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宣教”覓蹤跡 ──寫在馬禮遜來華兩百年之際

 

今年三月中,我參加了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馬里蘭大學孔子學院和英國牛津中華神學院聯合舉辦,紀念馬禮遜來華兩百週年的學術研討會。與會期間,我順便參觀了國會圖書館所收藏的各類中文書籍。最讓我流連忘返的,就是馬禮遜來華後所翻譯的聖經和聖經注釋。這些書籍的字體、遣字造句、甚至印刷方式,今天的中國人都覺得有點陌生,它們雖然無聲地躺在玻璃櫃中,卻向每個前來參觀的人訴說著當年宣教士飄洋過海所完成的豐功偉業。

 

一群文化宣教士

 

透過一本本被時間的微風吹黃的古書,藉著《各國消息》、《中外新報》、《萬國公報》、《格致彙編》等曾經影響幾代中國人的刊物,我盡力使自己回到那不太遙遠的過去,從李提摩太、丁韙良、林樂知、理雅各等人所作的一切,尋覓先人的另一種宣教蹤跡,思想他們從上帝所領受的使命。毋庸置疑,這必定是福音的使命,要儘快讓中國人得到救恩。只不過,他們沒有像絕大多數的宣教士深入中國內地、走進千家萬戶,向所遇見的中國人──無論老少男女、農夫學士、布衣官宦──傳講耶穌的救恩。他們乃是努力地學習中國文化、歷史,瞭解社會、體察國情,又有系統地將西方的科學、知識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人。他們辦學校、醫院、印刷廠,出版各類報刊雜誌。他們沒有走在黑山白水之間,也沒有行在古鎮的曲徑小道上,卻直接面對整個中華民族及其歷史文化和社會;他們沒有一對一地向中國人傳福音,卻用特殊的方法使幾代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面對他們所傳播的一切資訊和知識。不能否認地,他們在福音使命之外還有一個使命,就是文化使命。

 

陳宗清博士在《舉目》第 26期以“從文化使命到文化宣教”為題,從聖經真理和教會歷史兩條線索,梳理出文化使命和文化宣教的關係。他指出“‘文化宣教’並非是一個新的概念,其實在聖經和教會歷史中,許多聖徒都曾在他們的生活中努力落實這件事,只是沒有人用這樣的‘措辭’。說穿了,文化宣教就是把‘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結合在一起。”這是他第一次明確提出“文化宣教”的概念及確切的內涵。“所謂文化宣教,即指各行各業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文化領域裡為真理作見證,引人歸向基督。比方說,作家可以藉文學作品肯定基督信仰的價值,詮釋福音真諦。……同樣的原則可以運用在音樂、繪畫、雕刻等領域。這種文化宣教的方法基本上不是直接陳述,而是藉著‘旁敲側擊’的形式,引發讀者或受眾對真理有更全面而深入的思考。”1

 

前面提到李提摩太等宣教士所從事的就是文化宣教,他們通過科學知識、文化形態、思想觀念等,引發中國知識界思考整個西方文化,以致知識分子無法迴避那深藏在科學、政治、社會、文化等背後的真正核心──基督教。本文將循著這兩百年的宣教蹤跡,把曾經在中華大地上的“文化宣教”劃分為幾個歷史階段。

 

舉步維艱的初創階段 (1807~1842年)

 

從 1807年馬禮遜來華至1842年第一次的鴉片戰爭,可稱為“初創階段”,其主要特點是:舉步維艱,百業待興。

 

馬禮遜來華時,中國還在執行雍正時代所頒佈的“禁教令”,外國宣教士一律不得進入中國傳教,馬禮遜只得先落腳澳門。在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他沒有把握自己究竟能做什麼,好在當時倫敦會給他的任務比較靈活:“由於我們對你可能立足的點不能肯定,要給你任何明確的指示、限制你的行動,都將是非常不恰當的。我們有必要完全授權,你可根據你的機智和判斷在各種場合行事。……我們希望你能找機會擔任數學家的職務,……也可以教授英語。……我們堅信你能住在廣州而不致遭到反對,一直到你達到學會漢語的大目標。……你也許有幸可以編一本漢語字典,……或更有幸能翻譯聖經。” 2

