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议会宪政 – 何光沪

也许并非不重要的一点,即,这两场革命的领导人和参与者对于基督宗教、对于基督宗教与人文精神之关系的理解和态度不同。

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对基督宗教及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态度,前已述及,尽管是非传统的,但仍是正面的、肯定的、有些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们心中的基督教人性观对于在政治上实现人文主义的原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这场革命参与者的美国民众,则基本上是单纯而虔诚的清教徒。

在法国革命中,仍然可称为虔诚基督徒的主要人群即广大农民、部分贵族和教士,是反对革命的。而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即所谓第三等级,多半是受理性主义影响而怀疑宗教、反对教会的中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袖也多半是强调理性至上的那一部分启蒙思想的信奉者。在这种形势下,这场革命会带有反教会甚至某些反基督宗教的特征,就几乎是必然的了。而这一特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革命领袖们1792年下令关闭教堂,废除基督教历法和安息日制度,在巴黎圣母院中供奉“理性女神”,并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理性神殿”,还宣布神殿开张之日为大肆庆祝的节日。[1]

这种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的“宗教革命”十分短命,而恢复全国传统的基督宗教(天主教)活动的人,正是那位在全欧洲传播革命和启蒙原则,与全欧洲反动力量进行血战的拿破仑。所有这些疾风暴雨式的历史事变告诉我们,雅各宾派所代表的法国革命中的反基督宗教的倾向,也许正是其中的荒谬现象的荒谬原因。因为真正的理性本不应与真正的信仰冲突,真正的人文主义也不应与真正的基督信仰冲突。[2]

启蒙运动并不象许多人解释或理解的那样,仅仅以狭义的理性为主导的思想,它的重要思想还包括重视人的经验、情感和来自超越者的良知和自由,而后面这些东西,既是人文主义所珍视的,也是基督宗教所重视的。基督宗教对这些东西提供的神圣核准,乃是它与人文精神相一致的深刻根据。

即使是理性本身,尽管在十八世纪时主要被用于对外界权威的批判,也随着以后历史的发展而逐步转向了对理性自身和人的当下存在的批判。[3]因此,启蒙运动也指向了对自身的问题,对所谓现代性问题的解答。因为不断的反省和批判,会使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包括理性的局限。对这局限的意识,包含在基督信仰之中,但却未必包含在人文主义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基督宗教不但为人文主义提供了神圣的核准,而且还提供了必须的补充。就我们在此的话题,即议会宪政的思想基础而言,这种基础不但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还有基督宗教的信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对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的制度保障,即议会宪政的产生,基督教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在我们引用过的“Enlightenment Reader”一书第168~173页载有当时的人对这个节日的生动描述。

[2] 布洛克指出:“不论是世俗派还是原教旨派有时提出的世俗主义代表人文主义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就象把原教旨主义说成是代表宗教一样。”(第241页。)“我认为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若与相信宇宙中存在一个比我们自己伟大的力量并可以指望它给我们帮助这一信仰相结合,我们的处境就会比——用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说——听任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冷漠或敌意的宇宙中保持这些价值观这样的处境要强得多。”(第248页。)

[3] 这一点在从康德到福柯的思想中均可见到(参见福柯:《论何谓启蒙》(《联经思想集刊(一) 》,台北,联经,1988年,页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