為建設上大改良家〉)。在斯特里特的著作的中譯之中,最具份量的要算是由沈嗣莊譯的《真體論》(Reality: A New Correlation of Science and Religion),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於1929年出版。由此可見,雖然斯特里特的譯名不一(計有:施其德、施繼德和司徒理台),漢語神學界對於斯特里特可說是已有一定的譯介和認識,不僅注意到他在福音書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更可貴的是也關切到了他在神學與自然學對話方面的貢獻。尤意義的是,從翻譯的數量上來說,漢語神學界更感興趣並更多翻譯的,是斯特里特在宗教與自然科學的論著,而不是他在聖經研究上的論著;這與西方神學界之著重他的聖經研究而忽視其他的方面著作,可說是剛好相反。這正好印證了一點,就是漢語神學界當時的翻譯,並非單純而被動地反映歐美神學界的潮流動向,而是也反映了漢語神學界

 


[1]  Burnett Hillman Streeter, The Message of Sadhu Sundar Singh: A Study in Mysticism on Practical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1); 英國版: The Sadhu: A Study in Mysticism on Practical Religion (London: Macmillan, 1923)。

[2]  如:Eric J. Sharpe, “Sadhu Sundar Singh and His Critics: An Episode in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Religion 6 (Spring 1976), pp.48-68.

[3]  其中包括:施繼德著,趙紫宸譯,《前三福音問題》(北京:京華印書局,1929年);泊迭生等著,莫安仁口譯,許家惺筆述,《原神》(上海:廣學會,1924年);及:施其德著,沈嗣莊譯,《眞體論》(上海:靑年協會書局,1929年)。

[4]  參看:施繼德著,趙紫宸譯,《前三福音問題》,引言,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