 

其實,馬禮遜來華宣教並非偶然,“他亦有利瑪竇的志趣學養,幼習中國語文,立志來華傳道。……他決定專事文字宣教,與米憐合力譯成新舊約,編《漢英字典》及其他多種小冊。他計畫在澳門、廣州設立學校,受阻未成, 1818年創辦英華書院於麻六甲的滿拉加,他的雜誌《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國內一般稱〈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已於三年前在那裡出刊,並有印刷所。”3

 

馬禮遜宣教二十五年的歷史中,辦英華書院、編《英華字典》、翻譯《新舊約聖經》,以及創辦各類中文雜誌絕非“無奈”,而是他的志向。他來華之前,就曾在大英博物館找到 1793年由英國人帶回的一份天主教傳教士巴色譯的中文《聖經》手稿。以此為參考,從1808年開始歷時五年,完成了《新約》的翻譯。1814年起與米憐合作,又花了五年時間完成《舊約》的翻譯。至此,基督教的《聖經》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人。他敍述譯經的甘苦:“為完成這大任務,我不憚長期工作並杜絕社交,持以耐心、毅力、鎮靜,及不偏頗的判斷;既不徒因其新奇的工作而迷於偏愛的情感,復不因其為古代的經籍而固執私人的成見:惟希以正確的思想,恭敬的態度,戰戰兢兢,小心翼翼,而期得免誤傳上帝神言之可怕的責任。”4

 

與此同時,他又著手編纂《英華字典》,其目的在於“我希望這部字典會給以後來華的傳教士提供重要的幫助。”5 1818年,馬禮遜按倫敦會指示,於麻六甲開辦近代傳教士的第一所中文學校,馬禮遜說:“該書院的宗旨,是向中國的年輕人教授英語和基督教教義,同時為了向傳教士和其他人教授中國的語言和文學。……它最終目的是在地上建立基督教的國家。文字是手段,不是目的。”6

 

“文字是手段,不是目的”清楚地點出了文化與宣教間的關係。雖然馬禮遜尚未使用文化宣教一詞,但是他自踏上中國的那一天,直到 1834年病逝廣州,整整二十五年的宣教經歷為文化宣教作了最好的註解。在這二十五年中,他僅為五人施洗,也有說他帶領了十人信主。這些數字實在很不起眼,可是他所作的工作不僅為新教在中國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也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馬禮遜來華不久後,一些英美宣教士也踏上中土,除了米憐外,還有麥都思、楊威廉、宏富禮、柯大偉、湯雅各等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裨治文,他於 1830年受美部會差遣到中國宣教,是第一個來華的美國宣教士。他到了中國以後,除了翻譯聖經之外,還組織並參與了四個傳教組織:

 

1)“廣州基督教聯合會”。其宗旨是將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聯合起來,建立資料和圖書館,出版中文《聖經》和《中國叢報》。《中國叢報》於1832年創刊,是裨治文一手創辦的英文期刊,他在“創刊詞”聲稱,該報的宗旨為調查中國的氣象、土地、出產、商情7;

 

2)“益智會”(即“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宗旨是在中國出版中文書籍,推廣實用知識,開啟中國人的思想8。裨治文為該會秘書;

 

3)“馬禮遜教育協會”。在廣州的外國人於1836年為紀念馬禮遜,成立了旨為“在中國開辦和資助學校,教中國少年懂中文和英文,並通過這個媒介,把西方的各種知識傳送給中國人。”裨治文也是該會的秘書。他在成立大會的演講中指出:“在社會、道德、國民性方面,教育肯定比在同一時期內任何陸海軍的力量、最繁榮的商業刺激、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聯合行動,所產生的變化更為巨大。”9 他還向英美各國呼籲,委派教師前來中國。美國耶魯大學特派該校畢業生布朗偕夫人於1839年抵達澳門,開辦了“馬禮遜學堂”;

 

