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隕落的悲鳴—-驚悉余虹之死

 

去年(2007年)12月5日,人民大學余虹教授在自己住所墜樓自殺,此一事件如同巨石墜入平靜湖中,在中國知識界激起層層漣漪。網上的文章源源不斷,回憶余教授生平點滴,探尋他死的原因。從一篇篇深表惋惜的感歎,可以明顯看出余虹被公認是位極其優秀的學者,他的死堪稱學術界一大損失。閱讀了他的文章之後,我也不由得扼腕痛惜。

 

我不認識余虹,不可能加入追憶的人群;我也不願意去猜測和分析他自殺的原因,因為真正的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一個人的百年》中,余虹明白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又說:“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裏知道”。這兩句話向世人表明,他對“死”和“生”都參悟得非常透徹,既不會糊裏糊塗地“活”,也不會莫名其妙地“死”。能夠肯定的是,他的“死”是在一種完全清晰的狀態進行的,自有他千百條不願意再活下去的理由。況且“死”並非一定就是“被逼無奈”去尋的“短見”,恰恰相反,“人可以‘死的光榮’,所以他可以‘生的偉大’,而其他的生物不能。”原因是“當人們被迫與死結伴而行的時候,卻慢慢發現死亡並不就是人類天然的敵人,死亡的意義越來越從消極變為積極了。”1

 

當他在文章中寫下這段話的時候,讀者充其量只會覺得這是余虹對“死亡”的理解,而當他執意去死以後,我們才突然覺得,這段話具有非常深刻的現實意義,而會想要問他:你自己被迫與之結伴而行的“死”又是什麼?這樣的結伴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余虹以“死”對自己的問題作了最後的解答,可是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真正的答案。

 

也許有人會說,要想瞭解答案也不難,只要將余虹生前一切的“困難”、“不順”和“不滿”,甚至未了的“心願”和“理想”等全都加在一切,那就是他長期結伴而行的“死”了。可人的一生說穿了,不都是不斷遇到、同時又不斷地克服“困難”和“不順”的嗎?余虹當然也不例外。也許他在“遭遇”和“克服”的人生爭戰中疲憊了,那麼,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又是什麼?互聯網上充滿了猜測,而我無意再去添加。在此提筆,只是要表達同代人的悲鳴。

 

同代人的悲鳴

 

從自己苦難經歷的反思

 

我和余虹是同時代人,從《命運七七》一文中,我知道我們都曾經是“黑五類”,有相同的苦難經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們也相繼通過高考,進了大學。從一個長期遭受社會欺凌和冷落的青年,突然成了眾人所嚮往的大學生;一個幾近絕望的人,突然看見美好的前景在望。那時,我的心情也如同余虹在《命運七七》的描述:“僥倖得福的我對我所得充滿感謝,恐懼不安的我對我之所得心存疑慮。”當時的中國只有百分之一的青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我們從社會的“棄兒”一夜之間變成社會的“寵兒”,能不感到幸運嗎?

 

然而慶幸之餘,我們依然心懷恐懼,以往的經歷不由得你不去思想,“命運的真正轉機不在剝奪與恩賜輪回轉換的瞬間,而在自然權利不被絕對權力任意剝奪和恩賜的慶幸。這一時刻有賴於一種意識的覺醒,即不再沈迷於被剝奪的哀怨與被恩賜的慶幸,不再將剝奪看作不幸而將恩賜看作幸運(恩賜的慶幸往往掩蓋著剝奪的不幸)”2。

 

我們都帶著問題邁進大學校門,從個人不幸的經歷去思想人類、社會和政治等問題。我在1979年曾以“我和祖國”為題在校園內演講,告訴同學,別忘了:在這個被我們稱之為“祖國”的國家中,每個人都應有一份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和責任,大學生更應該利用這個權利,促使政府運行在法律的軌道上,以確保過去的荒謬歷史不再重複。那次演講使我差點被開除學籍。

 

