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 – 高师宁

新的要求。

 

三、中国基督教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在此,我们不是泛泛地讨论宗教的功能,而是特别关注在城市化进程中基督教所发挥的作用。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人口的过程,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就是大量人口趋向城市,农民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导成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亿多农村青壮年迁移到城市。[1]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是农民的市民化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并非只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它还包括对进入城市后的农村人的整个人格的尊重,让他们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子女能够有书可读有校可上,老人及家属能够有房可居,可以享受一切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各种适合他们的技能培训等等。一言以蔽之,城市化不是只需要农村的廉价劳动力。

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做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只有城市和农村这种二元结构,而且,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又使这种二元处于几乎完全割裂的状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割裂之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化带来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因为我们的管理者和城市居民并没有把农民工当作城里人,我们的许多政策还区别对待城里人和农村人,各种不公正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民工在城市中还只是二等甚至三等公民。正因为如此,视农民进城是抢城里人的饭碗、视农民素质低劣,是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源等等“恐农情绪”以及公开的和隐蔽的“鄙农”、“厌农”歧视,在城市中处处可见。

就城市中的农民工而言,他们自然属于少数。他们来到城市,割断了过去的一切社会关系甚至传统,尽管城市人海茫茫,但他们仍倍感孤独,尤如被抛在荒岛之上。为了生存,他们从事的工作危险、艰辛、沉重、报酬少、无保障等等,几乎是城市居民不愿承担的。他们中有的人没有单位,甚至没有身份,无疑处于城市的边缘,生活在最底层,默默地承受着各种不公和歧视。城市与农村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必然使他们受到极大的冲击,必然引起许多问题。谁来关注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谁愿意给予这些处于边缘人群有效而持久的帮助?谁能够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精神家园?

尽管许多城市的基督教会在上述问题上还做得非常不够,但是,事实上基督教会却成为城市中第一个最不带歧视眼光迎接进城的农民工的团体,[2]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会成了农民工精神心灵寄托的唯一家园。我们以北京建制教会的两个教堂为例:从2004年到2006年复活节止,在崇文门教堂受洗的外地人分别占到受洗信徒的56.5%、

 


[1]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为9400万,其中跨省的为4000万,仅四川一省就有1300万人弃农务工,其中出省的有700万。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的数字是1亿2千万。(参见黄剑波:“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基督教”,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编《第三届汉语基督教研究圆桌会议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其他宗教团体包括天主教,因为各方面原因,都不会主动去接近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