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 – 赵林

活和社会生活中。

当基督教最初向罗马帝国境内渗透时,艰难困苦的地下发展环境使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从尼西亚公会议开始,已经获得合法地位的基督教力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统一。在中世纪,虽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导致了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彻底决裂,但是在西欧内部,随着蛮族的普遍皈依,罗马天主教会终于实现了统一教会和统一教义的宏伟理想。统一教会和统一教义把基督教的普世化运动在西欧范围内推向了极端,但是它同时也由于忽略了本土化要求而导致了种种弊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暴虐和道德堕落,与铁板一块的教会统治以及无限膨胀的教会权力有着直接的关系。罗马天主教廷长期掌握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南部法国人手里,这些拉丁文化圈的统治者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地盘剥、欺压贫穷愚昧的北方日耳曼人;各种宗教仪式上统一使用的是拉丁文,而这种高雅的文字是缺乏教养的北方蛮子完全听不懂的。宗教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虔诚淳朴的北方民族所信仰的是一种自己根本不理解的宗教。这种分裂就其实质而言正是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分裂——基督教作为一种全欧洲人民普遍信仰的宗教,并没有把它的根基真正地扎入各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它只是罗马天主教,是罗马人(即拉丁民族)的宗教,而不是德意志、英格兰、尼德兰等日耳曼民族的宗教。这种普世化与本土化相分裂的状况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将北方民族置于一种低人一等的地位,久而久之就在他们心中激发起一种被愚弄的愤慨。这种民族的隔阂与教会的腐败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罗素认为,宗教改革是北方民族对罗马教会的专制统治的一种反抗,“民族的动机、经济的动机和道德的动机都结合在一起,就格外加强了对罗马的反叛……由于这一切的原因,所以路德的神学改革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既受统治者欢迎,也受人民欢迎。”[1]

如果说罗马天主教是统一的,那么基督新教恰恰是分裂的,它造成了现代西方社会中各种宗教教派和平共存的景象。从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宗教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使已经在西欧普世化了的基督教实现本土化,使之成为适合不同文化处境的民族宗教和个性化宗教。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结果是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导致了天主教阵营与新教阵营之间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从16世纪中叶一直到17世纪中叶,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欧的基督教徒们为了不同的教派归属和宗教信仰而相互杀戮,其酷烈程度丝毫也不逊色于中世纪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即使在168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宗教冲突也并没有完全平息,宗教迫害仍然在欧洲文明世界中肆行。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普遍的宗教宽容逐渐取代了宗教歧视和暴力冲突,天主教和新教各教派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开始寻求相互理解。教义的狭隘性被突破和超越了,统一教会和统一教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基督教各教派林立的现代西方社会中,宗教宽容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基本共识。这种宽容不仅是组织(即教派归属)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的,即对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不同理解方式的宽容。基督教的信仰和基本教义虽然具有自身的本质规定性,但是基督徒们对它的理解与表达却可以是多元的和相对的。圣言的发布者是独一的,圣言的倾听者却是众多的。基督真理的至上性和优越性恰恰表现在它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启示。就此而言,基督教的普世性恰恰体现在它的本土化或处境化之中。在经历了康德、施莱尔马赫等思想家的现代化阐释之后,基督教信仰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纯粹个人的内在生活,成为自由心灵的道德自觉和情感体验。人既然只有在自由中才能与上帝真正相遇,那么基督徒对于基督真理的领悟也只有以一种自由的方式才能真正实现。

基督教在欧洲范围内的普世化和本土化运动必然导致它向欧洲以外地域的传播与扩展。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在尼西亚公会议和以弗所公会议之后,遭到正统教会谴责的基督教异端教派就开始向罗马帝国境外的地区谋求生存和发展。阿里乌派深入到罗马境外的日耳曼蛮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聂斯脱利派则通过叙利亚和波斯而辗转传播到中国(即唐代的景教)。在宗教改革时期,遭受了沉重打击的罗马天主教在顽强抵御新教势力向南部欧洲扩张的同时,也开展了对东方的传教活动,其中最有成效的当属耶稣会,那些具有坚定信仰和顽强意志的耶稣会传教士们把基督教信仰传播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广大地区。在15世纪兴起的地理大发现活动中,西方的探险家们怀着到异国他乡去发财致富和传扬上帝福音的理想,将足迹踏遍了地球上所在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他们在从美洲、非洲、亚洲获取财富和建立殖民地的同时,也把基督教信仰带给了当地的人民。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说道:“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有的那种财富。”[2]

从16世纪开始,基督教向欧洲以外地区的传教活动就与西方各国——先是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继而是荷兰、英国、法国等——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复杂地纠合在一起,构成了全球西方化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毋庸讳言,基督教会在西方列强的全球殖民化运动中确曾扮演过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正如它在中世纪历史中曾经犯下了许多令人震惊的罪恶一样。但是这些劣迹是与基督教的真精神背道而驰的,它们在今天不仅遭到了非西方世界的广大民众、而且也遭到了西方世界中一切具有良知和爱心的基督徒的共同谴责。

在基督教向全球范围传播的过程中,那些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传教士们到来时仍然处于原始蛮荒状态中的地区,如美洲、澳洲和非洲的部分区域,很快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及其所包含的西方文化内涵,加入到基督教大家庭中。其情形与当年日耳曼蛮族迅速皈依基督教信仰的情况非常相似。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民众缺乏一种足以与基督教相抗衡的文明化的宗教形态。当西方传教士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仍然处于半开化的蒙昧状态,他们是在基督教的启蒙之下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因此基督教信仰已经深深地渗透在他们的精神血脉之中。然而对于那些有着较为悠久的文明传统和根深蒂固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地区,如伊斯兰教世界、佛教—印度教世界和儒家伦理世界,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则要艰难坎坷得多。那些世代信奉穆罕默德、孔子、释伽牟尼或者梵天的东方文明世界中的民众们,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抵制。基督教在这些地区所遭遇到的文化隔阂,就如同基督教当年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境况一样,虽然此时的基督教已经不是以一种弱势、而是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出现在东方世界中,但是那样无处不在的文化抵牾,却是同样深刻尖锐的。

正是因为基督教的全球化传播与西方列强的殖民化运动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当东方各国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而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基督教信仰在这些地区和国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政治上的独立、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往往是一种文化上的复兴和重建要求。但是,在从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暂时压制和减弱了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东方各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由美国和苏联所操纵的冷战旋涡之中。到了20世纪末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垒消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复兴传统文化和宗教信

 


[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页。

[2]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