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督教看中國近代社會現代化之第一人—–讀<資政新編>

歷史的借鑑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進入了近代。有識之士開始了尋求,如何從一個傳統國家轉變成與西方相似的現代國家的強國之道。這個過程的主要歷史軌跡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經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洋務運動對“強國”的理解就是,軍事實力足以禦敵於國門之外即可,這也是“師夷之長技以治夷”的主要內涵。經過多年苦心經營,中國的海軍實力至少已是亞洲第一了,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竟會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於是,傷痛至極的先賢們從軍事層面深入到政治層面,決心以“變法”圖強。

 

在荊棘叢深又霧障彌漫的封建政壇,將政治體制的革故鼎新與帝后之間的權力爭奪,渾然一體已經勝算無多了,加上光緒和新政權貴們的幼稚和浮躁,如此“變法”未經百日便中途夭折,“圖強”自然也未能“成真”,但“夢想”並未結束,越來越多的人跟著孫中山先生將眼光轉向了“革命”。遺憾的是,“革命”並沒有隨著清王朝被推翻而結束,相反“革命”所迸發出來的強大“慣性”在中華大地上持續了將近七十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可憐的中國人才開始從心靈上抹去了“革命”四周的神聖光環。儘管“強國”之道從一開始就受西方的影響,但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原則已為強國之“道”定了基調;儘管後來的革命派對這一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批判,以爲“驅除韃虜,還政於漢,結束帝制,實行共和”就是突破了“中學爲體”的束縛,可見他們也沒有真正觸及社會和傳統文化的層面。

 

<資政新編>的特點

讀<資政新編>後才知道,當時並非無人力圖從社會和傳統文化上對中國進行全面又徹底的“現代化”改造。今天的中國,“名正言順”的現代化改革已經二十五年了,所取得的成績也是舉世矚目。可是筆者對洪仁玕所寫「資政新編」中,宏大又深刻的改造計劃仍然歎爲觀止。他對中國社會瞭解之深刻,改革計劃之全面,革除舊弊之徹底,實爲今人所不及。

 

<資政新編>一文是太平天國已未九年,即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到天京(今南京)擔任軍師初時,上奏天王洪秀全的建國方案。全文不過一萬一千餘字,共分四篇:1)用人察失類,2)風風類,3)法法類,4)刑刑類。其第一篇:“用人察失類”主要是投洪秀全所好。洪仁玕受命於“楊韋事件”之後,深知洪秀全還沒有完全從中擺脫出來,所以就首先大談“禁朋黨之弊”和用人之道,一則以寬慰洪秀全,二則也表示自己的新政對用人問題之重視。其實,洪仁玕之真正用心是在其後三篇。

 

這三篇比較全面地勾勒出了他革除弊政,改造社會的新政綱要。按照此綱要,他所要建立的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現代國家。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洋務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就看到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僅從科技軍事力量,甚至政治體制著手,而要從改造傳統文化和社會著手。而他所以能具有如此深邃的見地,恰恰又與他基督教的信仰有關,這就讓我們有必要瞭解,洪仁玕是怎樣將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現代化改造結合起來的。

 

風風類

首先是“風風類”。什麽叫“風風類”,洪仁玕開宗明義:“夫所謂‘以風風之’者,謂革之而民不願,興之而民不從,其事多屬人心蒙昧,習俗所蔽,難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風風之,自上化之也。 ”簡單地說,就是來一場自上而下的移風易俗。滿清晚年,西方列強已經用槍炮強行打開國門,並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國家危亡在即,可是當時的百姓還是“男子長指甲,女子喜纏腳,吉凶軍賔,瑣屑儀文,養鳥鬥蟀,打鵪賽勝……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洪仁玕將這些社會現象歸到了中國傳統文化根源之上。

 

國難當頭,卻熱衷於空談好辯,原因就在於“談世事,足以悶人心,論九流,足以惑眾志,釋尚虛無,尤爲誕妄之甚;儒教貴執中,罔知人力之難”。不僅空談成風,而且好走極端,要麽就什麽也不做,“虛以待之,無爲而治”,好像很謙虛,實際上是不願意承擔責任;要麽就尚儒學,大談“中庸之道”。凡事避免“過猶不及”而力求“中庸”當然很好,問題是非人力而能行之。聽起來很完美,可是人做不到。在整個歷史中,中國士大夫們一直沈溺於儒家這種理想完美的道德境界,卻從來不去細細思想爲什麽就是做不到。在中國的學問中,最缺乏的就是關於人本身的學問。我們好像從來不懷疑人的本性、人的能力等。所以,直到今日那些好儒之士雖追求完美,但實際上因自己做不到,以致這種完美的道德理想反而被用來作為苛求別人的標準。

 

