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宗教對美國的影響

 

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前調查顯示:在國際上,凱瑞以絕對優勢領先布希;但就國內來看,布希不僅沒有落後,甚至還略微領先。會有此落差,可能是國際上對美國的宗教狀況,不夠重視,以為:在這個高度民主、崇尚科學理性的國家中,宗教已不再起什麼作用了。美國確實將宗教和政治分開,不容許任何宗教勢力,滲透、幹預政治。然而,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普選制上,而選民的宗教信仰常是影響選票投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百姓的宗教生活

 

根據去年最具權威的宗教機構調查顯示:全美有三十多萬座教堂;每十人中就有九人自稱相信上帝,有八人認為宗教對其生活非常重要,有七人是屬於某宗教團體或組織,大約有六人每天祈禱,有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人認為,上帝是美國民主的道德引導力量,有四人每星期日去教堂參加崇拜。

 

美國有一千二百多家宗教廣播電臺;每十二家電視臺中,就有一家是宗教電視臺;五千多種宗教報刊雜誌;教會音樂的影像製品銷售量遠超過古典、爵士及其它流行音樂。美國人講求實際、金錢,喜歡新奇刺激和追求物質享受,雖然每年看體育比賽的人數,總和達四億多人次,然而參加宗教活動的卻達五十二億人次;每年花在球類費用達五十億美元,可是自九十年代後,每年奉獻給教會的捐款卻超過五百億美元。

 

不少成年人參加過宗教團體組織的慈善服務或做過義工。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費城等大城市的各類社區服務,基本上都是由宗教團體提供的。軍隊中還保留軍牧;醫院、監獄、機場和許多公共、民間機構,也都有專職、兼職的神職人員提供宗教服務;大學校園裏都有學生宗教團體活躍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私立中小學學生是就讀於教會學校。

 

同時,美國的政治領域並沒有與宗教一刀兩斷:不僅美元上赫然印著“ In God We Trust ”(“我們信上帝”),國歌有“上帝保佑美國”的詞句,直到現在,總統宣誓就職時必須按手在聖經上,國會參眾兩院的會議,都是以國會牧師支援的祈禱開始。

 

2002年,佛羅裏達一位家長對女兒每天在學校升旗儀式時,要念的“忠誠誓言”( Pledge of Allegiance )提出告訴,認為它違憲,因其中有“在上帝之下”( Under God )的詞。 1 結果美國第三巡迴法庭在舊金山判他勝訴。但這判決竟引起全美國的不安,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每天都可以聽到民眾在電臺上的辯論。

 

雖然那些反對刪掉“在上帝之下”的人,說不出太多具說服力的理由,但是可以感受到,他們深切的擔憂和莫名的危機感。這是深藏在美國文化背後的危機感。所以,當這裁決送到參議院時,竟然被一致否決。2004年六月十四日,聯邦法院以八票對零票推翻了2002年的原判。九月二十三日,國會眾議院以 247 票對 173 票通過,由共和黨推動法案,維護“在上帝之下”的詞句,以避免在聯邦法院再遭挑戰。

 

現今世界上,大概只有美國人與宗教保持著如此密切關係。這種奇特的現象,如著名的神學家尼布林說:“美國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國家,也是宗教性最強的國家。”

 

政教分離與宗教精神

 

這個政教分離的國家,卻具有強烈的宗教精神,按尼布林描述,這是美國在其獨特的歷史中形成的。 2 十七世紀,第一批移民之所以冒著生命危險橫渡大西洋,就是因為清教徒滿懷強烈的宗教熱情,以“上帝選民”自稱,試圖在這片新大陸上建立宗教理想國。他們非常清醒地在憲法中明定“政教分離”的原則。其實他們完全可以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因為最早的移民幾乎清一色是基督徒,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原因就如《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所描述的:新教徒在歐洲遭到宗教迫害,因此更懂得建立政教分離制度的必要性。但他們也有意無意地假設全體社會成員都是基督徒,以此為基礎來建立各項法律條款和公民道德。這是美國“國情”的一大特色。

 

正由於這種強大的道德基礎,美國才得以在來自不同背景的移民及其後裔組成的社會裡,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和凝聚力;在看待自己和外部社會時,才會有“使命感”,一種基於宗教道德之上的理想主義。難能可貴的是,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保護下,五花八門的宗教不但沒有宗教戰爭,連教派間的紛爭也很少見;還形成共同的宗教道德和民族情懷:如,忠心愛國,鋤強扶弱,彼此尊重,平等競爭等。綜觀美國主要、基本的宗教,還是“新教”為主導。最活躍、最重要和人數最多的宗教力量,非新教莫屬,就連美國總統(除了甘乃迪外)也幾乎全是新教徒。

 

國民宗教的愛國情操

 

