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 – 高师宁

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不断地加强和扩展这种差异(就城市而言),另一方面它又在缩小和减少这种区别(就农村而言)。这样一种两面性的影响,当然也必然涉及到城市与农村的宗教状况。

 

二、城市化为中国基督教带来的变化

从世界几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与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的城市曾经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在现代社会,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便利,也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就中国的状况而言,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初期,主要也是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和华中地区的大城市和城镇发展的,广大的农村并没有成为基督教的主要阵地。基督教这种传播路径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村交通不便、人口分散等各方面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传教策略相关。明末清初时期,以利马窦为代表的传教策略主要走的是上层阶级传教路线,即以少数士大夫为传教对象。然而,基督宗教最终在中国的发展规模却是农村大于城市。据统计,目前至少有80%的基督徒生活在广大农村,城市信徒在所有信徒人数中只占15—20%。[1]尽管如此,总体的事实是,中国基督教飞速发展的时期,是在1979年“文化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之后,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之时期。城市化过程带来的巨变(例如个体角色、生活经历、环境的转变,城乡交流的扩展等等)和各种不确定性(从个体前途到团体未来甚至到国家命运的不确定性),也成为基督教徒人数急剧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城市化的结果之一,是原有城市变成城市群,或者说成为更大的城市、周际城市、卫星城市等等,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大量人口涌入了大城市[2]。就大城市的基督教会而言,受这种影响最明显的可见变化是,1、教会规模急剧扩展,信徒人数快速增加。例如,近年来北京城区的几大教堂都在原址上扩建,每个教堂每周日至少有三场崇拜,每场参与者都在千人以上。2、教会类型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体现在几个主要方面:除了建制度教会之外,还出现了许多非建制教会(或称家庭教会),[3]其中包括以行业特征为主的聚会,如商人团契、医务人员团契、艺术家团契等;以群体特征为主的聚会,如民工团契、老人团契、家庭主妇团契、夫妻团契、大学生团契、盲人团契等;以某一(私营)单位为主的聚会,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私营单位领导是基督徒的地方;以及以家庭为主的朋友聚会等。3、教会活动的多样化——除周日的崇拜、节日(尤其是复活节、圣诞节)的活动之外,还有由教会举办的以年龄、姓别来划分的查经班、各种进修班甚至包

 


[1]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既有传教方(传教士人数大量增加,传教路线已从上层社会转入社会下层,从沿海深入内地等)的原因,亦有农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艰难贫困尤其是生病却无钱医治,而且没有别的改变眼前现实的途径),使其对于信仰需求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城市居民的原因,更有中国社会内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2] 例如,改革开放后二十年间,北京城区从二环(路)扩展到五环(现已到六环),每五年就有一个新北京出现;而北京的人口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有1382万,其中流动人口达300多万。

[3] 尽管非建制教会出现的原因有许多,但是,“城市扩展”这一因素也是必须考虑到的。如前注所述,北京城在扩展,人口也在不断地增加,基督徒自然也在增加。而市区内仍然只有5所教堂,尽管它们也在不断地修复扩建,但还是远远跟不上北京城扩展的步伐,跟不上基督徒增加的速度。根据本人的调查,为了参加教会崇拜活动,许多人在周日要花一两个小时辗转几趟公车才能到达最近的教会,因此,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就近参加基督教活动,这也是非建制教会增加的一个因素。在我调查过的507个基督徒中,209人换过教会,其中因为离家近这一原因而选择非建制教会的比例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