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 – 高师宁

只剩老、妇、小等留守人员。在这些地方,原有教会尽管仍然存在,但却成为没有青壮年的教会。即便周日在家的青壮年甚至少年,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教会,他们更愿意骑上摩托车到城市教会去做崇拜,更喜欢城市教会里的讲道、热闹、活跃。在一些地方,随着教会骨干进城打工,有的缺乏正规的教牧人员,有的甚至没有教牧人员,原有教会不断萎缩;还有一些地方,过去周日举办崇拜的教堂,变成了老人叙家常、女人做针线活,孩子吵闹玩耍的公共场所。

城市化结果之三,是对许多农村的巨大冲击。首先,城市化过程大大地加速了那些地区的农民的分化,这种分化包括职业的分化——许多人虽然居住在农村,但不再从事传统农业,而成为各种专业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有些人甚至成为乡、镇企业的雇员或企业主;生活范围的分化——许多农民不再眷念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离乡背井去城市闯天下,逐渐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服务方面的主力军;农业结构的分化——即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徒,也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处境之中,从过去以种粮食为主,生活上自给自足到从事多种经营,主要为市场服务。第二,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扩展了其眼界。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冲击。第三,打破过去单纯的人际关系(有的地方家族、宗族的传统也受到极大冲击),城乡联系更多、更广,人口的流动加速,外来人口增加,生活的色彩也相应增加。第四,农民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快速改变,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保守与进步等意识的对立与碰撞也日益加剧。

这样一些变化也必然给农村的宗教生活产生影响。如前所述,城市化使得许多农村教会急剧萎缩,尤其是教会骨干和教牧人员的流失,已经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成为农村教会的最大问题。此外,教会功能的弱化和民俗化是受城市化影响的主要方面。一方面,一些农村的教堂原来兼有村聚会中心的功能,除了崇拜活动之外,农忙之余也是村民在一起聊家常、摆龙门阵的地方。教堂也是消息发布站,一家有事全村知。然而这种影响开始被单家独户家庭中的电视机、录相机、DVD和电脑逐步取代。另一方面,一些农村教会更热衷于红白喜事、节日演出,希望通过这些民俗活动来扩展自身的影响。此外,“赚钱”、“思变“的观念影响到许多信徒(尤其是年轻人),过去,贫困被认为是上帝的意思,许多信徒安然接受,不曾想到去改变这种状况。现在,在经济扛杆的带动下,许多信徒开始意识到,贫困不是基督徒的特征。赚钱只要手段正当,就应该赚,而且能够多赚就多赚。[1]他们不再安心于祖辈的处境,为提高或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连星期日都在挣钱,不再把上教堂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外出打工农民的回乡,促进了城乡交流的增加与便利,农村教会有机会得到各类帮助,增加了有关基督教方面的各种资源。此外,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过去只接受过一点圣经教育的基督教村民,如今其子女能够外出读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甚至到国外,使得在农村住了快一辈子的父母有机会到城市甚至到外国去开眼界,他们对农村教会也产生了

 


[1] 仅在浙江麻蓬、温岭、平阳三地区,认为教徒可以做生意当老板的人在教徒总数中的比例,分别为91.2%、53.8%和68.6%;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经商活动与信仰无关,换言之,他们开始把信仰生活与世界生活视为不同的领域。参见陈村富:《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东方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