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 – 赵林

以振兴,其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就会迅速复苏。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基督教信仰在亚洲的缓慢发展[1]

简要回顾一下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将有助于思考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公元431年,以弗所公会议谴责了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的基督“二性二位说”(Theory of Two Natures and Two Persons),一批追随其观点的信徒为了逃避正统教会的迫害而向东逃亡,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继续传教,后来途经波斯进入中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等人来到长安译经传教,并建立了波斯寺(后称大秦寺),时人称其教为“景教”。781年,景教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由波斯传入中国的活动和基督教教义,并号称其教“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但是在唐代中国人的眼里,景教通常被视为西域佛教之一支,对于其中教理也不甚明了,因此影响甚微。唐武宗时,由于受灭佛的牵连,景教也遭殃及,二千多名教士被放逐,景教从此不复闻于中原。

基督教第二次入华传教和建立教堂是在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在此之前,当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横扫欧亚大陆、威逼西欧时,罗马教皇和欧洲各国君主深感惊恐不安。他们一方面组织“抗蒙十字军”准备抵御来自亚洲的“黄祸”,一方面则派遣传教士来东方,试图以上帝的名义来感化蒙古入侵者。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后,由于受到中华礼义之邦文化的熏陶,对待天主教的态度较为温和。通过马可·波罗父子两度穿针引线,忽必烈1269年写信给罗马教皇,请他选送100名通晓“七艺”(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学、几何学、音乐、天文学)的传教士来华传教。忽必烈此举只是为了学习基督徒的知识,而非热爱其信仰。二十多年以后,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奉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来到元大都(北京),开始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几年以后又建立了教堂。据孟高维诺所述,当时“受洗者达六千余人”。稍后又有西方传教士安德鲁在泉州修建了天主教堂,从此北京和泉州就成为元代天主教传教活动的两个主要据点。

天主教在元代被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为蒙古语,原意为“有福缘的人”),它曾一度被某些蒙古显贵所信奉,故而发展势头较佳。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迅速低落下去。推翻了异族统治的明朝人以正统的大汉子民自居,对于一切外来文化均采取排拒态度,从而导致了数百年之久的闭关自守。同时由于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崛起和阿拉伯人对红海与波斯湾的控制,使得欧洲到中国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中断,客观上也阻止了基督教势力的东渐。元代“也里可温”教的传教活动和唐代的景教一样,与中国儒家伦理规范并未发生正面的碰撞,对于中国文化亦未造成任何深远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是一次无声无息和毫无结果的文化接触。

明朝后期利玛窦等人的来华传教揭开了基督教东渐的新历程,同时也标志着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式交锋。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活动的开展,海上交通大开,西方人士皆视中国、印度为富庶宝地,争相扬帆东来。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也随之兴旺起来。利玛窦在意大利时就饱览群书,精通西学。来华后数十载潜心钻研六经,参悟儒学精义,并

 


[1] 在这方面,在亚洲也能发现一些可以相互对照并且耐人寻味的现象,例如在亚洲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的中心地区,基督教信仰或者根本无法发展(如在阿拉伯地区),或者一波三折、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如在印度和中国);然而在其边缘地区,如菲律宾和韩国等地,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却比较乐观。此外,我们也可以把基督教在日本与韩国、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不同发展情况进行对照性研究,同样可以得出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