4)“中華醫藥傳教會”。這也是裨治文深受馬禮遜影響而從事的一項事工。馬禮遜剛到澳門不久就宣導,以施醫贈藥為佈道的手段。他於1820年在澳門開中醫診所,為貧苦人治病。裨治文也呼籲美部會派醫生來華。1834年美國著名的醫藥傳教士伯駕應徵來華。1835年11月,伯駕在廣州新豆欄街3號開設眼科醫局,又稱“新豆欄醫局”,這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設的第一所西醫醫院。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來華美國宣教士還有衛三畏,他協助裨治文辦理《中國叢報》,他後來所著的《中國總論》是美國第一部漢學著作。美南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和晏瑪太等,都為日後宣教士從文化層面上進入中國作了大量的鋪墊和貢獻。

 

迅速擴張的第二階段( 1842~1900年)

 

這段時期的主要特點是:雍正的“禁教令”被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化為烏有,西方宣教士的宣教活動不僅全部公開化,而且全國化。宣教事業迅速發展的同時,西學東漸的速度也前所未有,當然,同時“教案”也層出不窮。

 

從 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開始,直到1860年的《天津條約》,一些鴉片戰爭之前來華的宣教士,在協助本國政府與滿清當局制定“條約”的同時,不斷將有利於宣教的“條款”悄悄地塞進這些“條約”中,逐漸獲取了一些傳教的“特權”。比如,裨治文和伯駕在協助美國專使顧盛(Cabeb Cushing)制定並簽署《望廈條約》時,就將“ 一、大合眾國民 在通商各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作為第十二款寫進條約之中。這樣的條款陸續出現在日後各國與滿清當局簽訂的條約中。

 

寬容條款

 

這些傳教“特權”最重要的一條,莫過於寫進《天津條約》中的“寬容條款”。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包括《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在上海訂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在 1858年《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北京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宣教士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美天津條約》第二十九款“耶穌基督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淩虐。”

 

《中法天津條約》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從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

 

這就是“ 寬容條款”。其主要意思是,不平等條約的保護範圍不僅是外國傳教士,也包括中國信徒。這不但干涉了中國的內政,而且從此把中國的信徒和廣大的人民分裂開來。中國信徒成了所謂的“教民”,受“洋人”的保護,幾乎同樣享受“治外法權”。

 

美國著名史學家賴德烈對“寬容條款 ”曾有如下評論:“條約不僅使傳教士,也使中國信徒歸於外國權力的保護之下。這給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對增加教會人數來說,起了刺激的作用。但這項條款也有它的不幸牽連與後果。它勢必使中國信徒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而使教會團體成為分佈在全國各地受外國保護的‘國中之國’。”事實也是如此,因為“信徒”即使犯了法,也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各色各樣的人都“湧進”教會,甚至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橫行鄉里。加上個別西方傳教士仗著這些“條款”有恃無恐,許多教案由此產生。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對於任何外國政治勢力插手中國民眾的信仰及宗教團體一向特別敏感,這也許是原因之一吧!

 

興辦學校

 

這段時期從事文化宣教的宣教士們能大展宏圖,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滿清政府自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對外戰爭一敗再敗,滿清皇朝和全國上下無不落入空前的“危機感”, “自強”的呼聲迭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成為共識,朝廷內外人士,從林則徐、魏源和徐繼畬,到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至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雖然許多方面意見相左,但是“用夷變夏”這點確是一致的;

 

二是從事文化宣教的傳教士們順應了中國社會“自身圖強”的內在需要,積極從事辦報、出版、建學校、辦醫院,翻譯各類書籍,創辦各種學會,為中國社會人士尋求“西學”提供各種便利條件,而且他們身體力行,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現代化的參與者。

 

首先就傳教士們興辦學校來講。“南京條約後,傳教士即向新開口岸擴張,天津條約後,傳教士更可自由至各處傳教,傳教事業因而迅速展開,教堂學校亦隨之而興建。光緒三年初( 1877年),已設有三百四十七所學校,收容學生達五千九百一十七人。”10

 