當我讀余虹在2006年寫的《我與中國》一文,倍感親切,因為他也同樣以自我的小經驗來切入這個大問題,以至我們所思考的“中國問題才有了它的肉體、靈魂、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理論原創也由太空人和世界人的衝動返回中國人的現實鬱悶”。難以忘懷的苦難經歷,使得我們在思考任何問題時,難以對個體生活的現實性視而不見。我們這一代永遠不會離開具體的個體去思想整體。

 

存在主義的盛行

 

可是,真正的“個體”應當是怎樣的呢?或者說,一個人究竟應當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我們從小在血腥的“革命洪流”中成長,個體的存在那麼地“不可靠”,誰會去談論?我們雖然是實實在在的“個體”,但對個體存在的意義,頭腦中卻是一片茫然。我們從小被要求成為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和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紅小兵”(我和余虹大概都沒有資格當紅小兵!),至於“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從來就沒有思想過。

 

我們這一代步入社會的時候,正是政治鬥爭最嚴酷的年代。經歷加上現實的見聞,似乎告訴我們,人生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被人欺辱,要麼欺辱別人。人生是荒誕的,生存是殘酷的。

 

存在主義哲學在我們這一代人中特別流行,原因就在於此。其實,並不是存在主義塑造了我們的人生價值,而是在嚴酷的社會生活中,我們逐漸確立的人生體驗,在存在主義哲學中得到了肯定。那時的我們都熱衷談論薩特。

 

概述來說,薩特的思想在強調人的存在決定本質。人的本質並不是由神定的、先驗的、或其他社會條件、物質條件決定的,而完全是由人的自為存在所決定。因此,對人而言沒有什麼必然性;人是在種種隨機的偶然性中,通過個人自由選擇、自我奮鬥來造就自己的本質,把握自己的命運。根據“存在決定本質”的思想,薩特強調,個體要對抗他人以及社會環境的種種制約和限制,去積極追求自主、自由選擇。薩特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人學”,即關於探索人的自由的學說。

 

今天看來,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形成於二戰期間、並風行於戰後,絕非偶然。它既是對戰爭狀態下群體價值的反思,也是戰後對重建個體價值的哲學呼籲。雖然我們沒有經歷過二戰,可是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所經歷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不也是藉用國家的權利、以革命的名義將個體價值完全扼殺了嗎?我們當時正處於價值重建的歷史階段,這背景與薩特當年的狀況何其相似。我們在薩特的哲學中見到了“自我”,也感謝薩特為我們的“自我”提供了合法性的證明。

 

精心雕刻自我

 

於是,千千萬萬個余虹和我努力將自己塑造成新時代的精英。我們抓住一切機會表現自己,在政界、商界、學術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出類拔萃的一員。

 

當時國家不去討論“姓資還是姓社”,而人們也不再顧及道德、人品。政治環境相對的寬鬆,加上對財富絕對的追求,使精英們更有機會大展鴻圖。九十年代之後,大學招生數目成倍增長,才幹的發揮也使人在物質生活和名譽地位上得到回報。

 

可是有一個問題我們從未思想過:假如願望沒法實現,欲望得不到滿足,每天還必須面對社會的不公,繼續被人譏笑、遭受冷落,我們怎麼辦?生命的價值就等同於我們的努力所獲得的一切嗎?

 

那時,我們充其量只是對既有的社會等級次序表示極度的不滿和反抗。正因如此,當《中國青年報》上刊登出署名“潘曉”的文章“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之後,出現強烈的反響;但卻始終沒有人談論個體的意義和價值等類的話題。當時我們只希望在人生的競技場上獲得平等競爭的權利,渴望依靠自己的才華贏得社會尊重的眼光,並以此來徹底擺脫以往的經歷在心靈深處留下的陰影。我們抓住這一機會向前直奔,誰都不願回頭。

 

繼薩特之後,福柯的思想又悄然地風行在二十世紀末的神州。余虹崇拜福柯,經常對學生講:“人的一生,就是對自己的精心雕刻”,“福柯反復地告誡我們,一個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人的一生就是對自己的精心雕刻,而不是一無所知、渾渾噩噩,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在長,越長越有味,按照他認為美的方式去長……他要對自己精心雕刻,稱為一個獨特的人。”3

