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督宗教與科學 – 賴品超

而是也反映了漢語神學界出自本土的關注,主動並選擇性地翻譯及吸收西方的神學討論。[1] 漢語神學界對斯特里特有關神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的論述的譯介,基本上是反映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漢語神學界所要面對的“科玄論戰”以及“科學主義”抬頭的學術思想背景。[2]漢語神學界對斯特里特的譯介,很可能是為了幫助當時的中國基督宗教徒面對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挑戰。

斯特里特與中國的關係並不止於有國人將他的著作譯成中文他在一九三二年應邀主講班普頓講座(Bampton Lectures),而相關之講稿後來更結集出版成為《佛陀與基督:對宇宙意義和人生目的的探究》。[3]在該書,除了在獻辭中聲明是獻給在中國及日本的朋友外,更在書的導言提及,他雖曾於1913年在印度及錫蘭(Ceylon,今稱Sri Lanka斯里蘭卡)居住過五個月,並對宗教比較學發生興趣,但卻未有好好正視佛教的重要性;直至一九二九年訪問中國和日本,才啟發了他對佛教的研究。在中國期間,他到過北平(北京)、上海、廣州 (廣東)、牯嶺等地進行演講或參加會議;在日本,他除了到不同的大學演講外,更與鈴木大拙(D. T. Suzuki, 1870-1966)交談。[4] 他的班普頓講座的草稿,更曾獲他的同事蘇慧廉(William E. Soothill, 1861-1935)評閱,並提出批評及建議。[5]蘇慧廉曾任來華傳教士,並受李提摩太影響,對大乘佛學甚有研究,後來更成為牛津大學的漢學講座教授。[6] 當時不少西方學者將對佛教的理解局限於以梵文或巴利文的文獻為基礎所重構的早期或原始佛教,又或以在鍚蘭等地所遇見的南傳/長老佛教(Theravāda Buddhism)作為佛教的正統依據,而斯特里特在書中所展示的對佛教的理解,卻是正視在中國發揚光大並再在日本進一步發展,最終對整個東亞產生深遠影響的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 [7] 由此可見,斯特里特的這本書作為一個成果,它所反映的不僅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更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因為他所談的佛教既不是局限於印度或中國,而是包含了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文化精髓。

 

宗教與科學

 

 


[1]  參:賴品超,《傳承與轉化:基督教神學與諸文化傳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150-152, 179-183。

[2]  參: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3]  Burnett Hillman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An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and of the Purpose of Human Life (London: Macmillan, 1932).

[4]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 x-xii, 100.

[5]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 xiii.

[6]  對蘇慧廉的討論,可參:李智浩,“佛教典論的基督化詮釋──論蘇慧廉的佛教研究”,論文發表於“天國、淨土與人間”國際耶佛對話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10月18-21日。

[7]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