對於究竟為何辦學?當時傳教士本身也有不同的看法, 1877年在上海舉辦的“第一屆在華宣教士大會”(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中,“為何辦學問題”成為激烈辯論的話題之一。一方堅持“辦學是為了傳教,教育只是傳教的工具”;另一方則認為“教育是主要的,宗教是次要的”,雙方各執一端,相持不下。對今天的華人教會來講,前者的觀點不需要多費口舌說明,但是至於後者,究竟其根據為何,就有必要闡釋。當時在會上挺身而出,為“教育為主,宗教其次”據理力爭的是狄考文牧師(Rev. C. W. Mateer),他說:“我認為教會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幼童的智力、德性和宗教信仰。不僅使他們成為上帝的功臣,維護並宣揚基督的真理,並藉教會學校傳授西方文化與科學知識,提供物質方面與社會方面的貢獻。此種貢獻至為需要,最易證明,且最實際,為大眾樂意接受。”此話一出,就得到馬肯茲(Mackenzie)的贊同,“我欽佩狄考文的遠見,贊成他的看法,傳教士的職責,應該培育正在中國成長的教會,使之成為有教養、有智慧的教會。我們應盡全力提供高等普通的基督教教育(Liberal Christian Education)。”11

 

既然要推廣高等公共教育,就應有合適的教科書,於是一個專門為教會學校編撰教材的委員會“益智書會”(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就應運而生。丁韙良(W. A. P. Martin)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有韋廉臣(A. Williams)、狄考文、林樂知(Y. J. Allen)、利啟勒(R. Lechler)和傅蘭雅(John Fryer)等。當時從事文化宣教的幾位主要人物幾乎都在該委員會裡。經過幾年努力,包括數學、天文、測量、地質、化學、動物學、歷史、地理、語言、音樂等科目在內的一整套教科書問世了,且按程度分成初等學校和高等學校兩套教材。到1890年,共計編寫出版了50種各類教科書,加上經過審定合乎學校使用的書籍48種,共出版了98種各類教科書,為近代中國教育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出版事業

 

這段時期,傳教士推動的事業,對中國現代化影響至深。最值得一提的是出版。 “廣學會”是當年傳教士所設立最大的出版機構。最初是韋廉臣於 1884年組織“同文書會”(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同年,麥都思在上海設立“墨海書館”,出版宗教和科學方面的書籍。1887年,“墨海書館”因故解散,將印刷設備和財產全部贈與韋廉臣。韋廉臣便在上海組織“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90年韋廉臣去世後,慕維廉繼任。1892年起,由李提摩太掌管。李提摩太將會務方針進一步拓寬。韋廉臣說過“科學和上帝分離,將是中國的災難”12,故他比較注重傳教,李提摩太則主張宗教宣傳和世俗知識並重。他認為,中國迫切需要物質的建設和社會的改造,因此世俗知識的介紹顯得更為重要,他並認為,這也是“感化”中國人的有效方法。13 他還說:“別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可以使成百萬的人改變頭腦。”他曾計算,從馬禮遜開始,一百年之內中國人皈依基督的人不過將近二十五萬人,而當時中國有四億人,每年人口增長近四百萬,信徒增長不到兩萬,何時才能讓所有的中國人信主?所以必須設法“迅速感化全中國”。14 1894年,“同文書會”的中文名稱改為“廣學會”。1905年年會期間,季理費(Rev. D. MacGillivery)建議其英文名應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而中文名稱不變。

 

在李提摩太的帶領下,廣學會以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主要對象,大量翻譯出版各類科學書籍,介紹西方文化和思想觀念。截至 1902年,出版了韋廉臣的《格物探源》和《治國要務》;慕維廉的《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地理全志》、《知識五門》;花之安的《自西俎東》、《性海淵源》、《教化議》、《西國學校》;安保羅的《救世教成全儒教》;傅蘭雅的《格物須知》初一、二集及其他自然科學須知共二十三種;丁韙良《萬國公法》、《公法會通》、《公法便覽》、《富國策》、《格物入門》、《聞見選錄新編》;林樂知《中西關係略論》、《列國歲紀政要》;李提摩太《救世教義》、《八星之一總論》、《五洲教務》、《中國四大政考》、《三十國志要》、《七國新學備要》、《華英讞案定章考》、《大國次第》、《時事新論》、《西鐸》等15。

 

