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议会宪政 – 何光沪

种基本条件,因为它从中世纪起就为这种法律体系的产生机制,即议会宪政的诞生,发挥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的诸蛮族国家,实行的乃是等级封建制度。豪蛮尚武的军事首领自封为王,并将土地分封给有功的部将,令其宣誓效忠,成为“附庸”。部将则如法炮制,逐步形成了整个西欧自国王而下,有公候伯子男等爵位的封建贵族的等级结构。骑士以下的平民农奴,毫无权利可言。在短暂的查理曼帝国分裂之后,在日耳曼语地区,后来还形成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有统治家族不一,统辖疆域不一的日耳曼皇帝,存在达千年之久。

从一个方面看,所有的皇帝和王公都倚仗武力统治其国,是不折不扣的专制君主。但从另一方面看,尤其是与帝制时代的中国相比,即使是最专制的西欧君主,其权力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或制约,不能称为绝对专制主义。以下两个例证,就是真正“绝对专制”主义的帝制中国的君民都无法想象的。

公元11世纪,神圣罗马国皇帝亨利四世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将国内教会主教的任命,划归自己的权限。此举招致罗马教皇反对,教廷令其改正。皇帝拒绝,于是教廷下令开除其教籍。当时人无教籍或非基督徒,等同恶棍,于是国内诸侯遂解除对皇帝的效忠誓约,起兵反抗。皇帝无奈,遂往罗马求赦。教皇格利高里七世不在罗马,正在山间卡诺莎城堡休息。亨利四世遂往山间,时值大雪严寒,遂披毡赤足,在城堡门外雪地中站立三日,以示忏悔,方得教皇赦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城堡事件”。

公元16世纪,曾休妻杀妻共达五人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求迎娶一新教徒为妻,不得不向教廷申请离婚,因不获批准而导致了所谓英国宗教改革。此事乃因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帝王亦不例外,即使以骄横著称的亨利八世亦同平民一样,要受到教会制度的限制。

这两个故事,只是西欧史上无数“政教折冲”事件中的两例,但已可看出西欧君主专制的有限。而这种专制权力受到制约的原因,主要就是基督教的观念影响和制度作用。

在观念方面,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在世俗社会、政治领域中,人是有等级差别,但在精神或灵性领域中,人人都是上帝儿女,不能由人间君王统治,这就是圣经所谓“凯撒(皇帝)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含义。另外,世人都有罪性,即人人都有作恶的可能性存在,君王亦不例外(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皇帝绝非“天子”),所以在上帝面前亦得低头,在精神或灵性方面亦须谦卑。这就在观念上抑制了专制主义向绝对方向的发展。

在制度方面,教会的存在本身就为上述观念的普及和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点在与儒家的对比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上,敢于向“昏君”直谏甚至“死谏”的儒生、“士大夫”或“君子”代不乏人,儒家在观念上也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提倡“为民请命”。但是,由于只靠个人人格的支撑,没有制度设计的保障,历史上所有想要限制专制权力的行动,总体上毫无成功的可能,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以群体的悲剧而告终(明朝的“大礼仪”事件和清朝的“文字狱”只是其中两个显例而已)。更何况在帝制时代,儒家甚至在观念上也为自己设置了牢笼,而为绝对专制主义留下了无限制的空间——所谓“君为臣纲”,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说法,成了导致其“奴才化”的主导原则。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基督教上述观念的主导下,在独立教会制度的保障下,即使君王对“直谏”的教士必欲除之而后快,也不能像明清皇帝那样直接下旨“抄家”、“凌迟”,甚至杖毙朝廷之上,而只能象英国国王对待贝克特(Becket)主教那样,偷偷摸摸派人去暗杀。更何况还有像马丁·路德那样,在皇帝面前当众宣告“寸步不让”(Here I stand)然后扬长而去继续著书立说至死的例子。

基督教对议会宪政的塑造作用,直接体现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宪章》(Magna Carta)的产生过程中。在12世纪,大约与南宋皇帝赵构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杀害功臣岳飞父子及部将的同时,英国教士和贵族联合起来,迫使暴君“无地王”约翰签署了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宣言”的《大宪章》。其中的几十条条款包括国王不能逮捕或监禁未证明犯罪的臣民,国王的手下取用人民的物品必须付费等等;甚至还规定国王如果违反承诺,任何人(包括拥有独立武装的各级贵族)都可以抢夺国王的庄园财产等等;以作报偿!而这份文件的开头条款,即关于保障教会独立、教士任命不受国王辖制等内容。这些主导性的内容,实质上就是基督教会与世俗政权长期相互制衡在制度结构和国家基本法(“宪法”,英文作Constitution,本意为“结构”,即构成一事物的诸元素或构成一民族的各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承认。

尽管约翰王后来几次翻悔赖帐,这份文件却奠定了后世英国以至现代议会宪政的基础。因为国王每逢国家大事(税收、战争等等),必须召集教士和各级贵族商议,不能专权擅断,这就形成了所谓国会或议会制度。事实上,英国的议会宪政,在此意义上并不是在17世纪的流血革命后才产生的,而是在中世纪就有了雏型,或有了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甚至连确立议会宪政的17世纪英国革命本身,也同清教徒基于其信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活动密不可分。总之,这一切,都同基督教有直接的关系。

议会宪政历史的另一个划时代事件,是18世纪的美国革命。一般人常常把这场革命归结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但是,这一看法并不全面。

的确,启蒙哲学家们在应用批判理性和提倡自由时,自始至终都怀着要产生实际结果的目的。美洲殖民地的反叛引起了他们殷切的期望。甚至在独立战争得到胜利之前,杜尔戈[1]就写道:美国人民是‘人类的希望;他们很可能成为人类的表率。’”[2]

确实,由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推到顶峰的人文主义理想,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实现机会——在一个没有传统的历史包袱制约,远离复杂的欧洲民族关系,由彼此平等的难民移民组成的全新社群中,按照三百年来无数思想家所论证过的理性设计来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机会。美国的国父们,也即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都是启蒙运动理想的传人。他们把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则,

 


[1] A. R. J. 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贸易,科学农耕,税收改革。古典经济学先驱之一。

[2]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