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自由、和諧

 

1553年10月27日上午,日內瓦,通向查佩爾高台的街道上。

衣衫襤褸、面容消瘦骯髒的塞維特斯(Servetus),因反對加爾文的神學思想,被日內瓦當局判為異端,當眾用文火燒死。在執法官的推搡之下,塞維特斯步履艱難地邁向行刑的查佩爾高台。遭此判決的犯人,往往會萬分恐懼地爬到審判官腳前,懇求將其殺頭之後再用火燒掉身體。審判官法里爾走上前,輕輕地告訴塞維特斯,只要他不再堅持錯誤的神學思想,就可以得到比較寬大的處決。雖然痛苦萬分,塞維斯特還是輕蔑地拒絕了。木柴已在火刑柱四周堆滿並燃起了大火,火刑柱被燒的通紅,劊子手捆住塞維斯特的雙手,強行將他綁在火刑柱上,他立即發出了痛苦的尖叫,直到變成一陣祈求的呼喊:“耶穌,永恆的上帝的兒子,憐憫我吧!”半小時後,火滅煙散,灼熱的餘燼之上,貼近燒黑的火刑柱處,留下一堆使人噁心的、全無人形的膠狀物。1

這種極殘酷的刑罰本身已經模糊了犯法和執法之間的界限,執法者至少也付出了極大的道德代價。

塞維特斯事件

距此事件整整三十六年前,1517 年10月31日,德國威登堡大學神學教授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抨擊羅馬教廷出售贖罪劵,拉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使用武器對付那些被教會逐出的人,並否認他們擁有全人類共同的權利,是違反基督教教義的。”2這樣的檄文激起了信徒投身於宗教改革的行列,簽名單上赫然有加爾文的大名。遺憾的是,反對羅馬天主教宗教法庭迫害的新教,此時竟然也對“異端”施行了火刑柱。兩個世紀以後,英國歷史學家吉本宣稱,塞維特斯之死使他產生的反感,更甚於羅馬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殺戮。套用伏爾泰的話說,處決塞維特斯是宗教改革第一次的“宗教虐殺”,也是徹底拋棄那偉大運動的行動。其實,就新教教會而言,“異端”這一概念本身就是荒謬的,因為他們所倡導的,乃是每個人都有權闡述其對聖經的解釋。3

「異端這一術語真正的含義是什麼?」倡導寬容的卡斯特利奧憤怒地問道。誰的思想能成為判定“異端”的“真理標準”?此人又憑什麼肯定自己的神學和對聖經的解釋是無誤的、是“真理”?人在回答這些問題時的無能為力,再次激發了人的良知: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異端?廣而言之,究竟該如何對待與我們意見、看法、思想、觀念不同的人?為了真理,人類持續了數千年的紛爭,甚至殘殺,如今從塞維特斯之死中驚醒過來了。“只有一件事能把人類從野蠻主義中拯救出來──宗教寬容。”這個世界大得足以容納許多真理,如果人們互相友好,就能和睦同居。“讓我們彼此寬容吧,讓我們不要譴責別人的信仰吧。”4藉著對宗教寬容的訴求,終於掀開了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新的一頁──啟蒙運動。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給黎明前的歐洲帶來了“自由”的晨曦,可是人們仍被歷史的慣性推搡著。“專制”借著“真理”成為“合法”,“真理”則因為“專制”而有了“權威”。一切都是“絕對”的,也必須是“絕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成為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之間無奈的生存狀態。塞維特斯就是這歷史慣性的殉葬品,卡斯特利奧對這一點非常清楚,他偉大之處就是要以塞維特斯之死來阻斷歷史的慣性。如果筆者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介紹他,筆者會說他是預言寬容和自由時代來臨的先知。

主張寬容的卡斯特利奧

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Sebastian Castellio),1515年生於瑞士、法國和當時的薩伏伊共和國三國交界之處的多飛因,二十歲進入里昂大學,在各個學術領域都表現傑出。受宗教改革的影響,當時的青年人幾乎都熱衷於思考或談論自己的宗教理想,卡斯特利奧也被同樣的熱情所支配。“當他在里昂第一次看到天主教法庭將‘異端’人士用火燒死,他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殘酷,另一方面是被犧牲者的勇氣。”5從那一刻起,卡斯特利奧就決心要為新的教義而奮鬥,也從那一刻起,他就置自己的生命於危險之中。他與加爾文同處一個時代,卻有完全不同的氣質和人生目標,他們因為神學觀念思想的紛歧,就註定了彼此之間永不停止地爭吵、甚至鬥爭。塞維斯特之死讓卡斯特利奧對加爾文更義憤至極。

