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对公共价值的迎拒与商议 – 赖品超

义的真正繁盛(true flourishing of pluralism),而不是被现代性所驯服的多元(domesticated plurality regulated by modernity);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是要透过帮助宗教团体忠诚地学习及实践其传统,方能最好地达至这些目的,而具体措施之一,就是让另类的、例如宗派性的大学出现。 [1]德科斯塔甚至提出,政府用公帑去支持这种宗教派性的大学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种宗教派性大学的存在,将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上的多元化。[2]

正如德科斯塔也承认,他的建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虽然不至于完全不可能或无法实践,但仍是有点乌托邦色彩。[3]面对现实,德科斯塔的建议在实行上,是会面对不少的问题。建立一所宗派性的大学所需要的资财是很多宗教团体都感吃力的,尤其对教徒人数不多、经济能力有限的宗教团体而言。若是要依赖政府的支持,政府如何可以公平地支持不同的宗教以至宗派办的大学,也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再从理论上考虑,若要符合麦金泰尔的模式,不一定是一种宗教性、甚至是宗派性的大学;也可以是在同一所大学中,容让不同的宗教的观点、那怕是教派性甚至是排斥性的观点互相角逐。正如海曼(Gavin Hyman)便是依麦金泰尔的模式而提出,宗教研究学系应成为一个角逐论述的群体(community of contested discourses)。[4] 这不一定是在大学之间的角逐,而也可以是同一学系之内。

以笔者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为例,在过去数年间,透过与不同宗教团体的合作,建立的数个研究中心及/或增聘了相关的教授,包括天主教研中心、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印度宗教与文化的教席等,当然更有由基督新教多个宗派所联合建立的崇基学院神学院、及其所支持的基督教研究中心。这使得学系在教研以至文化活动上,很难停留在一种自由主义的现代大学所向往或假装的一个中立的空间,而是变得更为接近于麦金泰尔所指向的后自由模式。因此,一个更为具现实性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是,不仅是在一个世俗的大学中的神学与宗教研究有何关系的问题,而是来自不同的宗教传统的互相角逐。

事实上,虽然近年有不少的学者提出类似的对世俗大学的批判,认为世俗的大学未能有效地响应社会以至学生个人对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的探讨的需要,甚至提出世俗大学的没落的讲法,[5]然而这种转变仍遇到不少的阻力。以哈佛大学为例,因应百分之七十一的入学新生表示他们参与宗教活动并会选修有关宗教的科

 


[1] 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p.33.

[2] 详参: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p.77-111.

[3] 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p.217-218.

[4] Gavin Hyma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the Return of The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2 (2004), pp.195-219.

[5] C. John Sommerville, The Decline of the Secular Un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