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 – 高师宁

是人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的证据。而伴随着现代工业革命之发展而来的现代都市,是以现代工业作为基础的,除了在规模上大大地扩展了之外,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的密度也越来越大。更主要的是,城市化大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乡村或小城镇与城市尤其是现代城市的重要区别,我们可以借用两位学者的论述来说明。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曾经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社区与社会──来表述人类社会的两种群体。在此,我们可以把乡村和小城镇视为“社区”,把城市和大都市视为“社会”。滕尼斯认为,在社区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密切、和睦的,其主要形式有:亲属、邻里、友谊;社区生活类型的现实形式便是家庭、乡村及借助和睦感情、伦理习惯与宗教信仰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它们分别基于血缘纽带、感情和团结精神。因此在社区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以原始自然感情的一致或本能的伦理良知为准则。而在社会中,人的关系却是分离的,因为人们在感情上是疏远有间隔的,其关系是建立在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之上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基于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自由行动;社会生活类型的现实形式是股份公司、大都市、民族国家及整个工业社会,其所依据的原则是人们相互约定的常规、政策与公众舆论。[1]

根据滕尼斯的表述,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农村与城市的主要区别:在农村,熟人网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个人与环境和和他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个人的大多数日常活动中受到传统的共同习惯与群体要求的支配,社会流动很少,社会群体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人们从事的职业相对稳定。由于农村规模小,大多数人彼此相识而且常有来往,人际关系相对密切,一家有事,大家帮忙,人们更注重整个群体的利益和活动,持有的价值观也十分接近。在现代社会的城市里,“陌生人”是社会组织的特点,“需要网”占有重要的位置: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属于需要,如因生活需要而与售货的、修鞋的、卖肉的等交往,因教育的需要而与有关的教师交往等等,这类交往更多地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而只是角色之间的交往,任何人都仅可能认识同一城市中的极少数人。因此,在范围宏大、人海茫茫的大城市中,个人的行为有时甚至一个群体的事情都不再可能引起广泛的注意,人际之间的关系淡漠且疏离。这种状况正如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 )所言,如果现代城市的居民们要严肃地对待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对每一种新的情况都表示兴奋或惊讶的话,那么社会生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2]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以相同的社会背景、相同的职业、相同的种族或民族、相同的出生地为基础的小团体出现了。这些团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因而形成了若干个亚文化圈,但是它们之间相互也没有往来。在现代大城市中,社会秩序的基础体现是“钟表和交通信号”[3],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依据是法律,而不是传统社会中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人的承认”或“无形的舆论”。

乡村与城市、小城镇与大都市在上述各方面,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着的这种巨大差异,受到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全方位的、深

 


[1] 参见郑也夫:《西方社会学史》,第31—32页,能源出版社,1987。

[2]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册,第728页,商务印书馆,1991。

[3] 沃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 转引自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册,第7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