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何來公共?- 曾慶豹

其原因就在這裡。」[1]信仰上帝之於中國人,絕不是僅僅換一位救世主,或從拜廟改上教堂。信仰上帝之於中國人,關係到中國人的法治觀念,以及一種相應的公共生活的建立。換言之,我們信仰怎樣的上帝,就塑造怎樣公共生活的品質。

當代中國社會是否意識到,「上帝之眼」在注視著我們的一言一行?是否認為:要不相信有一位察看著我們的「上帝之眼」,法的正義就無法獲得伸張?法的思想必然是一種有神論的思想,法要不信仰它,法根本就無法發揮作用,既便犯錯被抓,也可能是一種僥倖的心理:倒霉(偶然)。看來,我們離上帝有多遠,就離「公共」的生活有多遠。

 

一、

上帝屬於任何人,也不屬於任何人;上帝是我的上帝,也是他人的上帝。只有上帝,才真正代表著公共;上帝不為某人、某派、某黨、某族、某國所推有,這就是「天公」。

漢語思想傳統正是少了一雙「上帝之眼」。這雙原不屬於自己身上的器官,變成了一種「心眼」(良知、良心),這雙「心眼」當然不是注視著我的那雙「上帝之眼」,這雙「心眼」是隱匿的,它不過是「自己觀看自己」(「吾日三省吾身」),甚至是「用作觀看他人」。漢語思想不存在著這雙上帝之眼,所以只能通過血緣式的「互相觀看」,只要「沒人在看」,法律就不存在;法律只存在於「是否被人觀看到」。所以,漢語思想傳統只有「德治」沒有「法治」,「德治」的「法學概念」奠基於「面子文化」、「血緣關係」、「羞恥心」這些因素之上。

因此,長久以來漢語思想的「公私之辯」始終都是「私人性」(心眼)而非「公共性」(法眼),或者也不存在著「私人性」與「公共性」的辯證關係,沒有了那雙「上帝之眼」就不可能存在著「公共性」,所有一切對於「公」和「私」的對舉之詞都是「人性、太人性了」。

許多學者認為,漢語思想的「公」與「私」的對偶關係在於它們作為一個反義的對舉思想範疇被理解的,「私」本身即是對應於「公」的負面意義而被否定的,「私」獲得了真正的對待是在清代之後的事。[2]雖然在漢語的現代語境中,「公」與「私」已被轉化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這兩個範疇,[3]但是「公

 


[1] 大木雅夫,《東西方的法觀念比較》,華夏、戰憲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77。

[2] 章清,〈近代中國對「公」與「公共」的表述〉,收入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192-220。章清考查了「公共」這個外詞的「接受史」及「問題史」,看出從清末到民國知識分子之間如何將「公」或「公共」當作轉化中國的「天下」到「國家」、「私權」與「公共輿論」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國的「公」與「公共」的表述,更多是作為一種「姿態」,成了一種「標榜」。

[3] 劉暢,〈中國公私觀念研究綜述〉,收入劉澤華編《公私觀念與中國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366-413。漢語學界對於現代中國的「公私之辨」主要是環繞在「個人」與「群體」的問題之爭上,箇中的原因是梁啟超和嚴復等人都把「公」理解為「群」,或後來使用的「社會」,因此離西方語境所言「公共領域」的意思相當遙遠,顯然「公共」一詞比「社會」一詞的意涵複雜得多,因此我們不免懷疑學者使用「公共領域」一詞來理解「公私之辨」下的「公」是否恰當,可參見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