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 – 赵林

且在京中广结贤能,讲学译书,深得京都名公巨卿之欢心。利玛窦谙识异源文化交流荟萃之微妙,故而能入境随俗,广引儒学思想印证《圣经》之言。“常取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又取《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诸语,与《圣经》之言相比附。至于祭天、祀祖、拜孔等仪节,教中称为拜偶像者,亦听教徒参加,不予禁阻,且善为之说辞。”[1]这样自然使得基督教易于为时人所接受,利玛窦本人也深得京都贤达的欢心,被誉为“深契吾儒理”,“飘然自儒风”的雅士。在其苦心经营下,教会势力在中国得以兴盛。到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开教之地已有北京、肇庆、南雄、南昌、韶州、南都等地。

利玛窦死后,耶稣会修士龙华民继掌中国教务。他一改利玛窦的宽容政策,拘泥于《圣经》诫命和天主教教规,禁止中国信教者参加祭天、祀祖和拜孔仪式。罗马教廷也时时严令教徒不许敬拜偶像。这样一来,基督教信仰势必就与儒家伦理规范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那些本来就视基督教为异端邪说的反教人士,更是以维护儒家纲纪伦常为由对天主教进行猛烈抨击,一时间反教呼声大作。时人列举了天主教会的四大罪状:其一是西洋人士借传教之名散处中国,有窥伺之嫌;其二是天主教主张毁弃祖宗祭祀,教之不孝,有背名教;其三是西人私习历法,有乖律例,创立邪说,混淆视听;其四是天主教会中擦圣油、洒圣水,混聚男女于一室,伤风败俗,扰乱纲纪。朝廷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颁发禁教令,迫令西方传教士归国,基督教在华的势力从此一落千丈。

康熙年间的教仪之争是中西文化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这场冲突的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敬天、祭孔和拜祖习俗。1704年,罗马教皇克利门得十一世针对在华传教事务颁布了教廷敕令,明确禁止中国天主教徒进行敬天、祭孔和拜祖活动,要求废除丧葬之礼和其它宗法礼仪,不许供奉各种神位灵牌。该敕令大大地激怒了康熙皇帝,他针锋相对,以强盛的国力作为后盾,对一切反对敬天、祭孔、拜祖礼仪的西洋传教士毫不留情地予以驱逐和囚禁。雍正继任皇位后,因其同宗政敌苏努父子均信奉天主教,故而对天主教甚有恶感;又因有西洋传教士参与八卦教阴谋逆叛之嫌疑,及各地官员的反教呼声,所以决定对传教活动严加限制,命令各地官府禁止传教信教,封闭教堂,驱逐西洋传教士。经此一劫,中国天主教会——无论是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还是耶稣会——元气大伤,传教活动再度转入地下,直到乾嘉之世,亦无起色,总是在朝廷时紧时松的政策夹缝中苟延残喘。若非西方各国在道光以后以坚船利炮作为后盾强行推广基督教信仰,天主教以及稍后传入的新教在中国也只能落得与唐代之景教、元代之“也里可温”教一样无声无阒自行消亡的下场。

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文化方面的巨大隔阂,基督教信仰始终无法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相契合。虽然一部分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持一种同情的理解态度,在穷山僻壤的边陲之地,一些具有殉道意识和奉献精神的西方传教士通过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也赢得了一批下层民众的信赖,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基督教即便不是一种洪水猛兽式的怪物,也是一种格格不入的异类。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仍然把基督教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洋教”,反教的呼声随着中国殖民化程度的加深而日益强烈。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视又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两大阵营的对垒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政治宣传的误导下,满脑子阶级斗争意识的中国人简单而粗暴地把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等同起来,以至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基督教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为全民共伐之的妖魔鬼怪。

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也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兴旺起来。与1978年以前甚至1949年以前的情况相比,当今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和教会规模都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繁盛的状况。据统计,1900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为120万左右,1949年达到500万左右;此后由于政治原因而急剧下降,到1978年以后开始迅猛增长,到2000年时约为5000万[2],比1949年时增长了十倍。但是,这种繁盛状况只是相对而言的,无论是从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来看,还是从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来看,都远远无法与拉丁美洲或者非洲的情况相比。按照5000万这个折衷数据来计算,基督徒在中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约为4%,明显低于基督徒占亚洲人口总数的平均水平(8%左右),更遑论与其他各洲的比例相比了。而从中国基督徒的社会成分来看,明显地存在着所谓“四多”现象,即农村人多、文盲或低文化水平的人多,老人多和妇女多,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弱势化特点[3]。至于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未来前景问题,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其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

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之主流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不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儒家文化强调以内心之仁为本,将仁义礼智确立为与生俱来的四个良端,主张人性本善,提倡由内向外以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人生道路(即《大学》所提出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故而人生在世,只须修身养性,发掘内心固有之善端,完全不必向外求诸于神灵的救赎。传统儒家的这种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显然是与建立在原罪与救赎理论之上的基督教信仰格格不入的。此外,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民众对待宗教信仰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任何宗教必须具有立竿见影、有求必应的效能,否则就会遭到冷落。缺乏罪感和过于功利,这两种传统因素的影响使得基督教信仰很难在中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代中国社会,对于大多数知识份子来说,儒家“为仁由己”的信念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仍然深入人心,从而使他们难以接受基督教的救赎观念;而在民间老百姓中,根深蒂固的实用化取向不仅使得基督教在与中国各种本土宗教的竞争中难以具有明显的优势――由此造成了今天中国农村中基督教堂与佛教寺庙、道观、土地庙以及各种宗教崇拜场所相互并存并且激烈竞争的现象――而且还会致使基督教信仰逐渐丧失掉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思想内涵,日益与各种传统的功利性巫术和迷信相合流。

其二是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共产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共产党的一种政治信仰,在宗教方面具有无神论的特点。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和纪律的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任何宗教。由于掌握中国政治、经济资源的精英分子大多加入到共产党的组织之中,所以基督教信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很难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中获得长足的发展,而只能局限于在一些弱势人群中传播和发展(这也是导致中国基督徒的“四多”现象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与基督教在印度教社会和伊斯兰教社会中的遭遇具有类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在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基督教信仰受到了另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的抵制,而在中国它所面临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无神论特点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轻视鬼神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造就了普通中国人的一种常识观点,即一个精神状

 


[1]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21页。

[2] 关于目前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具体数字,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000万,美国国务院关于世界宗教情况的考察报告则认为,中国基督徒人数为1亿人。学者们通常采取一种折衷的估量方法,即认为中国目前的基督徒约为5000万左右。

[3] 尽管中国基督徒的“四多”现象近年来似乎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基本态势仍然是不可否认的。此外,近年来在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基督教文化热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基督教信仰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