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对公共价值的迎拒与商议 – 赖品超

为强化大学的行政效率以提升竞争力,倾向于将大学的主要行政人员、尤其学院院长(Dean),由选举(elected)变为委任(appointed),以方便从上而下的决策得以顺利贯彻。结果是大学的行政决策,不必经太多的公开讨论,只需由小数人决定并从上而下地强力推行。这种在高等教育界之变得越来越行政主导/霸道的趋势,可说是代表了某一种的价值压倒了另一种的价值,就是企业文化(enterprise culture)压倒了民主;依此,大学的奋斗目标,已变为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多过是成为民主制度或公民社会的典范或支柱。正如罗拔士(Richard H. Roberts)指出及抨击,这种运作模式是不利于公开的、民主的讨论,并且是与麦金泰尔所讲的大学的理念背道而驰。[1]

德科斯塔提出,现代大学基本上是启蒙运动、世俗的现代性的产物,在种种的操作背后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神学在现代的大学是没有适当的生存空间。[2] 世俗大学中对宗教的研究往往是一种世俗的宗教研究(secular religious studies),标榜的是一种中立、抽离而容观的研究;在这种大学中,神学很容易变成这一种的宗教研究,德科斯塔称之为现代神学的被掳巴比伦(Theology’s Babylonian Captivity)。[3]德科斯塔不是要否定宗教研究在大学的存在,[4]更不是主张神学从大学分离出来。[5] 德科斯塔所主张的是,由于神学是传统特定的,它是教会性的、甚至是宗派性(denominational)的,它的最佳归宿是宗派性大学,在其中可发展出一种神学性的宗教研究(theological religious studies),它不会以世俗的要求作为探究方法的起点、就如在宗教现象学所说的悬搁,而是容让神学性的探讨可以出现,并让对世界宗教的研究成为神学课程内的一部份。德科斯塔这种主张,表面上看是有教派性(sectarian)之嫌,而他自己也不介意用教派主义(sectarianism)来形容自己的主张。[6]但他所讲的,不是一般带贬意的、只顾教派利益而漠视大众或大公教会的教派主义,而是一种他所说的“良好的教派主义”(good sectarianism),而德科斯塔更是力图说明为何这种宗派性甚至教派性的大学,才能最有效地贡献于公众利益(common good)。[7]

德科斯塔认为,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所倡导的是宗教上的多元(religious plurality)与社会上的多样化(diversity in society);他所欲见到的,也恰恰是多元主

 


[1]详参:Richard H. Roberts, Religion, Theolog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86-110.

[2] 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3.

[3] 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p.1-37.

[4] 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4.

[5] 认为应把神学留在神学院而不应放在大学的主张,参: D. G. Hart, The University Gets Religion: Religious Studie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p.77-91.

[7] 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p.21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