這些著作拓寬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對推動社會現代化的進程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中國人對西方人來華的目的甚為猜疑,西方人也知道,韋廉臣就曾說過:“華人認為西人‘不避河海之險,不憚跋涉之勞,且航海梯山,所費不貲;拋家舍業,所系非輕;使其別無所圖,當不至若是之愚也。 ……(彼)心懷叵測,一窺中國之形勢,一探中國之虛實,一伺中國之虋隙,而其顯而易見者,先在盜中國之寶藏。”16 中國人看到這些洋鬼子漂洋過海,捨身忘死來到中國,必有所圖 , 所謂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所以,無私的將西方科學知識傳授給中國人,幫助中國人更多地瞭解西方,使更多知識分子能夠掌握現代科學知識等等,這也是一個生命的見證。

 

李提摩太就是一位融入到中國社會、與中國人同呼氣共命運的“洋人”,他積極介紹西方科學知識給中國,就是要讓知識分子知道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國家強大起來。他認爲:中國自東西接觸以來,雖略有進步,但中國本身仍多災害,失地、賠款、出口減低、各地飢荒、暴動,時有所聞,其根本原因則在中國的無知,故應盡力介紹西國之所以興,而中國之可興而不遽興者(約有五端,即交涉之益、商賈之益、運貨之法、格致及工程之學、行善之實際工作等),應早實施,以促進中國之福利。數十年之後,中國不但可馳名於亞洲,更可為五洲第一等之大國。” 17

 

在這一時期,從事文字出版的機構有: 1862年創辦之福州衛理公會羅紮裏奧?瑪卡爾書局;寧波聖公會“聖三一出版社”;1877年創辦的上海益智書會;汕頭長老會出版社;福州主教團出版社;漢口蘇格蘭聖經書局,漢口聖教書會等。18

 

醫療事工

 

醫療衛生自伯駕在廣州開創以來,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首先,美國長老會嘉約翰牧師於 1854年來到中國,接替伯駕主持眼科醫局,其間短暫回國後,於1858年再到中國,第二年他重開醫局,命名為博濟醫院,成爲中國最早的教會醫院。嘉約翰擔任院長達四十四年之久。他不斷地擴大醫院的規模,1866年利用在海外募到的資金建成了新的醫院,1898年又建了近代中國第一所精神病醫院。他一生共診治七十四萬人次,施行手術四萬九千人次,並花大量精力將西醫知識介紹到中國。從1859年至1871年,共出版五本醫學著作:《西醫略釋》、《眼科撮要》、《割症全書》、《炎症》和《化學初階》。1872年又出版了《裹紮新編》、《花柳指迷》、《衛生新編》;1873年出版了《內科闡微》、《皮膚新編》;1883年他又出版了《內科全書》六卷本,1884年出版了《體用十章》,1888年出版了《實用化學》,等等。19

 

嘉約翰除了著書傳播西醫知識, 1887年還在香港開辦了南華醫學院。他為中國培養了150名醫生,一生所履行的誓言是:“爲了基督,要愛病人如同兄弟”。1900年以前,傳教士在中國共建了約四十餘所醫院及診所,除了廣州的博濟醫院外,其餘規模都不大。

 

空前發展的第三階段( 1900~1949年)

 

義和團動亂以後的二十年中,中國教會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 1904年,基督教徒已從1901年的八萬人增加到十三萬人,1914年到二十五萬人,比1901年增加兩倍以上,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萬人。不到二十年,信徒人數淨增二十七萬人,為1900年的三倍半。1901年,傳教士人數是1500人,到1914年激增至5400人,……1919年,基督教新教共有6636位傳教士,分佈於各省的693個傳教點。20

 

這種變化的主因是:( 1)教會內部反省傳教的方式後,相應做了重大調整,特別是對教會和傳教士參與政治和外交活動作了相當的限制;

 

( 2)對於教會和社會的關係及傳教士和信徒在法律中的地位也作了深刻的檢討。赫德認爲:“教徒和傳教士的地位得明確,爲此制定的條款必須是完整的和嚴格執行的。當教徒皈依基督時,並不意味著不再是中國臣民。像其他中國臣民一樣,他們必須繼續遵循所屬國家的法律,並提交該國法庭。傳教士僅僅是傳教士,必須限制為從事傳教工作,避免任何干預中國官方有關訴訟和調解之擧。只有堅持這些原則,地方人民、省級官員和中央政府的敵意才是非武力的;才能改變目前傳教工作無能的狀況”21 這是對信徒──無論是西方傳教士或中國信徒,自“寬容條例”被寫進《天津條約》後所有的“特權”心態,進行了批評和悔悟。