美國沒有因宗教對外發動過戰爭;更沒有因宗派 / 教派之爭,引起民族或國家危機。這些特性在政治、法律、文化、和外交中,都發揮作用。誠如艾森豪總統所說:“除非我們的政府是建立在一個感受深刻的宗教信仰──我不管是什麼信仰──之上,否則毫無意義。”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也曾說過類似的話。深受宗教影響,又不強調某一宗教,這是美國最特殊的“國情”。因此在六十年代,有人乾脆就將美國人信奉的宗教,說成為“國民宗教”。 如此說法也不為過,美國人正是用愛上帝的情懷來愛自己的國家,又像虔誠的信徒傳教一樣,向其他民族傳遞他們的政治民主。

 

1955年,西德尼·米德在<有一個教會之魂的國家>一文中談到:美國的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深受啟蒙主義的影響,她存在著一種“共和國宗教”或啟蒙信仰,諸如:公民主權、代議制政府的共和信仰、上帝存在、創世論、自然法則、上帝恩賜、靈魂不朽、最後審判以及泛神論信念,都是“共和國宗教”的基本要點。正是這信仰系統──其精神煥發內核具有普世性──使它決定性地超越各種分裂的派別的信條。十九世紀末,天主教大主教約翰·艾爾蘭就已將美國宗教稱之為“愛國主義宗教”,並認為它給予這國家以尊嚴,並把神聖性和力量賦予愛國主義。

 

難怪布希總統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並沒有在白宮前的草坪上發表談話,也沒有站在國會平臺上向全國民眾發出動員,而是走進教堂,為美國向上帝祈禱,而民眾就整個被動員起來了。美國民眾的愛國主義是深藏在宗教情懷之中的。

 

社會危機與宗教力量

 

美國社會正處於深刻的危機中:離婚率高居不下;同性戀越演越烈,並且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教堂裡不斷傳出神職人員的性醜聞,有些教會甚至按立同性戀者為牧師,教會在社會上的聲譽受到嚴重的破壞;經濟幾年不振,幾家大公司為了牟取暴利,竟然謊報贏利,欺騙社會……。道德危機、信任危機和家庭危機,震撼人心、動搖信心。“九一一”之後,美國人的安全感也受到衝擊。2004年總統大選一開始,就有人指出:這次選舉不僅是兩黨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之爭,還將是圍繞社會議題的宗教信仰之爭。

 

今天美國所面對的社會危機,衝擊著自建國以來所形成的道德感情。“九一一”以後,布希總統在多次講話中反復強調:美國人民有道德責任,為世界剷除邪惡勢力。這“邪惡”一詞常在聖經中出現,為基督徒所熟悉,剷除“邪惡”也是上帝對信靠祂的人所要求的“道德責任”。美國人非常理解,布希剷除“邪惡”勢力的“道德使命”的神聖性,及其難度──追蹤和消滅一群神出鬼沒的恐怖分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也不太介意在找到真正的敵人之前可能會做錯事。

 

普通的美國人堅信:美國是普通民眾的保護傘──這就是他們愛國精神的源泉。歐洲人的愛國主義從來不包含愛他們的政府,只是愛自己的種族和文化,而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恰恰是源於愛自己的政府。美國立國之本是基於兩個重要文件:獨立宣言和憲法。獨立宣言特別強調上帝的存在和力量:“上帝創造了平等的人類,上帝賦予他們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憲法則是建立在獨立宣言所奠定的原則基礎之上,並且靠著這些原則才得以運作的。1954年,美國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瓦倫·柏格( Warren Burger )曾經借一項案例指出:“美國是建立在宗教原則基礎上的,所以宗教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上帝保護了美國和這個尊嚴的法庭。”

 

當然,在美國的歷史上,都是在危機時刻才特別強調憲章中宗教信仰的涵義。譬如,艾森豪總統為使美國在冷戰的嚴峻考驗下,有團結一致的抗衡能力,在美國總統“帝王”的意義上,還發展出“祭司”的功能。每當出現重大的政治、社會、道德和安全危機時,隱藏在後的宗教力量就會從後臺走向前臺。布希十分強調自己的宗教信仰,這種做法確實觸及了美國廣大民眾心靈深處的危機感。

 

倘若未能從社會歷史和內陸的美國人去瞭解美國,就感受不到深藏在他們言語、舉止背後的心靈焦慮和危機感。因著宗教信仰和道德意識,許多美國民眾最後仍將選票投給布希,認為他對目前道德、文化、價值等的社會危機和國家安全問題,持更嚴肅、更認真的態度,也更有責任感。整個選舉結果,猶如向世人宣告:瞭解美國宗教信仰所孕育出的道德信念,是認識這個國家方向不可缺少的要素。

註:

1 欲探討有關此案例的文章,可參考:劉良淑,<在神之下──從效忠誓詞看美國文化的變遷>,恩福雜誌,第二卷第四期, 9~1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