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和“精神”的谜思?

“物质”和“精神”的谜思?
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个疑问,一个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疑问,正在中国大地徘徊。这是对旧时代产生的第一个怀疑,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从前,在食不果腹的贫穷状态之下,知识分子或许不知不觉地以头脑服从肠胃,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为这“基本原理”可深刻表达“民以食为天”的真理。普通百姓也许更是从“民以食为天”来理解此一“基本原理”。结果,“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被认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不同的解释

十九世纪中叶,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歌德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陆续出版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逐渐充斥于欧洲知识界。马克思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共产主义”也不再只是在上空徘徊的“幽灵”,而发展成实实在在的政治风暴,席卷整个欧洲。“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 1  一时间“物质”和“暴力”成为热门的话题。“上帝”不再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却被视为妨碍一切进步的“保守”力量,不断遭到批判。

可就在此时,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悄然出现在躁动不安的欧洲。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于 1904 和 1905 年分两次发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又于 1920 年重新修订后汇成一集,正式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出版。他在该书中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作出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解释。他运用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对个人、国家和地区的实际调查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言)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 2  他指出,“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 3  他的结论虽然在欧洲思想界引起一些震撼,但是却没有对当时的共产第二国际产生丝毫影响,布尔什维克们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十月革命”。当然,中国知识界就更不会去注意韦伯的观点了。

两难的处境

我直到 1986 年才读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和陈维纲等翻译)。当时改革开放未久,经济发展还未完全上轨道,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亦没有从旧的意识形态中彻底解脱出来。然而,“假冒伪劣”的商品加上“欺蒙拐骗”的手段,已经大摇大摆地在市场上理直气壮地进行“原始积累”,令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怨声载道。当时社会似乎处于两难之境:再不发展经济,就要“被开除球籍”;要发展经济,就得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经济加社会主义政治)”,也就是不得不容忍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恶之处──几十年来的思想教育,使得三岁孩子都知道,资本主义就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社会。既然,现在经济要“搞活”,那人自然就会“变坏”。熊掌和鱼不可兼得。许多中国人以为,现实只能是这样。

然而,凡是去过资本主义国家、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人却都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新》一书就是试图让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究竟为何。

严格的区分

首先,韦伯在此书中将“对资本主义的简化看法”和“理性的资本主义”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可以说,一切国家、一切时代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简化的看法必须扔得一乾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 4  这里的关键是,“追求金钱的欲望”和“资本主义精神”必须作严格的区分。

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源于两点。其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资本一来到世间,带来的都是血和肮脏的东西”,“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数据──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5  马克思还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破坏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6

其二,则是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分层传统对“商”及“商人”素来贬抑,以为“无商不奸、无奸不商”。马克思对资本人格化的描述,与此社会价值正好吻合,于是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将商业行为等同于不道德的概念。遗憾的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结果中国人不是为了使自己保有道德而放弃从商,就是将“不道德地从商”看作天经地义。于是乎,当整个社会经济摆脱“公有制”的压抑之后,释放出来的不只是充满活力的“利伯维尔场经济”,还伴随着一切不道德行为的肆意泛滥。难道这真是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必然吗?但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出路。

理性资本主义

韦伯在摈弃了“对资本主义的简化看法”之后,便论述了他所定义的真正资本主义,即所谓“理性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牟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就总是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商业周期结束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在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数据的估算价值。” 7  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就是依靠持续的、理性的、交易的方式来获取利润的经济行为。

当然,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所有文明国家都是早已存在的。但是,“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却只有出现在西方。因为在西方民主的体制下,劳动力是“公民”的个体,是完全自由的,他们的“自主权”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 8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法律从何而来?……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有助于……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没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 9  据此,韦伯就进一步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的道路呢?” 10  韦伯清楚地看到:“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 11  简言之,韦伯要在他的著作中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理性因素,以及这种理性的独特性,从而发现其理性独特性的起源。

新教的特殊伦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理性的这种“独特性”呢?韦伯认为:这种独特性来自于某种宗教,及以这宗教为基础的“责任伦理”观念。他要通过对该宗教力量的具体考察,来研究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精神气质”到底是什么,及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说:“某项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 Ethos ),……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 12  韦伯从当时欧洲的经济现象着手,来讨论这一问题。他发现,信仰天主教和信仰基督新教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差异极为明显。新教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天主教地区。“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13

新教到底有什么特殊性会导致这样的差别呢?韦伯从富兰克林的劝世格言中体会到新教的特殊伦理。这格言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点:

第一,竭尽所能多赚钱。将不断营利看作人生的最终目标,而不是当作追求人生幸福、满足享受和欲望的手段。

第二,劳动是“天职”( Calling )。“职业( vocation )”一词包含天职、神呼召等含义。新教主张:上帝不是要人们以禁欲苦行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在现世生活环境里完成上帝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人的“天职”,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由此,以前被天主教所鄙视的世俗劳动,在新教中却受到高度的评价。

第三,重信誉和敢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所有用不着的钱。” 14  这种讲究信誉、精明强干、不安现状、勇于创新的伦理品格和能力,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又一表现。

