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议会宪政 – 何光沪

认为人们借助于科学的原理便能解释万物的主张,是极为狂妄自傲的臆断。他认为,理性过程的最后一步,就是承认事物的无限性是超越理性的。

波义耳也认为,当经验与理性的理论相悖时,放弃理论才是明智的。自然的偶然性排除了科学所具有的任何逻辑必然性的特征,因为自然法则是上帝任意地确立起来的。“人类不该询问上帝能够做些什么,而应探知上帝确实已经做了什么。”[1]波义耳认为,科学家发现自然中有许多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因此他们接受“庸俗哲学家”不相信的事物,而“庸俗哲学家”却认为与自己的哲学不相符的事物就不可能是真实的。波义耳还认为,实验科学是宗教的盟友,甚至受宗教的指导,斗争仅仅存在于以思辩玄学为一方,以宗教和科学为另一方之间。科学和宗教都承认人类有限的智慧只有借助“上帝的作品和启示”所提供的模式,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2]当然,波义耳所说的宗教,乃是指基督教。

最后,我们仍然以牛顿在这方面的思想作结。正如霍伊卡所说,牛顿的经验主义与培根、帕斯卡、波义耳等人的经验主义一样,也具有神学的背景。[3]在科茨为牛顿被誉为现代科学诞生的两大标志之一[4]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第二版所作的序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仅仅是由于上帝的绝对自由的意志才得以出现。……从这一本原中……涌流出我们称之为自然法则的(那种东西),其中确实显露出许多最聪明的设计创造的踪迹,然而

 


[1] 同上书,第59页。

[2] 同上书,第61页。

[3] 同上书,第61页。

[4] 另一标志是伽利略的《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Roger Cotes(1682~1716)是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曾赞助出版了牛顿的《原理》一书,并为之撰写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