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何來公共?- 曾慶豹

旨)大不相同。[1]

對現代西方憲法秩序而言,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可能領會到法的「超驗之維」,即「這種政體的奠基人願意放棄他們的君權並滿足於代表人民來行使其憲法的權力,而這種意願是對個人自我的神聖性深刻體認的一種表現」,「這種體認的正義,是對人及其制度的超越人類理解範圍的上帝的正義的一種反映」。[2]可見,中國古代所提倡的「法治」在政治家的「心眼」中,[3]它不是在「人類的範圍」以外的東西,因此也絕不存在「人大還是法大」或「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因為:「法律服務於君主是天經地義的事」。[4]中國的法律文化即是「自由『心』證」。[5]

基於「吾道自足,不假外求」的前提下,有權力者則表現為狂妄,無權力者則形成對最高統治者的順從和膜拜。因此「公共」的權威實為一種人格統治,即所謂的「人治」,這樣的人治在缺乏「上帝之眼」的條件之下,結果不僅造成是非判斷的模糊,而且還喪失了「公共性」的正義或公平的形象。所以漢語思想傳統沒有「法律信仰」是這個脈絡下的產物,源於梁啟超所言的「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6]當然,隨之而來的,連守法也變成不必要了。因此有權者「貪贓枉法」,沒權者只好成為「法的犧牲品」。

梁啟超說過:「中國國民則無一日能安於法律狀態者也。夫有法而不行,則等於無法」,尤見於以「自由」之名來為一己之「私德」辯護,不服公律,不知法治為何物,因此「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7]儘管「公共」的善行成了「公德」,「公德」也並非真的「公」,相反的,它恰恰是「私德」在「自由」之名下的公開化或正當化的表現,這種「私人化」的宗教行為表現在「公德」一詞的深層意涵中,它仍然不是「法」的產物。[8]因為「中國人要求每個人成為大

 


[1] 馬戎,〈罪與孽:試論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收入《21世紀:文化自覺與跨文化對話》,北京:

[2] Carl Joachim Friedrich,《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周勇、王麗芝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17。

[3] 「天下為公」與「治權在君」交織而成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可參見張分田〈古代「公天下論」的構成〉,刊於《新哲學》第二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頁164以下。

[4] 馬小紅,《禮與法》,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頁133。

[5] 中國的法律文化存在著一種近似於傅柯筆下的「身體拷問」的描述:據說,中國古代的審判活動並非根據法定程序進行的,而是依靠內心體驗、直覺來判斷的。最早見於《周禮》,後來記載於《唐律》的「科學辦案」:「五聽」,分別是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感)、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這是「心眼」的最徹底的表現。可參見郝鐵川,〈「性善論」對中國法治的若干消極影響〉,刊於武漢《法學評論》2001/2。

[6]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上海:中華書局,1947,頁23。

[7] 參見梁啟超〈十種道德相反相成〉、〈論公德〉、〈新民說〉、〈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均收入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上、下),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8] 「公德」一詞的概念史本質上即是漢語思想傳統的產物,它源於一種不是基於「公共意識」而是源於「私人意識」的表現,陳弱水先生對「公德」的詮釋正是說明了「公德」的觀念如何地古老,如何的「私人化」。我認為陳弱水先生企圖以傳統「公德」的觀念來建立起現代漢語社會所需要的「公民文化」是不會成功的,理由是它仍然是一個沒有「超驗之維」的概念,期待「公德」尊重別人、遵守法律、對個人與群體有更多的連結,這種「倫理」沒有「上帝之眼」是如何可能的,令人感到懷疑。參見氏著:〈公德觀念的初步探討〉,刊於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九卷第二期(1997);〈中國歷史上的「公」的觀念及其現代變形〉,載於《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七期(2003);〈華人社會文化現代化的幾點省思—以公德問題為主〉,載於《當代》第101期(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