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何來公共?- 曾慶豹

中國人要求每個人成為大公無私的『聖人』,推崇『修齊治平』,結果反倒以修身的私德吞併和包容了『平天下』的公德,整個社會的秩序都繫於聖王或獨夫的一念之間。」[1]

普遍認為,漢語思想傳統只有「禮」而沒有「法」,「禮」的目的是促進人為善,將內在的善良本性顯發出來。通過「禮義教化」,這個社會因此「無訟而治」,可見漢語的政治神學只注重「心治」,重視「取信於民」,「治國」的原則在於「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2]

 

四、

晚近漢語學界關於「公私之辨」最好還是回到「法」的前提那裡來理解,正像某些學者把近代上海出現那種相似於西方的「社團組織」稱之作「公共」,實際上不過是指一種「城市生活」,與我們所言的「公共生活」仍相距甚遠。[3]然而,正如已有學者批判地指出:「何為『公共』,誰的『公共』,在近代中國,卻仍是問題」,「圍繞著『公』與『公共』的表達,明顯存在著與實際相背離、甚至矛盾的一面,甚至『公』與『公共』很容易就會被當作為一種姿態,成為一種標榜」。[4]

總之,從《爾雅》言:「公,君也」、《禮記•禮運》言「天下為公」,加上《韓非子》言:「自環者為之私,背私者為之公」,漢語中的「公」究竟有多少的意涵是與公正、公平或公開等內容有關實在令人費解。在「上帝之眼」的闕如之下,漢語思想文化的「公」始終都不具有神聖性的要素,與「法」的規範也似乎不太有關係。

漢語公共神學的問題並不在於選擇或傾向於那一種「主義」,因為不管在中國或在台灣,這種「主義」論述已變成了「國族」的招魂大旗,這就是上述所言的「姿態」或「標榜」。漢語神學如何提供公共生活的倫理資源,正是我們未來要思考的問題,但必須清楚的是:基督教能夠提供的公共生活倫理資源一定是「宗教倫理」,這項「宗教倫理」首先源於對「上帝之眼」的根本信仰。

 

五、

黑格爾(Hegel)講過一個關於龐貝的故事,說到那位羅馬皇帝想知道猶太聖殿的那一道道門的後面究竟是什麼,於是就走到聖殿最裡面的至聖所看個究竟。黑格爾說,他在那裡尋找「一種實在,一種供他沈思默想的實質,一種博得他尊敬的有意義的東西」,就當他想到就要進入秘密之地的時候,在最後的景觀面前,他感到被蒙蔽、失望和受騙。原來他發現他尋找的是「一個空無一物的空間,並

 


[1] 鄧曉芒,《靈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頁150。

[2] 參見秦志華,《心治與政治:論中國德治主義傳統》,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3] 小濱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章清,〈近代中國對「公」與「公共」的表達〉,頁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