自宗教改革開始,馬丁路德、慈運理、梅蘭克森就強烈反對使用強制手段來對付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人。路德曾明確指出,“異端絕不能用物質的力量鎮壓或壓制,只能用上帝的話進行爭辯。因為異端是一種精神上的事物,不能用塵世的火和水將其沖洗掉。”6可是,加爾文卻將塞維特斯綁上了火刑柱。在此引出的關鍵問題是,究竟掌握實權的人是否有權殺掉持不同觀點的人?

卡斯特利奧號召歐洲人思想,“當宗教改革高舉的‘良心的自由’旗幟遍及全世界之後,難道還要退化回到‘昔米萊人的黑暗’嗎?”7他要世人知道:“不寬容是非基督教的,而實行恐怖政治是不人道的。為了被迫害者和反對迫害者,我們必須直言不諱。”8對異端殘酷的鎮壓,終於使人們發出了寬容的訴求,引發人們思考對權力的約束。正是由於不同信仰、或信仰相同而神學觀點不同之人彼此的相互排斥、甚至爭鬥殘殺,才促使人們一步一步渴求信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本質就是用法律保護人類所爭取到的自由權利。

宗教紛爭歷來有之,由此引起的戰爭也從未停止。啟蒙時代的思想家認識到:宗教是超現世的,它最關心的是人的靈魂或精神的自由與解脫,因此應當是寬容的。甚至可以說,寬容與容忍是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前提。要切實做到寬容,必須先徹底超越現世利益與權利的爭奪。但是,為什麼主張仁慈、寬容的宗教卻往往不見容於世人,而宗派之間也常常不能相互容忍?深究之下,那些不寬容、進而損害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的人,往往並非是為了維護宗教,背後總隱藏著世俗利益及權利的糾纏。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探索與實踐,法國和英國率先頒佈了宗教寬容的法令,接著荷蘭、比利時、瑞士相繼跟上。宗教寬容成了十七世紀最偉大的成就。

信仰自由的果效

對異端採取寬容的態度,最初是基於人道主義的訴求。而一些國家寬容不同宗教或宗派,有時也是出於策略上的需要,如1598年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頒佈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保證不追究胡格諾派在戰爭中的一切行為,並賜予他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1689年,英國頒佈了有限的容忍法案,承認了非聖公會(即非國教)教徒信仰的合法性,但未取消對他們的其他限制。為了使宗教寬容得到法律的保障,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就是用法律條文將宗教信仰自由列為人的基本權利。可以說,其他的自由權都是在這一權利得到保障後的延伸,簡言之,若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就談不上其他的自由權利,或者說,若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其他的自由權利也是空的。

不過,不同見解、觀念、思想理論之間的張力並未因寬容而消失,只是得到緩解,而不是歧見的解決。而在真理和謬誤明顯對立時,寬容往往會降低人們追求真理和堅持真理的精神,也會模糊人們對善和惡、對和錯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責任。為此,相應的立法就變得非常重要。縱觀歐洲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令人神往的不只是他們在思想觀念上取得何等了不起的進步,更重要的是,每一方面的進步一旦形成共識,就會用法律條文將其鞏固下來。

不可否認地,沒有一項立法是完美無缺的。以信仰自由為例,當有人利用法律賦予的自由去傷害他人的宗教感情時,還要用寬容的心來對待,確實會讓人匪夷所思。前不久,美國弗吉尼亞州威廉瑪麗學院院長因下令把校內一座十字架撤走,差點惹出一場官司。威廉瑪麗學院成立於1693年,建校之初即以基督教信仰為根基,希望培養牧師、傳教士和文職官員。1906年開始接受各種信仰背景的學生,成為一所公立大學。校園內1699年落成的雷恩樓是美國最悠久的大學建築之一,其側翼是一間二百七十五年歷史的基督教聖公會雷恩教堂。堂內有一座十八英寸高的銅十字架,是當地教會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捐贈的。近八十年來,這個十字架一直擺放在教堂的祭壇上,從未有人提出異議。現任校長尼科爾處於信仰多元化的考慮,為了使雷恩堂向不同信仰的學生敞開,於2006年10月提出要將十字架放到儲藏室裡。因此遭到一大批校友和社會人士的強烈反對,並展開了一場有關宗教寬容的辯論。

