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督宗教與科學 – 賴品超

可說是將問題更尖銳地突顯出來。[1]事實上,在當代的神學與自然科學的科際對話中,不斷地深化對此一課題的討論,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巴布(Ian G. Barbour)及麥菲(Sallie McFague)。[2]相對這些當代學者的討論,斯特里特的討論無疑是較為初步和粗疏,但他能在二十世紀的二十至三十年代已經提出相關的討論,也足可見其對科學的新近發展對於神學或哲學的意涵(implications)的敏銳觸覺。

至於斯特里特所集中討論的第二個方面,主要是指出,生物學家發覺,化學與物理的進路是無法解釋一切的生物與心理的現象,這不是指不能應用或不正確,而是無法完備,因為很多“生命”與“意識”的現象是根本無法用機械或定律來解釋。[3]同樣地,斯特里特在這方面的觀察與論點,在當代的宗教與自然科學的對話中也受到高度的重視與發展。[4]

斯特里特提出這些論點,其真正的目的並非停留在指出科學的局限性,而是從而再反省出,如果科學的出現是倚賴於人的心靈,而如果人的心靈能反省到科學方法的局限,那就是說,人除了科學方法的認知外,應該還有別的認知途徑去認識“實在”。[5]人若要對宇宙作出通盤的解釋,是無法迴避人的心靈此一獨特的現象,而此現象既無法以機械與定律來解釋,那就是說,這只能透過人的心靈及其經驗客體化地表達出來的東西,加以間接地研究。這些將個人或集體的心靈與及其經驗客體化的東西,包括文學、藝術、社會制度以及宗教,尤其是那些偉大的世界宗教。[6] 按照此種理解,如要對宇宙整體或實在的全體(包括人的心靈)有所理解,宗教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至於由宗教以及由科學的這兩條進路,按照斯特里特的理解,宗教與科學乃是認識實在的兩條平行的進路;就如耳朵與眼睛之於聲音與影像,二者是不可共量,但卻可以是由同一個物質世界所引發;同樣地,宗教與科學也是不可共量,卻同樣是嘗試解釋同一實在。[7]

他特別嘗試透過說明巫術(magic) 、宗教與科學的關係,以說明宗教不一定是反科學的;人以為宗教是非理性的,往往是因為將巫術與宗教混為一談。[8]斯特里特指出,按照人類學家對巫術的界定

 


[1] Werner Heisenberg, Physics and Philosophy: The Revolution in Modern Scie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頁155-174, 188-189, 尤參167. 另參:賴品超,〈從量子物理看基督教與佛教的互補〉,《宗教哲學季刊》7.1(2001.3),頁17-34。

[2] 例如:Ian G. Barbour, Myths, Models & Paradigms (London: SCM, 1974); Sallie McFague, Metaphorical The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2), esp. pp.67-102.

[3]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12-15.

[4] 例如:Arthur Peacocke, God and the New Biology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86); Philip Clayton, Mind and Emergence: From Quantum to Consciousness (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4).

[5]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29-30.

[6]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30-32.

[7] Streeter, The Buddha and the Christ, pp.33-34.

[8] 斯特里特以下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巫術、宗教與科學的關係,基本是質疑當時頗為流行的看法,就是將巫術、宗教與科學作嚴格的劃分與對比,忽視了三者在歷史上纏繞。在這方面的一個新近討論可參:Stanley Jeyaraja Tambiah, Magic, Science, Religion, and the Scope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