 

後來他的學生領悟到,余虹講授的福柯和他一樣,都是追求完美的人,要精雕細刻,使自己成為獨特。首都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陶東風說:“今年三月間,余虹在參加我的學生博士論文開題時談到了‘唯美主義’是一種‘致命的美’、‘難以抵抗的美’。他說的那麼激動、那麼投入、那麼專注,令在場的所有人傾倒。我想,也許余虹就是為了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我無法斷定余虹是否為此而從十樓墜落,但他確確實實地死了,據說現場慘不忍睹,臉摔歪了,血流了一地。福柯也曾想過自殺,可沒有實踐。最後讓福柯離開世界的是愛滋病,那是他在舊金山的同性戀圈內染上的。

 

我沒有繼薩特之後又去崇拜福柯,也從沒想過要自殺。也許恰好在九十年代初我來到美國,沒有趕上中國的潮流。不過,在國外兩件殺人後又自殺的案例,使我真正有機會直面人生的意義。

 

從盧剛和顧城凶案中警醒

 

我在中國時就已聽說,原科大高材生盧剛於1991年11月1日在愛荷華大學校園內殺人後又自殺,但是不知詳情。1993年我來美國不久,聽到在新西蘭的顧城用斧頭將妻子砍死後自殺。在震驚之餘,我強烈感受到,盧剛和顧城兩人的行為並非孤立,它暗示著我們這代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人,內心深處隱藏著危機。

 

面對報上刊登的顧城遺照,我實在無法想像,這位面龐如孩子般稚氣的詩人,怎麼會高舉斧頭一路追砍手無寸鐵的妻子,最後在她體力不支倒下的瞬間,竟在這與自己朝夕相處多年的弱女子身上連砍十幾斧。在確認她死後,他也懸樑自殺。

 

顧城是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因生長在“革命”的年代,從小沒法受到很好的教育。木匠的出身並不妨礙他成為八十年代蜚聲文壇的朦朧詩人。也許因為他的傑出,人們一時難以將他和“殺人”行為聯繫起來。當終於知道這是“事實”以後,出現各種奇談怪論,為他尋找“殺人”的非道德根源,甚至還認為顧城是因為愛妻至極,故生死與共,更離奇的說法是“殉妻”,將他殺人又自殺的行為崇高化。

 

當然,頭腦冷靜的人還是有。復旦大學俞吾金教授就指出:“從事件發生的次序看,殺妻在前,自殺在後,這就易於造成他為妻子殉葬的假像。然而,實際上,他自殺的念頭並不是在殺妻之後才突然萌發出來的,相反,在殺妻前他已決定自殺,也就是說,在他整個謀劃中,是自殺念頭在先,殺妻的念頭在後。因為他已先行地決定自殺,所以要殺死妻子來為自己殉葬。這種超前的殉葬類似於野蠻人的活祭,從人性上來分析,顯得更為殘酷。”4

 

盧剛在殺人之前也有類似的念頭,他在給二姐的信中說:“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了,但我一直忍耐到我拿到博士學位。這是全家人的風光。你自己不要過於悲傷,至少我找到幾個墊背的人給我陪葬。我這二十八年來的經歷使我看淡了人生,我曾跟幾個人說過我想出家修行去。”盧剛也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可是他心理上的不健全和性格上的缺陷,使他處世自大自私,難以為人接受。總希望別人都將他當作“第一”,可事實上又不是“第一”,這樣的尷尬使他生活在怨恨交加的困境之中,就像他信中所說:“我昨晚給你打完電話後,一個人哭得死去活來,我死活咽不下這口氣。你知道我一生正直不阿,最討厭溜鬚拍馬的小人和自以為是的贓官。”他將自己“被冷落”和“不如願”看作是“正不壓邪”的結果,所以他不僅認為只有報復才能解脫,更將報復看作是“正義”的行為。難怪他在1991年11月1日下午三點半開始,僅用了十分鐘就連續在不同的地點槍殺了五個人,重傷了副校長的秘書,期間還對兩個人補了槍,然後自殺。整個過程非常之冷靜、冷酷。

 

社會不當沈默容忍

 

顧城事件發生後,我才體會到另一種冷酷,真正的冷酷,那就是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冷酷。我發現,無論是對盧剛還是對顧城,社會都表現出驚人的沈默。沈默就是容忍。為什麼能如此容忍,不就是因他們是才子,是名人?明明他們兩個人的心底深處都存在著非常陰暗的一面,可是就因為他們在各自領域中有一點成就,人們就對此視而不見!

