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 – 赵林

的潜在冲突[1]。面对着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冲突,一部分坚持“原教旨主义”态度的基督徒采取了远离凡尘的偏激方式,坚决与同流合污的现象一刀两断,从而导致了修道运动的产生与发展;而更多较为温和的基督徒们则选择了安于现状,尽量使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与罗马的文化环境相适应,通过一种妥协的方式来实现基督教在罗马的本土化认同。

公元5世纪的日耳曼蛮族大入侵活动结束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尴尬的本土化过程[2],入主罗马帝国并且各据一方的蛮族入侵者不仅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城市建筑和组织机构,而且也把根基深厚的希腊罗马文化毁坏殆尽。这样一来,唯一幸存下来的基督教就由于失去了文化上的劲敌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已经在罗马世界中完成了普世化过程的基督教又开始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性问题,这就是如何通过对入侵蛮族的教化来实现整个欧洲世界——不仅包括原罗马帝国的疆域、而且还包括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前居住的多瑙河、莱茵河彼岸的广大地区——的普遍皈依?这就是基督教在公元5世纪以后所要开展的新一轮普世化和本土化过程。

日耳曼蛮族对基督教的皈依正如同基督教的希腊罗马化一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是,基督教现在所面对的已不再是一个比自己更加文明、更加具有组织化和行政经验的罗马帝国,而是一群刚刚走出史前蒙昧状态的野蛮入侵者。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会的身份就由希腊罗马世界中的一个幼稚学生变成了蛮族王国中的一个启蒙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日耳曼蛮族的文明化过程是与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同时发生的,正是基督教会这个野蛮世界中的唯一的文明教师,用信仰的圣水冲涤了日耳曼蛮族身上的暴戾之气,使他们踏上了文明教化的道路,从而开启了基督教文明的历史[3]

相比而言,基督教对日耳曼蛮族的“征服”过程要比它对希腊罗马世界的“渗透”过程和平顺利得多,为信仰而殉道的现象很少发生,罗马教会通过与蛮族王侯们的联合,以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完成了对日耳曼蛮族的精神改造工作,使后者从原始宗教的信奉者或者阿里乌派信徒皈依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公元496年,蛮族王国中最强大的法兰克王国的首领克洛维带领3000名随从在兰斯受洗,正式皈依罗马天主教。此后,勃艮第人于517年放弃阿里乌派的宗教信仰,西哥特国王雷克雷德587年宣布改信正统派基督教,较晚进入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于590—660年间逐渐皈依了罗马教会,英格兰国王奥斯维在663年主持召开惠特比宗教会议确认了罗马教会的正统性。在信奉阿里乌派异端方面表现得最为顽固的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也在查士丁尼的复辟活动中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已经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等地一劳永逸地得到了确立。稍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和穆斯林的西进,北非虽然退出了基督教世界,但是这个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老是与罗马教会格格不入的地区的退出不仅没有削弱罗马教会的权威性,反而使得罗马教会可以专心致志地来经营西欧的宗教事务。到了公元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和匈牙利、波兰、俄罗斯也纷纷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信仰(包括罗马公教和希腊正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从拜占庭到不列颠、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地区的精神生

 


[1] 爱德华·吉本曾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写道:“如果一个异教朋友(也许在打喷嚏的时候)按一般习惯说一声‘朱庇特保佑你’,一个基督教徒便应该对这把朱庇特视为神灵的说法表示抗议。”(参见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9页。)可想而知,类似的文化冲突在当时数不胜数。

[2] 但是基督教与罗马文化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蛮族的入侵而彻底消除,在整个中世纪的西欧,上帝与“恺撒”的冲突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它典型地表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教俗之争中。

[3] 西方史学界往往把希腊罗马文明称为古典文明,而把日耳曼蛮族皈依以后的历史称为基督教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