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议会宪政 – 何光沪

 

一、基督教与现代科学

所谓“现代科学”,同人类历史上其它时期其它地区广义的科学或自然知识不同,它是以精确的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并用以数学为代表的理性逻辑方式来表达事物恒定关联的体系。科学史专家一般公认,在此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产生的。

正是在探究现代科学为什么产生于该时该地的过程中,科学史家们发现了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远比一般人认为的深刻得多的正面关系。

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曾经批判中世纪教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但它所造成的新教教会(包括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的教会),却逐步地重新吸取了理性主义的因素,甚至以理性为神学的源泉之一。十七世纪兴起的科学革命,即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正是理性运用在社会生活中最为伟大的成果。

在中国,对于此一时期科学发展与基督教的关系,甚至对于一般而言的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知识界的看法以及在其影响下的一般看法,经历了两个阶段的重大变化,而对两个阶段不同看法之间的内在矛盾和片面缺失,则尚无应有的反思和分析。

第一阶段是自20世纪初期,现代科学及相关技术引进中国的效果开始显现,知识界开始瞭解某些科学史的片断和欧洲近代历史知识之后,几乎一个世纪之中,占压倒优势的看法是:科学造福人类,而且,作为人类希望所在的科学,是在反抗压制科学的基督教之后才获得发展,它已经胜过并必将完全消灭宗教的影响。第二阶段是自20世纪末期,现代科技文明在自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弊害开始显现,有关的学术界开始瞭解某些西方人对此反思的片断和初步的圣经知识之后,很多人未加深究便随声附和的看法是:科技破坏自然,而且作为罪魁祸首的思想根源,便是鼓励人类控制自然的圣经或基督教的思想。

不难看出,这两个阶段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第一阶段的看法是认为自然科学与基督教对抗,科学有利于人的幸福,宗教不利于人的幸福;第二阶段的看法是认为自然科学与基督教同伙,后者导致前者破坏自然,产生了不利于人的结果。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两种看法均过于片面,对历史事实和其中隐含的观念根源缺乏较全面较深入的了解和思索所致。

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兴起有关的特点,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方面是相信上帝具有理性,因此他所创造的自然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即有秩序、有规律的,这样,赋有理性的人也才有可能认识和理解自然世界。换言之,世界是由单一的、理性的人格性上帝所创造和维系,因而具有内在的和谐和普遍齐一的法则,这样一种世界观乃是现代自然科学得以产生的基础。反之,正如一些科学史家所指出的,某些原始宗教、上古宗教和东方宗教的多神主义(众多的神必然互相对立甚至纷争冲突),则不利于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所以很难形成现代科学生长的思想环境。在这种基督教世界观的背景下,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们(其实还有十七世纪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大科学家)几乎全都抱有大致相同的信念,即可以在纷纭万千的自然现象后面找到普遍的法则,而这些法则或规律则体现了上帝智慧的理性设计,因此,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大大有助于认识上帝这一最高目的。这成了他们从事自然科学的深层次的动力。

现代物理学和化学的创立者之一波义耳(R. Boyle, 1627~1691)认为,世界作为上帝的理性设计的产物,犹如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的大钟是钟表匠的产物。承认这一点,也就是承认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支持者。[1]上帝是技艺精湛的工程师,他把运动规律注入物质并维持着这些规律的继续运行。[2]

法国物理学家巴梭(S. Basso)认为,是“上帝的智慧”作用于世间万物,推动万物并让其实现它们的终极目的。世界上唯一的普遍原因就是上帝。以往被归之于自然的每一件事物, 巴梭都将其直接归之于上帝。由于上帝的活动是有秩序、有规则的,因此外表不同的

 


[1] A Free Inquiry into the Vulgarly Received Notion of Nature, 1682, Part Ⅰ(参见霍伊卡《宗教与西方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23页)。

[2] 同上书,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