 

其實從文革中走過來的幾代人,心底深處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樣一個陰暗面:你不讓我活得舒坦,你也別想活得容易;你將我逼上死路,你也一定是我墊背之人!盧剛和顧城兩人彷彿是面鏡子,反映出過去歲月在我們身上撒下的種子,諸如:狹隘、多疑、敏感、冷酷、苦毒、復仇等,依然靜靜地殘留在我們的心底深處。

 

我不免想,假如當初整個社會以更加認真的態度來剖析盧剛和顧城事件的話,也許以後就不會出現馬加爵殺同窗之類的悲劇了。

 

我們為盧剛和顧城之後又有了馬加爵而深感遺憾,可是在余虹之前,已經有北師大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文力(2006年6月28日上午從該校主樓西側跳樓身亡)、中山大學女教授楊靜(2007年1月20日凌晨跳樓自盡)、陝西理工學院文化傳播系副主任、副教授張兆文(從教學樓五樓墜樓身亡)。如今在他們之後又有余虹,豈能不令人深感悲哀!

 

有感於尊嚴和主權

 

其實,余虹並非不知道在他之前已經有不少人自殺,他在《一個人的百年》中直言:“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我總是沈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苟的生命更像生命。”

 

盧剛就是強烈地感到自己的尊嚴遭受到不可容忍的傷害,才動了“殺機”,顧城、馬加爵也都是如此。儘管余虹沒有殺人,只是自殺,可是“尊嚴”卻是同樣的驅動力。

 

但問題是,我們怎麼來感受或確認自己的“尊嚴”?

 

當余虹聽到魯萌去世的消息,他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以十分讚賞的口吻表達他對魯萌所持完美主義的認同:“沒有美的萌萌是不可思議而難以存在的。萌萌的一生,特別是中年以後的萌萌一直在為守護自己的美而頑強地與殘酷的力量做鬥爭,她堅持要以美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尤其是要以美的面貌出現在朋友面前。在長期的病痛中她堅持精心化裝和打扮,以至於她的去世讓所有的朋友都感到特別突然。在最後的那些日子裏萌萌拒絕朋友們的探望,我想那就是萌萌,那是深知沒有美就沒有萌萌的萌萌。在我見過的人中,沒有人像萌萌那樣是一個徹底的唯美主義者了。”無論是外表,還是文章,所表現的一切就是要獲得周圍人群的接收、認同、乃至讚賞,這便是魯萌,也是余虹,甚至是我們整整這一代人所謂“尊嚴”的基礎和泉源。

 

素有“精神貴族”之稱的中國“士階層”,歷經近代西方文化的東漸、帝國主義的侵略、平(農)民政權的粗暴、特別是一場文化大革命的肆虐,原有的自信、自尊、氣質、責任和正義等等,都只交換成“生存”。如果說“救亡壓倒一切”的危機還有點悲壯感的話,那麼“生存壓倒一切”簡直就是“知識份子”的悲哀!

 

以往的歷史遺留在我們心靈深處的就是“缺乏自信”,而沒有自信的“尊嚴”只能是與外界的一種交換,在這交換行為中,充當的等價物是“社會認同”;於是乎,出身、學位、職業、地位、榮譽、乃至金錢等等,一直是我們獲取“尊嚴”的泉源。我們可以因為沒有這些社會公認的價值而去死,沒有這些,我們就不願活。然而,在這樣的交換中,無論結果如何,“自我”都已經消失了。

 

尊嚴的真源

 

余虹在世的最後幾年中,似乎已經意識到“自我”的問題,甚至也隱約知道,“自我”的價值根植於對上帝的信仰之中。

 

