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 – 高师宁

43.2%、55.65%;2005年复活节、圣诞节和2006年复活节在珠市口教堂受洗的外地人占受洗人数的比率分别为:68.9%、65.31%、69.1%。尽管在此的“外地人”并非全都是来自农村,但其中农民工的比例相当高。[1]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教会的出现。在北京,一个由主要由安徽、河南民工信徒建立的教会系统,2001年开始时只有三对夫妇,在短短的不到五年时间内,已经发展了27个聚会点,而后成为会众人数超过1000的大型教会。[2]从这个教会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状况下,农民工在精神上、心灵上、心理上、人际关系上需要帮助、需要关心的饥渴状态。尽管农民工教会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它们对于极需关怀的生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面对生存困境的同时,农民工还面对着巨大的诱惑。城市的繁华和物质的丰富,城里人喝咖啡、唱歌跳舞的悠闲,城市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开放与自由……所有这一切,不仅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刺激和诱惑。面对这些花花绿绿的生活,他们自然会从不平产生不满,从强烈的自卑中产生各种欲望,有一些人走向了罪恶的深渊,[3]更多的人是在这种诱惑中苦苦挣扎。但是,当他们走进教会,尤其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之后,信仰成为拯救他们远离罪恶的有效力量。“我是一个基督徒”时时刻刻提醒着许多农民工信徒,而圣经中耶稣基督卑微出身和贫穷的形象,轻看世上的地位、财富,注重天上的荣耀的教导、上帝的惩罚、最后的审判等基督教教义,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成为支持他们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信仰中找到了自己的尊严、有了一份自信心。这种道德上的作用虽然并不能使每一个进教堂的人都变善,但是,其力量是不可能低估更不能忽略的。

这种道德作用还明显地反映在属于少数的农民信徒企业家身上。脱离农民身份在大城市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信徒并不多,但在新兴城市中这类企业家却不少。当其事业有成之后,其企业为一批又一批乡亲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这类信徒企业家将自己的信仰带入了经济活动和企业的管理之中,他们提出了“做生意先做人”、“品格第一”的原则,提出“阳光利润——让大家了解,透明赚钱;道德利润——让对方(即客户)舒服、高兴成交;良心利润——让自己高兴安心;最后才是经济利润”的办企业宗旨,这种把经济利润置于最后的做生意的态度,自然是因其信仰所致。此外,许多基督教农民企业家还强调“感恩”、“爱心”、“诚信”和“信心”,并用这些价值观来管理企业,教育所有的员工,与今天盛行的“无商不奸”的欺骗、奸诈相比,这样一些来自基督教的价值观不仅使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员工受到教育,也使他们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这些农民企业家自身的行为,尤其是在已经成为稀有资源,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缺失的诚信方面的行为,影响了刚进城的农民工人,加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

 


[1] 参见艾菊红、黄剑波:“都市场边缘的陌生人——农民工基督徒的信仰和社会生活”,《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宗教社会学研究”专题,2007年春。

[2] 同上。

[3] 这也是城市人“恐农”心理的理由。