 

( 3)1900年以後,大多數傳教士認識到,應該將傳教工作的重點更多放在使中國社會基督教化,而不是僅僅轉變個人的信仰。因此,“越來越多的基督(新)教傳教士走出十九世紀的禮拜堂,積極參與教育、醫療和慈善工作,並投身於二十世紀的改革大潮。在婦女教育(1915年開辦金陵女子大學)、反纏足運動、青年會和女青年會,關注都市和勞工的問題,賑災救荒、公共衛生(消滅肺結核、滅蠅運動)、建造公共運動場和娛樂設施、反鴉片運動、科學地研究農業(由金陵大學農林學院發起)等活動中,基督教傳教士要麼是倡導者,要麼是積極的參與者。”22 正是在這個大環境中,文化宣教得到了空前發展。

 

教育事業

 

就中小學而言, 693個佈道機構幾乎每個機構都辦了一所小學,還一起辦了306個高小和141所中學。1919年在校的初小學生共3,752,982人,高小學生388,941人,初中生279,621人。教會學校不僅聘用外籍教師,也聘用了8,000名中國男教師和3,000名中國女教師。在高等教育方面,1920年,已有二十所基督教大學和一所天主教大學。基督教大學最終合併成十三所綜合性大學,1920年在校大學生有2017人,到1925年達3500人,佔全國在校大學生的12%。到1930年代,這些大學的教材日益世俗化,教師和學校管理人員也逐漸中國化。23

 

醫療衛生

 

此時,教會辦的醫院也發展很快。 1919年教會辦的醫院共有326所,病床總數達16,737張,共有464名外籍醫生和206名外籍護士,中國的義務人員有2,600名,但是多數沒有正式資格。這些醫院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一帶。據《基督教差會世界統計》所載:到1937年止,病床總數達到21,000張,小型診所也達到600所。除了興辦醫院,教會還從事衛生教育。爲了推進這項工作,中華基督教博醫會在漢口成立了中心機構,1915年成立公共衛生委員會。公共衛生委員會和新成立的全國藥學會,在青年會的邀請下,於1916年聯合組成了中華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1920年,經各方同意,改名為衛生教育協進會。同年,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和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加入該協進會。24

 

教會也十分注重醫學教育,到 1913年共建立了十一所小型醫學院,其中八所為男校,三所為女校。北京的協和醫學院大致接近西方醫學院的水準,而1936年正式脫離教會獨立。這時期教會醫院的變化,還反映在醫務人員觀念的變化。十九世紀初,教會的醫生認爲自己首先是傳道人,其次纔是醫生。所以,在給病人看病時,首先就是要讓病人知道福音。後來,醫療工作逐漸專業化,與教育工作專業化的觀念轉變一致。

 

文字出版

 

進入二十世紀,教會的文字出版事業比十九世紀的規模更大,但是影響卻不如前。以“廣學會”為例,李提摩太在政治上,不贊成革命。面對中國當時難以阻擋的革命洪流,他於 1916年離開中國,接替他擔任“廣學會”督辦的是加拿大傳教士季理斐,他改變李提摩太擴大世俗性讀物的作法,專以宗教性讀物爲主。加上辛亥革命成功,科舉制度廢除,士大夫群體也隨之瓦解,讀者群已今非昔比。

 

同時,二十世紀初,國人自己辦的文字出版事業日漸興盛,留學回國的“海歸”們和一些大學的出版物漸漸成了文字出版領域內的“主旋律”。廣學會在思想觀念和輿論上引導知識分子的功能日漸衰退。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間,廣學會主要是以非宗教性出版品爲主,共發行了 120種各類書籍,宗教性書籍僅48種。到季斐理領導時,中國正經歷五四運動、非基督教運動、五卅運動、國民革命軍北伐等重大政治事件,季斐理與上述事件保持距離,絕對不參與,而且堅持廣學會是“專出基督教書籍以爲播道之用”的機構。在1924至1925年年報中聲明:“雖然我們對於中國的民族懷有同情,但我們避免站在任何一邊。”甚至強調廣學會是一個“文字佈道”機構。這個轉變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也確實值得我們今天深思,如何在“文化”和“宣教”這兩者之間有更好的平衡。儘管如此,到1927年爲止,廣學會共印書刊1000種,平均每年出版新書和勘印舊書100餘種。在推動近代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中功不可沒,所產生的影響至今餘波猶存。