在2005年的《人生天地間》一文中,他曾刻意去想“你從那裏來?要到那裏去?”,思考“我們心目中人是什麼呢?”。在《一個人的百年》中,他提到,在美國波士頓做訪問學者期間,認識一位九十五歲高齡的老太太,她像陽光一般的生命,令他深表驚歎。“這位虔誠的美國老太太在世靠國家,去世有上帝,她沒有生老病死無著落的不安,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護的。”

 

2007年4月,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後,他目睹美國民眾對死難的32位無辜者和殺人的趙承熙,擺上同樣的祈禱,表達同樣的愛;他意識到,這是“來自基督啓示並在長期的心靈實踐中培育起來的神聖之愛”5。只可惜,他一直徘徊在希臘式的悲情意識中,沒有去領受來自上帝救贖的恩典,以致沒有機會跳出理性的漩渦,來直面人生的無奈。

 

余虹始終沒有弄懂:為什麼只有當我們將自己的生命主權完全交回給上帝以後,才能真正從上帝那裏充分肯定自己的價值和“尊嚴”。“主權”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無法逾越的思想障礙。我們可以忍讓、可以奉獻,甚至可以犧牲,但是絕對不願意“主權”旁落。可惜的是,信仰也就因此往往與中國知識分子擦肩而過。

 

余虹的學生在網上回憶,他經常強調:你的生命絕對屬於你自己。余虹踐行了他的信條,毅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卻接受了耶穌為救主,將自己的主權交回給賜生命的神,因而坦然地面對生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充滿陽光。因為我的心靈曾經強烈地感受到這樣的光,那是從一個年逾古稀又非常平凡的老人身上反射出來的光。

 

在初到美國不久,我有幸與他在同一公寓住過一段時間。他是位音樂家,曾在舞臺上博得無數掌聲,由此獲得的“尊嚴”就如家常便飯,自然又必然。當一次車禍使得他失去一條腿,再也不能走上舞臺後,他一下子從人生的高峰跌到了谷底。“聽不到掌聲的人生還不如死去的好,那時我真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跟我談起過去時說。“可是,我沒有死,因為耶穌救了我,祂使我明白,只要我們將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給主,每一天為主而活,我們才有真正的尊嚴。”

 

初到美國的我對什麼都覺得新奇,可是最讓我覺得希奇的,是這一番議論了。當時我已經受洗成了基督徒,可是還沒有認真想過,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真正含義,是要完全改變自己的人生價值。新奇之餘,我深受震撼。我知道這位老人很貧窮,完全靠政府的救濟生活;他也很孤獨,基本上不再參與任何社會活動,可是我從未在他臉上看到絲毫愁苦痕跡。相反地,他總是穿戴得整整齊齊,滿面笑容地迎接新的一天。

 

當我發現,這一切不是因為他的麻木,而是出於他的自信之時,我感覺既羞愧又羡慕;同時逐漸領悟到,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應當將生命的主權完全交托給主。主權交托的真實意義,就是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不再由世界來規定,如此,我們便在基督裏獲得了完全的自由。我們熱愛生活,也儘量發揮才幹服務社會,但是作為生命的存在,卻不被社會價值所主宰。

 

那位老人已經作古多年,可是從他身上所折射出來的基督之光,一直成為我人生路上的燈臺。我越來越明白,只有在基督裏我們才不需要“社會認同”這一等價物來肯定自己,因為在基督的眼中,每個人都是“獨一的”不可替代的存在。得到造物主的關注,便有真正的“尊嚴”。

 

因著基督,我和余虹雖然是同代人,生命的樣式卻截然不同。

 

我多麼希望我的同代之人認識“尊嚴”的真正源頭,重新確立自己生命的根基,而不再去苦苦爭取世上的尊嚴,以致將自己過早地逼向生命的盡頭。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註:

1. 余虹,《人生天地間》。

2. 余虹,《命運七七》。

3. 王長才2004年2月19日講課錄音

4. 俞吾金,《尋找新的價值座標—-世紀之交的哲學文化反思》,148頁。

5. 余虹,“有一種愛我們還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