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议会宪政 – 何光沪

美国革命的思想确实是接受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人文理性主义,但是从深处去看,基督教思想中对人性堕落的警觉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美国国父们1787年在费城草拟宪法时就带着这种对人性幽暗的意识,因此他们对新国家的理想主义并不脱离对人性的现实感。对此,英国史学家布莱斯(James Bryce)写道:“美国政府是这样一批人的作品,这些人相信人的原罪,决心对犯规作恶者关上一切他们有可能关上的大门。……美国宪法的目标,看来与其说是要靠得到一个好政府达到一些共同的大目标,还不如说是要防止那样一些坏事情,那些坏事情不仅会来自一个坏政府,而且会来自任何一个强大得足以威胁原来存在的各个社群和公民个人的政府。”[1]

在对美国宪法制定影响甚大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被称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James Madison)写道:结党营私是人类的通性,必须正视人性的丑恶面,“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2]正因为有这种源于基督宗教的现实而清醒的人性观,美国国父们遂致力于防止政府权力集中,因为集中于个人会导致独裁专政而压制所有人,集中于群体会造成集体专政而压制少数人,所以必须采取“权力分置,互相制衡”的制度,使各人的自私自利可以互相牵制抵消而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显然,其中既有清晰的理性论证,更有基本的人性判断,而这种对人性堕落与罪性的清醒判断,则同早期美国清教徒社会热烈而单纯的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革命在十八世纪末期爆发之后的过激和因之而来的恐怖、短命和反复动荡。

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中,法国有最为悠久的历史,最为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最先觉醒的民族意识,并且在综合国力方面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法国革命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财政、阶级对抗等等原因而于1789年爆发之后,很快就演变为激烈的群众煽动和阶级仇恨,“接着又是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造成了革命法庭判罪和处决了大约两万名男女,在狱中杀死的又有两万人”,[3]最后发展到革命领导人本身也被不断地推翻和处死,[4]由此而使全欧洲空前震惊,并以拿破仑帝国的专制和王室的复辟而告终,不得不把法国社会所需的诸多改革推到十九世纪去完成。

同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一样,法国革命的领导人,也可以称为启蒙运动之子,同美国国父们一样,他们也把“公民”、“人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启蒙运动的理念作为自己事业的目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场相去不远的革命竟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当然,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既涉及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大背景,又涉及单个领袖的气质、思想和作风,群众的集体心态,甚至涉及历史的诸多偶然因素。对此已有无数的历史学家作出了无数的论述和解释。在这里,我想只就我们的主题,提出

 


[1] 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York, 1889), vol.Ⅰ,p.306.

[2] 同上。

[3]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25页。

[4] 即史学家所谓“革命吞噬它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