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何來公共?- 曾慶豹

張力。相反的,罪感則是一種「欠疚」,不是道德意義的,而是神學語式的,從罪感走向對愛的渴求,形成外力的救贖而非主觀的境界,「法」成了必要的東西。

漢語思想文化所追求的即是逍遙而非拯救,源於對人的肯定的德感而非罪感,充其量,盡性也不過是為樂感所得的境界而不是為愛感所轉化。從德感到樂感,是源自於一種自然生命的情態,是屬於內在和主觀的審美;從罪感到愛感,是對神聖生命價值的祈求,是屬於外在和對世界的拯救(上帝愛世人)。一個沒有上帝之眼的「天道」,人如何可能感到自己是有罪的呢?人又何來須要懺悔呢?結果當然是:這個世界不需要拯救者,當然也不需要懺悔。

漢語思想傳統有沒有懺悔的文化,答案很清楚。[1]恥感文化無須懺悔,對於神明也如此,各種從恥感誕生的宗教儀式,與其說是為了贖罪,不如說是為了祈求一己之福報。[2]懺悔應該是指「非功利言語、對象以及可供反身觀照的超驗目光」,顯然地這在漢語思想傳統中尤其的薄弱,這裡的關鍵問題還是繫於「上帝之眼」,因為真正的懺悔即在於:「即便你不說出來,你仍然相信自己被公認的他在審視著,既不能欺騙、也不能冒犯的」。[3]「獲罪於天,無所禱」是說「得罪了天再怎麼祈禱也無濟於事」,還是說「根本就不需要祈禱」,因為「向天祈禱」真的「有用」嗎?因為不認為「祈禱有必要」,所以不會有「懺悔文化」。中國社會主要不是靠「超驗之維」的張力來維繫的,而是靠「血緣和良心」的經驗直覺,所以,我無法接受那些從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調人」的學者經常強調「原罪阻礙中國人信教」並「刻意淡化原罪」的做法,不如請他們聽聽劉曉波直截了當的話:「西方人有絕對的上帝,因而可以懺悔、贖罪;中國人沒有上帝,因而從來不會懺悔、贖罪」。[4]

 

三、

漢語中的「罪」主要是指直接觸犯了法律的行為,它是可以通過刑事訴訟、法庭判決來對其行為違反法律予以測度並給予具體懲罰的;而「孽」字則比較特殊,是指不直接觸犯朝庭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違反了社會普遍道德準則的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世人的道德輿論譴責,當事人如有良知,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在民間,「孽」還有一種報應的想法,就道德意義而言,「罪」反而沒有像「孽」那樣的強烈,「孽」即是大眾倫理。

 


[1]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紀的《教會法匯要》中包含著相當篇幅的《論懺悔》在內,參見彭小瑜《教會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78-79。

[2] 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中的惡與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02。

[3] 墨哲蘭,〈懺悔,我是否準備好了嗎?〉,收入余開偉編《懺悔還是不懺悔》,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頁38-45;另可見張志揚,〈「懺悔」的皈依〉,收入《缺席的權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56-64。

[4] 劉曉波,《悲劇•審美•自由》,頁67。著名的文學家劉再復早期曾辯稱不同於西方對懺悔的理解,中國有自己的「懺悔文學」,見《尋找與呼喚》(台北:風雲時代,1989),後來這個觀點獲得了大大的修正,在《罪與文學》(香港:牛津大學,1999)中承認「罪的意識」在「懺悔」中的重要性,恰好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學是沒有的,因此中國從未出現「懺悔文學」。當然劉再復沒有往下問:「罪的意識是如何產生的?」顯然的,一個從未存在過那麼一種「超驗目光」的文化,也就無法產生「罪的意識」,沒有「罪的意識」當然也就不會有「懺悔」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