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议会宪政 – 何光沪

为终极目标,但它对一般的人性的关注,对灵魂拯救的关注,有助于发挥人的积极因素而遏制消极因素,从而有助于社会向善。

众所周知,基督教产生于实行奴隶制度的古典文明顶峰时期即罗马帝国的初期。它作为一个东方的宗教(产生于亚洲,不是如许多人误称的“西方宗教”),作为一个“被压迫者的运动”(恩格斯语,不是如许多人误称的“剥削阶级的宗教”),曾经遭到罗马政权的长期迫害,这种迫害长达三百年。恩格斯曾就此写道:“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作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作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了前进的道路。”[1]从历史角度看,从所谓“十大迫害”(包括著名暴君尼罗把罗马城大火归咎于基督徒而加以大迫害,以及把拒绝敬拜皇帝的基督徒投入斗兽场中),到发还教产、准予合法、允许教徒自由传教和担任公职,罗马帝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大转变,不但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且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就社会原因而言,罗马帝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当时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社会各阶级分化严重,除了与帝国边陲的被征服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犹太人民起义是其典型表现),还有帝国中心地带(意大利地区)的日益无产者化的平民的巨大不满以及广大奴隶的持续反抗(斯巴达克起义是其集中表现);政治秩序遭到破坏,不但元老院的权力制约不复存在,甚至皇帝的废立也只取决于强力;从观赏残酷的角斗士表演,到上层人士的骄奢淫逸,无数迹象处处显现出社会文化颓废、道德水准下降,人心麻木,奢靡成风。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之间传播于帝国全境的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倡导自我悔罪、纯洁身心,必然会获得广大人民甚至不少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心。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富人……没有财产的自由人……(这)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2]“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3]“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4]“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Mea culpa(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5]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3页。

[2]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336页。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