 

結論

 

兩百年過去了,傳教士們在文化宣教的路程上留下了自己的蹤跡,他們的開拓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傳教士的基本職責就是傳教,可是就有這麼一群人卻有不同的領受,願意從事非宗教的活動來為中國服務。誠如丁韙良所指出的:“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如同到其他國家去的人一樣,其最初的動機是引導人接受基督教,而他們工作的偶然結果,實推廣了世俗知識。對世界已帶來充分的無可估量的好處,對中國則尤其如此。” 25 林樂知也認爲,基督教的傳播必須有良好的環境,而開辦學堂、翻譯西書、發行報刊,可以減輕社會對教會的誤解和敵意,“闡述耶教、介紹西學,決難囿於講壇,徒恃口舌,必須利用文字,憑藉印刷,方能廣佈深入,傳之久遠。”26

 

李提摩太一貫認爲,世俗事務與宗教事務從來就是密不可分。 1900年,在紐約舉行的基督教普世宗教大會上,他指出:“基督教文字事業應當和上帝的作爲一樣廣闊,要和人們的需要相適應。”又說“宗教性”這個詞在十九世紀末被人歪曲了;根據《聖經》,上帝創造的世界包括各個方面,一切有利於人類的事業都具有“宗教性”。把事物嚴格區分成“神聖的”和“世俗的”是非常錯誤的,“要知道從摩西和偉大的猶太先知時代直到現在,政治和真正的宗教是無法分開的”,“我們要建立天國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樣”。

 

針對有人批評教會出版的非宗教性書太多時,李提摩太回答說:“對一般性書籍比純粹宗教性書籍出版更多之趨向的批評,我們並不迴避。因爲究竟什麼是神聖的,什麼是世俗的,這種細緻的差別我們並不重視。對上帝來説,一切服務工作都具有同等地位。 只要我們所灌輸的知識是正確的,誰能說這不符合基督教的實質呢? ” 27 這樣的“看見”即便在今天的教會也是“慧眼獨具”,“和者必寡”。可是我認爲,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這樣一個群體,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所留下的蹤跡,正可以用陳宗清博士所闡述的:他們所做的,就是將“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結合一體,即“文化宣教”是也。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行政總監。

 

註:

1. 陳宗清,〈從文化使命到文化宣教〉,《舉目》,第26期,2007年5月,18-21頁。

2.《馬禮遜回憶錄》第一卷,95-97頁,《倫敦會給馬禮遜的指示》,1807年1月20日。

3. 金耀基等著,《中國現代化的歷程》,156-157頁,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

4. 簡又文譯,《傳教偉人馬禮遜》,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96頁。

5. 轉引自,顧為民,《基督教與中國近代社會》,99頁。

6. 簡又文譯,《傳教偉人馬禮遜》,86-91頁。

7. 引自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103頁。

8. 參閱,《中國叢報》第三卷,378-384頁。

9.《中國叢報》第四卷,90頁。

10. 林治平主編,《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197頁,王樹槐,《基督教教育及其出版事業》。

1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7,‘shanghai 1877,’p.178, p.203。

1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 p.519-531。

13. 《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246-247頁。

14. 江文漢,《廣學會是怎樣一個機構》,7-8頁。

15.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171-172頁。

16.《萬國公報》第五卷,49期,19-20頁。

17. 同上,60期,5-6頁。

18. 《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下),1027-1031頁。

19. 轉引自顧衛民,《基督教與中國近代社會》,249-250頁。

20.《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179頁。

21. Robert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Essaya on the Chinese Question,”London.1901, p107,轉引自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 353-354頁。

22.《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184頁。

23. 同上,186-188頁。

24. 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389-391頁。

25. W. A. P. 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1907, p281。

26. 姚頌齡,《影響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台北,1971年,第67頁。

27. 江漢文,〈廣學會是怎樣一個機構〉,《文史資料選輯》第43輯,北京,1980年,2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