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对公共价值的迎拒与商议 – 赖品超

目,大学的新课程的委员会也建议设立“理性与信仰”(faith and reason)的科目,但这一建议却遭受一些教授的抗拒,认为这会使信仰与理性作为两条平行而平等的认知路线,而大学应是关于单纯的理性而已矣,最后委员会作出协妥,将科目的名称改为“文化与信仰”(culture and belief)。[1] 此外,在宗教研究领域中也出现了一种神学的回归,但对这种趋势加以抗拒的也不少。[2]

如按照德科斯塔的推理,世俗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以至无神论者,也可同样地要求有体现他们的信念的“教派性”大学,因此按照德科斯塔的理论世俗的大学仍会继续下去。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是,那些已在世俗大学中任教而有信仰的教授,如不全部自动辞职,便要面对在世俗大学中处理宗教研究与神学的关系的问题。德科斯塔也相当务实地提出,在仍未真正建立天主教大学之前,“在此当下,基督宗教徒可以成为在世俗大学中的宣教士(missionaries)。” [3]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更为踏实并且更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在世俗大学中处理宗教研究与神学的关系,以及不同宗教对真理的宣称的问题;应该先问的,是如何在世俗大学中作宣教士,而不是应否、能否及如何建立天主教大学的问题。

从德科斯塔对大学以及大学中的宗教研究的讨论,我们可以一再看见与他对宗教多元及两性平等的问题,基本是有着同一种的模式。就是一方面对既定的公共价值有所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否定那些貌似中立和普世、实则企图抹煞不同传统间的差异的进路,代之以传统特定的进路,并力图证明如此方能真正、更好或更有效地成就相关之公共价值。这种进路令人想起十九世纪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也面对类似的问题,而他的响应是: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想法,认为基督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使人们都成为社会里面的善良分子、诚实、正直、勤谨而又品行端正;如果基督教会在这一方面没有成功,它便算是未尽责任,应该引以为耻。这是多么荒谬的一种论调阿!...如果教会仅以使人成为国家的善良份子这件事为任务,这种讨论当然很有理的;但是,如果教会的各种礼仪、宣讲、经文与经诲等等的总目标,是在乎拯救上帝的选民,在乎不仅以人为准则,而且以上帝为准则地培养那真正善良的灵魂,并使之臻于圆满;...那末,教会毋宁是在它既经拯救了那少数人之后,便算尽了天职了;然而,如果它藉上帝的恩而始终依据那高一等的目的,使大多数人也受到约束,受到感化,并且有所觉悟,那末,它可说是比尽天职更胜一筹了。”[4]

 


[1] 参:Jeremy Caplan, “As Harvard Goes….” Time, March 5, 2007, pp. 45.

[2] 对此一趋势的抗拒,参: Donald Wieb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1999).

[3] Gavin D’Costa, Theology in the Public Square, p.217.

[4] 纽曼,〈论教会〉,载:许牧世、赵世泽编,徐庆誉等译,《纽曼选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1年再版),页437-438。详参:赖品超,〈从纽曼看世俗化处境中的基督宗教〉,卓新平、许志伟编:《基督宗教研究.第六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页21-41;另载:赖品超,《传承与转化:基督教神学与诸文化传统》(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6年),页127-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