反對的一方依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即政府不能確立國教,也要保障人民宗教信仰權利,為要促進美國宗教多元化,使人們有選擇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們認為校長的行為違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保護條款。而支持的一方則訴諸宗教寬容。執業律師布萊頓曾經是該校第一位黑人學生,他用親身經歷來理解此事,強烈地體會到,“種族不寬容和宗教不寬容有相似之處。只允許在教堂裡擺放基督教標誌,會讓不是基督徒的學生感到他們在學校裡是不受歡迎的二等公民”。最後這位院長同意每到禮拜天就把十字架放回教堂,才避免了一場法律訴訟。2對這最後的定案,雙方並非都滿意,但卻也都接受,達到了“和諧”。這事件讓人體悟到,啟蒙運動所宣導的宗教寬容和保障公民信仰自由權利,對和諧社會有多麼重要的意義。

從寬容到和諧

近年來,中國各類刊物上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恐非“和諧”莫屬。確實,這幾年中國政府已將建構和諧社會,作為本世紀頭二十年的發展目標。“和諧”本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基本價值和境界,“和諧社會”也是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社會。但,為什麼至今還沒有實現?這口號如何才能成為現實?此時回顧歐洲的啟蒙運動,確實不無益處。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本無宗教紛爭,更無因宗教而連年征戰的苦難經歷,何必大談“宗教寬容”。然而,沒有宗教紛爭難道就不存在寬容的問題嗎?周作人先生說:“當自己求自由發展時,對於壓迫的勢力,不應取忍受的態度;當自己既成勢力之後,對他人的自由發展,不可不取寬容的態度,……所謂寬容,乃是說既成勢力對於新興流派的態度。”9這段話顯然是說給那些文人學士聽的,因為“在中國,要提倡寬容的精神和氣度是需要相當的眼光和勇氣的,首先中國缺乏寬容的歷史,即便有所謂的中庸也多是一種明哲保身的生活態度,而非一種外向進取、博雅示正的人生哲學。往往或者‘委曲求全與已成之局’,或者‘求全責備於初興之事’”10周作人先生的寬容精神顯然是出自基督教。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缺憾,陳獨秀說的更直接,他說“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裡,將我們從墮落的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11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寬容精神的看法,當代學者也有共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光滬就曾指出,“有人認為中國的宗教是很寬容的,沒有過宗教迫害,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中國歷史上的‘三武一宗’滅佛就是典型的宗教不寬容。這種宗教不寬容到現在都陰魂不散,殘存在很多人的下意識,妨礙著中國人以開放和寬容的心態對待外來宗教。”12這段話說得嚴厲而又深刻,更可以從現實社會生活中無數的事實得到證明。

與“寬容”密切相關的便是“自由”。周作人先生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說:“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外。信教有自由,載在約法。”13沒有寬容的心腸,法律即使賦予人們自由的權利也終難確保;而沒有法律對自由權利的保障,寬容也會變得沒有分寸、難以把握。中國人要走向世界,沒有寬容的胸懷怎能融入全球化的潮流;社會要呈現和諧,沒有合理制度的保障,恐怕還會停留在詩情畫意式的道德理想之上,終難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實實在在的和諧社會之中。

作者為洛杉磯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註:

1 斯‧茨威格著,趙台安、趙振堯譯,《異端的權利》,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141-143頁。  2 同上,162頁。   3 同上,146頁。   4 同上,169頁。   5 同上,79頁。   6 同上,146-147頁。   7 取自希臘神話,昔米萊人永遠住在黑暗之中。   8《異端的權利》,160頁。  9 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寬容〉,轉引自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上海學林,1995年,23頁。   10 魯迅,〈華蓋集‧這個與那個〉,轉引自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23-24頁。   11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載《新青年》7卷3號。   12 李靜主編,《中國問題》,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125頁。   13 載1921年3月31日《晨報》,轉引自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