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何來公共?- 曾慶豹

作為大眾倫理的「孽」必須依靠民間宗教勸善和恐嚇的力量。在漢語思想中,只有人治與德治之別,德治是「無訟」,不是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是表示一種行為規範和相應形成的社會秩序,重視道德倫理對人起著教化的作用,自始至終,法、禮和道德都是外在的,如果民間宗教的勸善和恐嚇不再起著作用,大眾倫理的「孽」也失去了作用,所謂道德的教化也不過是一種民間的習慣化,全繫於面子和公眾目光而行的「恥感」,而且,一旦民間宗教仍不失其「交換」、「賄賂」、「欺騙」等之哲學人類學時,宗教之腐敗即是一切政治法律道德的腐敗之源。

或者新儒家如牟宗三、余英時、劉述先等人的說法,以「內在超越」來表示漢語思想傳統也有「超越」,同時區別於基督教的「外在超越」;換言之,儒家也有「宗教」,儒家的「德教」本身即是這樣的一種宗教:「它是全部以道德意識實踐貫注於其中的宗教意識精神。因為它的重點是落在如何體現天道上」,此一天道內化成本心、內化成德性,「人的地位,通過參天地而為一的過程,而與天地並列為三位一體」,[1]人道與天道合是為人生之極致。因此,「內在超越」根本就不是什麼「超越」,同樣是「把上帝的眼睛挖掉」的做法,牟宗三致力從「道德主體」「開出」民主,看來他對「民主」的本意了解得很不夠。[2]

張灝很早就看出了中國近代的民主思想史的根本問題,就是缺乏與公共生活相應的「幽暗意識」。這種在西方民主思想史上的「幽暗意識」恰恰是基督教「罪感文化」的產物,西方的民主理論大師無不從此對「人性的不信任」開始其對公共生活的構思的,因此這也就意味著,一個沒有「幽暗意識」的公共生活是何等的「幽暗」。[3]「信仰法律」的對立面是「信仰人性」。

費正清(J. K. Fairbank)解釋說:「西方的法律一直都被認為是上帝或自然的某種更崇高的命令在人間的體現,而中國的法家只代表了統治者的命令」。[4]原因在於:漢語思想傳統把「天」降格為「私人化」的東西,所謂的「內在超越」說即是把「天」變成「私人」的「境界式」的表述。換言之,「天」不像「上帝」,後者才真正具有「公共性」,因此才能給「法」留下餘地,或「法治」才是可能的。在基督教神學觀念底下的「君權神授」恰好與「天子」的概念意義相反,前者是限制皇權的說法,理由是在皇帝之上還有一位上帝(under the law),而後者才真正突顯了「朕即法律」的意思。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把中國社會的「法」、「禮」和「道德」都理解為一種「社會血緣」的規範,[5]那麼對漢語思想而言,事實上沒有人治和法治之別,因為包括禮(紳權、士大夫道德)在內的法治(服務於君權、族權、父權等)實為一種人治,因為法家所謂的「依法而治」(rule by law,法律為手段)即是暗含著對君主人治(禮法)的限制在內,與西方法學上的法治(rule of law,法律為宗

 


[1]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頁107、44。

[2] 可參見我對牟宗三的批判,《上帝、關係與言說》,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0,頁431以下。

[3]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頁5-18。

[4] Fairbank,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 p.84

[5]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5,頁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