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议会宪政 – 何光沪

就历史意义而言,罗马帝国让基督教合法化并自由传教,且不说对君士坦丁大帝的中兴大业发挥了某种正面作用,至少使罗马帝国在313年之后又延续了一百六十多年。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当古典文明以伟大的罗马城变为废墟而告终之时,继承西方古典文明并在这片废墟上驯化野蛮的入侵民族,重新建立新时期的新文明——封建时期的中古文明的任务,基本上是由基督教会完成的。

准确地说,所谓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是指公元5世纪至10世纪大约五百年间,西方古典文明扫地以尽,从北方森林中走出来的各个“蛮族”尚未建立起新文明的时代。正是由于古典时期的仅存者和古典文明仅有的保存者基督教会的作用——古代哲学、科学、文学、历史等等的文献只在修道院中得以保存和研究,所谓“七艺”即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等学问只因教会学校才得以传授和传扬——才有了查理曼大帝时期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从而使欧洲走出了“黑暗时代”,开始有了新的即中世纪的西方文明;才有了意大利13—14世纪的文艺复兴,从而使中世纪文明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的转化。

关于基督教同中世纪的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相适应的结论,不但是各个学派的历史学家的共识,而且几乎成了世界史的常识,我们在此不必多说。但是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在那个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例如修道院对于耕地开垦和手工业发展的作用),对学术和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例如教会学校对古典学术的传承、对建立大学和学术制度的贡献),以及对专制政治的制约作用(例如与王权皇权的制衡)等方面,则很少认识。

资本主义第一次在社会政治上取得胜利的国家,是当时统治了半个地球的超级大国西班牙的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高压统治下的弹丸小国——尼德兰,而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则是基督新教徒反对封建制度的又一场大决战。资本主义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胜利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以新教徒为主力的一场大决战。最后,把资本主义带入顶峰的当代超级大国美国,又是在一场以新教徒为主的革命中诞生,并在清教精神影响下建立其政治制度和发展其经济的。

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短短时间内创造了超过全部文明史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空前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至整个现代化过程为什么产生和发展于基督新教国家,后来也在基督新教国家最为发达,对于这个有趣又有意义的问题,百科全书式的现代社会科学家韦伯穷毕生之力,从比较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入手,研究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作出了重要的发现。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资本的积累,这就要求资本持有者在主观上力求把金钱或财富积聚起来,而不是消耗殆尽,把金钱或财富用于投资办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无度、吃光用光。用日常语言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节俭或勤俭。

韦伯在谈到基督新教的伦理时说:“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1]这样,基督新教的所谓“入世苦修主义”的伦理,就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

所谓“勤俭”,不仅是要把金钱财富用于投资而非个人消费,还要有真正的敬业精神。而这也正是基督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部分。韦伯曾这样总结“职业思想”同新教的“核心教理”的关系:“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2]“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3]“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4]这种“天职”观念对于需要“分工合作”、需要“敬业精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劳动的意义和地位,韦伯总结了十分重要而影响广泛的新教或清教作家们的观点:“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5]“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的意志。”[6]“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7]甚至在对付使人堕落的性诱惑方面,“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

 


[1]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第37页。

[2] 同上书,第59页。

[3] 同上书,第44页。

[4] 同上书,第38页。

[5] 同上书,第123页。

[6] 同上。

[7] 同上书,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