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地区成为一种强大的生活理念。韦伯认为,这种精神并不是与某种经济的运作过程同步出现的,而是在普遍的资本主义活动之先已然存在。“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 15

虽然富兰克林本身是个泛神论者,但他的严父属加尔文教派,在他幼小的时候就不断向他灌输一句圣经的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箴言二十二 29)因此,富兰克林自承,他所以得知此一美德,是因有神的启示,引导他走上正路。韦伯见微知着,追根探源,从新教的几个主要教派──加尔文派、虔诚派、循道派和浸礼派的一些分支──中,发现他们的共同教义所体现的主要伦理,就是“世俗禁欲主义”。

“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戒,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就是要根据祂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 16  因此,每一个确信得到救恩的人,都应当把握一切机会获取成就,这就是在荣耀神。信徒不再将自己关闭在修道院中,而是充满信心地大步走进集市,努力工作、积极追求,在理性的系统化社会中来履行禁欲,向世人表明自己得救的见证,也见证神的荣耀。

虽然加尔文不认为可由一个人的举止行为推论出他是否得救,但是由于他强调“预定论”,而一个人怎么能肯定自己已经成为上帝的“选民”了呢?韦伯发现,新教的信徒为了确定自己已经“因信称义”,便需要表现出充份的“自信”,而“为了获得这种自信,紧张的世俗活动被当作最合适的途径。只有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里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 17

路德宗却又不同。在路德的神学思想中,最高的宗教经验是与上帝“神秘的合一”( uniomystica )。就信徒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这种神秘主义缺乏对外在活动的肯定性评价。路德宗同时强调认罪与深重的卑贱感,相应导致他们对世界的参与缺乏热忱。加尔文的归正宗则弃绝了路德宗这种纯内向的情感性虔诚。“只有在上帝通过选民们而工作,并且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时,选民们才有可能与他们的上帝成为一体,他们也才能感觉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来自因为上帝的恩宠而产生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反过来又以其行动的性质而自我肯定。” 18

因此,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因为劳动不仅是达到禁欲的有效手段,更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财富也不再被视为“罪过”,或者是满足人欲望的条件。 一种职业是否有用、能否博得上帝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之一,就看它为社会提供财富的多寡。 财富并不必然带来罪恶。如果上帝为人安排了可以合法牟利之路,那么拒绝它,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 如果财富的获取是履行职业责任的结果,那么在道德上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而这一切,按照韦伯的看法,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由于这种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节俭禁欲的生活方式具有宗教的意义,而且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之中,因此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具有其独特性。

韦伯与今日中国

最近,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又悄悄地出现在学术的论文之中,一些大学的学术会议也开始谈论起“商业道德”问题了。 也许中国现实社会的严峻道德伦理状况,使得学者们感受到自己的责任,盼望能藉研究对社会产生影响,帮助扭转局面。 可是学术界似乎只注意韦伯的思想,而对影响韦伯的新教神学家却没什么兴趣;只重视“资本主义精神”,而对“新教伦理”却漠然置之;只探讨“道德主体──人”,而对真正能够影响人、改变人的“上帝”却视而不见。 不少学者还认为,道德是可以“创建”,然后再从外面“强加“于人的,因此谈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

其实,无论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还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都清楚说明,对道德主体(人)而言,道德是完全自律的,其前提是自由,其结果是尊严。 道德责任只能在获得自我尊严的过程中被“唤起”,而不能借助任何力量从“外面”对道德主体进行“强制”。 在“不自由”的状况下,道德主体在行为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尊严”被肯定,而是“无奈”,甚至是“屈辱”。 这样的强制,或许一时间会让社会表面上呈现“新人新事新气象”,但由于没有生命的根基,一旦社会的压力减缓,一切必都恢复旧样。

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刘斯奋指出其原因:“中国文化是一种现世文化,没有恒定的全民宗教信仰,没有安定灵魂的彼岸世界,没有一套由上帝掌握着的先验天条,只有由现世哲人构筑的一套道德操守和价值观念。一旦时移世易,社会形态发生剧变,就会随同发生坍塌,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19  刘斯奋的这段话,看得出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作为参照的。

总而言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正视几点:

第一,仅仅以满足自身欲望来进行经济活动,绝不可能自动产生以理性、节制(甚至“禁欲)、勤奋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比宗教更强大的精神力量,能使人既不为满足欲望而赚钱,又不以金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第三,唯有新教徒才会虔诚地将世俗的一切活动和自己的信仰融为一体,从而在世俗的活动中感受宗教的体验。

第四,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唯物史观──尤其是被庸俗化的唯物史观──难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全部现象。若机械式地照搬其中某些“基本原理”来指导现实社会的变革,不但会失去指导功用,也会使社会的发展处于一种“唯物”的宿命论,任其自流,而社会决策阶层所能作的,就只不过是不断地用“需要”的观念,对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缺失进行修补而已。

笔者盼藉此读书心得提醒对社会和历史怀有责任感的人,在面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现实时,将上帝放在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