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 – 高师宁

括收费服务的学习班、交游活动。4、参与活动人员的多样化——除了信教者之外,还有慕道者、好奇者、怀疑者、观光者,做客者[1]以及外国朋友等等,因此各大城市的教堂几乎都是人满为患;5、教徒结构的多样化——过去我们用“三多”(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来形容基督徒,但现在这种情况在城市教会已有极大改变,信徒中年轻人、教育程度高者在不断增加,男女信徒的比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信徒从事的职业各种各样,经济收入明显提高,[3]信徒经济收入的差距也十分明显,以至对教会的奉献捐款千差万别。6、信徒成分的多样化——有本地信徒也有外来信徒,外来信徒常又会以其地域来区别自己与其他信徒。7、信徒反映问题的多样化——对于城市中大多数物质生活已经不成问题的信徒来说,社会变化带来的精神问题比过去更复杂更多样,心理问题、情感问题的比例上升,而对于城市新居民信徒来说,他们的问题更多地与其生存、生活困境相关。8、教会社会活动的多样化——除传统的济贫救灾之外,关注社会公众事业、参与学术会议、发行出版多种书刊,等等。9、教会内面临的问题的多样化——除了与社会各方面交往所遇到的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传统认同、宗派认同的问题;此外,由于有外地信徒的加入,还面临着地域认同问题。[4]

城市化的结果之二,是新兴城市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出现。由于城市的扩展,在过去纯属农村的地方,或者变成了城镇,或者成为农村与城市的汇聚地;而过去曾经是“乡下人”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城里人”。这种社会地域和地位的变迁,带来了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巨大变化。在新兴城市,教会发展的特点也许可以总结为百废待兴——从活动场所的“修、改、建”,到精神方面的解饥止渴。由于这类地区或者过去的教会太小不能满足需要,或者根本就没有教会,教堂建设成为发展的重点,新兴教会(多为非建制教会)飞速增加。此外,在“城乡结合”地带,有一个共同的变化在许多教会尤为突出,即教会成员或参与活动者由“纯”变“杂”——从完全的城市居民,变成老城市居民与新城市居民即曾经的城市人与农村人。近年来,到城市打工求生的农村人口不断增加,由于经济上的考虑,许多人都居住在城郊,因此,城乡结合地的教堂也成为他们周日参加崇拜的场合。这种“杂”的掺入,改变了原有教会成员来源的单一,为教会带来了新生血液和鲜活的生命。

在逐步变为城市的过程中,原有的农村教会发生的变化大致可以有两种状况。1、完全消失。在这种状况中,农村已不复存在,农民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有的“农民阶层”已经完全消失,原有的农村教会也不存在。新的城市居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建构其宗教生活的家园。2、急剧萎缩。这种状况所指的,是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将周边农村不断蚕食,还未被完全城市化的农村也几乎

 


[1] 例如笔者在北京非建制教会的参与观察发现,参与教会崇拜活动中的许多人是来自中小城镇或农村的中老年人,他们到大城市来看望子女且暂住大城市。

[2] 以北京某聚会点为例。该聚会点在十年中由一个小聚会点发展到八百余人的大教会,每周日有三堂崇拜活动,第一堂多为50—60多岁的老人,第二堂基本上是高校在校学生,第三堂主要是年轻的白领阶层。就性别比例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上海的基督徒男女之比大概为1:4,现在为2:3左右。

[3] 在5·12大地震的自愿捐款中,北京的一个聚会点一天就捐了近20万元人民币。

[4] 例如北京缸瓦市教堂和宽街教堂出现的教派认同问题,上海沪北区基督教北堂中温州人的地域认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