如此,言而不行之人就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越積越多,即便國難當頭仍不思有所作爲,凡知情者,無不爲之痛心疾首。洪秀全既然以基督之名揭竿起義,就理當以“福音真道”來徹底滌蕩這沈積在國人心中的“文化傳統”,從而一改社會之“敗風劣習”豈不快哉美哉?在洪仁玕看來,要倡導新政,就應當從“傳統文化”這個根本上下手,用基督教思想精神來徹底改造中國文化。

 

當時的有識之士中,如洪仁玕般認識到中國文化之弊的也不乏其人,但因爲沒有基督教信仰使他們有新的文化視野,所以明知有弊,卻不知以何取代,故也束手無策毫無建樹。洪仁玕的過人之處不在於他的學問,而在於他的信仰。他當然清楚洪秀全雖高舉基督大旗造反,但對基督教知之甚少,神學思想不僅混亂,而且充滿異端邪說,但是只要他舉的基督旗幟不倒,那我就順著這杆旗將“真道”輸入。

 

在對道佛儒一頓批判之後,洪仁玕當即表示這些思想文化“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義之罰,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於基督身上擔當也。此理足以開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廣人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則理明欲去,而萬事理矣。”真可謂言簡意賅,清晰明瞭,而有針對性地將基督教信仰的實際作用和意義表達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基督因爲神的公義而替我們受死在十字架上,同時又將神的慈愛向我們彰顯,救我們脫離罪的蒙蔽,既受安慰,又得智慧,清除人神的關係也知道了該如何按神的旨意爲人。如此,救贖的真理勝過了肉體的欲望,世上萬事也就服在真理之下了,社會上還會有敗風劣習嗎?

 

法法類

接著是“法法類”。“所謂‘以法法之’,其事大關世道人心,如綱常倫紀,教養大典,則以立法以爲准焉。”得到了拯救,扶正了人心,再輔之以綱常法紀以爲人人遵行之準則,這就是“法法類”所要表述的主要思想。洪仁玕沒有將“法制”作爲現代社會的根本,而是將生命得拯救,人心被匡正作爲“法制”的根本,誠如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所說;我們所建立的制度只是對那些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才是有效的。洪仁玕對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現代化中的作用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就是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欽佩的,因爲直到今天中國絕大多數學者還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建立了綱常倫紀還必須教化民眾以使其“不陷於僻矣”,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必須“教法兼行”。於是有了圖書館、新聞館等一系列社會設施。“教行則法著,法著則知恩,於以民相勸戒,才德日生,風俗日厚矣。”果真如此嗎?洪仁玕比較了世界上信基督教和不信基督教的國家,結論是凡不信基督各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也”。中國也應當竭力效法英美,“此乃大勢也”。“法法類”是全《資政新編》中篇幅最長的部分,因爲它涉及到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管理的具體改革措施。甚至還包括興辦銀行、醫院、郵電等,又規定“禁溺子女”和賣子爲奴等劣習,還有“興鳏寡獨院”等社會福利措施。而這些都是中國社會現代化所應該具有的。總而言之,“上所議,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時尊五美,屏四惡之法;誠能上下遵,則刑具可免矣。雖然縱有速化,不鮮頑民,故又當立‘以刑刑之’之刑。”

 

刑刑類

最後“刑刑類”也就是,恐怕仍然有不鮮之頑民不得已而立之。即便如此,洪仁玕還是儘量按照聖經的教導爲原則來設立刑法。他不僅要求“善待輕犯”,而且對所有犯人都必須嚴格按照“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禮法,方不至妄生別議。”這一部分之所以篇幅最短,因爲據他看來:“必先教以天條(摩西十誡),而後齊以國法。固非不教而殺矣,亦必有恥且格。”洪仁玕也正是按照這個思路來規劃他的新政大法。國家需要法制來治理,而法制必須輔之以道德的認同,而道德則應建立在信仰的根基之上。

 

再多理解一點

很顯然,<資政新編>中所闡述的建國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近代英美法等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主要精神和建國經驗而制定的。近代中國面臨最迫切的重任就是,把一個傳統的封建國家迅速轉變爲一個現代國家。洪仁玕如此全面而又系統地提出這一個方案,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竟然在一百四十年前就看到現代國家與基督教之間的內在關係,可說是“向洋看世界”先賢之中獨具慧眼第一人。

 

差不多一個半世紀過去了,中國歷經磨難終於有了舉世矚目的發展,中國人的現代化之夢似乎也隱隱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可是總覺得離開一輪紅日的出現依舊是那麽地遙遠;走進高樓林立的都市和繁華似錦的街區,我們似乎已經如西方般的現代了,可是又覺得不是那麽回事。也許你就像洪仁玕時代的“有識之士”,既要西方的現代化,又不願意正視基督教的存在和真正意義。如今結合所面臨的社會現實,再抽空讀一讀<資政新編>,也許你還是不願意接受洪仁玕的思想,不過我相信你肯定會比那時的“有識之士”們對<資政新編>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